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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

5745-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6节

小说: 5745-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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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当家难靳云鹏:再当总理是王八蛋(1)

    靳云鹏:谁再当总理谁就是王八蛋!    
    靳内阁的六大难题    
    背景: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奉系也参与直系一方作战。皖系兵败后,段祺瑞下台,北京政府由直奉两系共同把持着。    
    以前北京政府只有一个“太上政府”,段祺瑞失败后却换来了两个“太上政府”,如果直系军阀曹锟、奉系军阀张作霖不点头,北京政府对任何问题就休想放手进行。由于曹、张之间争权夺利存在严重矛盾,在某些问题上一个点头一个不点头,也使北京政府不知何所适从。下面一些问题,都是北京政府面临到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内阁总理靳云鹏吩咐京汉,京奉两路局开出专车,分赴保定、沈阳两地,迎接曹、张二人到北京举行会议,以便统一步骤,决定施行。    
    第一是国会问题。皖系失败后,段祺瑞所造成的安福国会(新国会)自动宣布停会。广州虽有一个旧国会,它和北方唱的是对台戏,北京政府当然不肯把它恢复起来。因此,北京政府通令各省,根据旧选举法进行国会的改选。这一措施,意在使新旧两国会同时消灭,南北双方各得其平,同时根据南方所坚持的旧约法进行国会的选举,南方在法律问题上占得上风,护法旗帜不再适用,由此可以达到和平统一。其实,这一措施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徐世昌的总统地位是由安福国会产生的,而安福国会则是由新选举法产生的,现在舍新取旧,就是承认自己为非法总统。但是,这一措施并不能满足南方的要求,南方所争者为恢复旧国会,对北京政府的改选命令置之不理。同时,皖系军阀、浙江督军卢永祥首先反对改选国会,其他北方各省也大多不热心进行这种选举。因此,在国会问题上,北京政府既不能统一南方,又不能统一北方,而使北方长期陷于无国会的状态中。北京政府希望曹、张两人帮助解决北方各省改选国会的问题。    
    第二是内阁问题。靳内阁的财政总长周自齐、交通总长叶恭绰,都是旧交通系分子。该系首领梁士诒自己企图组阁,于是发生了以叶恭绰为核心的倒阁运动。该系向来掌握本国的交通事业和银行事业。这时北京政府假统一的戏法已经被戳穿,不能骗取外国借款,而在旧交通系的把持下,本国银行团又拒绝予以支持,因此1921年年初,北京及全国各地涌现了一片“闹穷”的浪潮。军费积欠达八九个月,各省军阀催款的电报雪片似的飞来。由于军费积欠过多,各省兵变也就一个紧接一个,仅就1、2两月而论,张宗昌所属暂编第一师在赣西兵变,造成了江西人民的巨大损失,后经江西督军陈光远派兵解散;宜昌、沙市的兵变,焚掳更为残酷,扰及外国商店,引起了外交团的严厉干涉,并且发出了宜昌开辟租界和驻扎外国军队的种种叫嚣;保定为直系的大本营,第二十三师为直系的精锐部队,也因欠饷而引起兵变。各省军阀因为催款无着,便在地方上截留国税,大肆搜刮,如冯玉祥在信阳扣留京汉路款,李厚基在福建滥发省库券,王占元在湖北擅办地方公债等。在北京城内,参谋、陆军、海军等部部员组织了“索薪团”,将军府将军自请给资遣散,一时北京各部有“灾官”之称;随后北京教职员也组织了“同盟罢工”,大专八校学生掀起了“读书运动”,“闹穷”的浪潮几乎把内阁冲倒。在这期间,由于旧交通系采取了“财政倒阁”的手段,使靳与他们的关系恶化到势不两立的境地。旧交通系与奉系军阀早有勾搭,徐世昌暗中也支持他们,所以靳的“智多星”张志潭(内务总长)向靳建议,邀请曹、张两人进京帮助改组内阁,以便驱逐旧交通系分子下台。    
    第三是“援库”问题。1921年2月4日,外蒙第二次宣布独立,褚其祥旅、高在田团突围退出库伦。北京政府希望张作霖派兵“援库”,张借口积欠军饷不肯出兵。后来虽然拨发了一批军饷,张仍按兵不动,这个问题也必须当面解决。    
    第四是直奉两系权力地位的分配问题。李纯死后,张作霖企图伸张势力于长江流域,竭力保荐儿女亲家张勋为苏、皖、赣巡阅使。长江本属直系的势力范围,当然不肯相让,而苏、皖、赣三省人民也因张勋是臭名昭彰的复辟犯,誓死反对,张作霖便改荐张勋为察、热、绥巡阅使,并保荐奉军第二十八师师长汲金纯继任热河都统,想把西北地区也并入“东北王国”之内。热河都统、淮军老将姜桂题与徐世昌的关系很深,徐替姜说情,并于1921年1月26日任命张勋为热河林垦督办以敷衍张作霖,但是张勋不要做这个“古怪官”,跳起脚来骂北京政府跟他“开顽笑”。张作霖的另一步骤是排斥了鲍贵卿,调任孙烈臣为吉林督军,升任吴俊升为黑龙江督军。此外,直奉两系争持最烈的,还有特赦安福系政治犯的问题。张作霖竭力拉拢皖系和安福系的残余势力,首先保释了段芝贵,直系大为不满。为了调和直奉感情与平均分配权力,靳内阁认为也有召开会议的必要。    
     第五是裁兵问题。靳吹嘘在他的任内裁去了边防军、西北边防军、第十一、十五两师以及张敬尧、吴光新,张宗昌等军队约达20万人,这是“闭着眼睛瞎吹牛”,这些军队都是战败被解散的。而另一方面,战胜者新扩充的军队,大大超过了战败被裁的军队,因而全国军队的数量,较之战前有增无减,靳就避而不谈了。    
    第六是和平统一的问题。这一时期,直奉两系都主张援助桂系反攻广东,或者拉拢陈炯明以拆孙中山的台。同时,湖北督军王占元取得了“壮威上将军”和“两湖巡阅使”的头衔,继李纯之后成为长江三督的领袖,俨然也是一个大军阀了。他的地盘接近西南,对赵恒惕、刘湘等极尽拉拢之能事,而这些宣布“自治”的南方军阀,也正需要与北洋军阀和平共处,便与王占元成立了川鄂联防条约,湘鄂赣联防条约,相约互不侵犯。王占元和西南各省的“善邻”关系,成了他的一笔政治资本,经常捏造情报,吹嘘他拉拢某人已经成功,某省不久即可取消自治。北京政府正在企图实现“统一”,以便向四国银行团进行政治大借款,如果西南“自治”各省归附北方,剩下来的只有广东一省,统一问题就好办得多。正是这个原因,靳云鹏便邀请王占元也到北京来参加会议,讨论和平统一问题。    
    谁再当总理谁就是王八蛋!


第一部分:当家难靳云鹏:再当总理是王八蛋(2)

    1921年4月25日,王占元到了天津,会议就在这天开始。这次会议,当时被称为巡阅使会议或者北方四巨头会议。它和以前的督军团会议有所不同,督军团会议是军阀和北京政府唱对台戏,而现在曹(锟)、张(作霖)两人实际上就是北京政府的主人,并不需要打破现状,他们的目的只求取得协议,以便进行政治分赃。王占元虽也被邀参加,只是忝参末议,无足轻重,因为他的实力远在曹、张两人之下。    
    这次会议只算得一个碰头会。会议地点在曹家花园。发言最多的是张作霖。他提出了帮助桂系“讨伐”孙中山的建议,他说绍轩(张勋)的旧部新安武军有二万人在江苏、安徽两省,可用以“讨伐”南方,因此任命绍轩为苏皖赣巡阅使,叫他负起这个责任,是适宜的。曹锟不便正面反对,便提出先解决“援库问题”,派张勋为“援库总司令”的另一建议,张作霖也不同意。其实,这两人对于“讨伐”南方和派兵“援库”都不热心,其真正目的,一个要伸张势力于长江流域,一个要保持自己的势力范围。    
    正式会谈只有27、28两天。27日,他们决定联名发出谴责孙中山的电报,列名者为曹锟、张作霖、王占元、陆荣廷、谭浩明、陈光远、卢永祥、齐燮元、田中玉、赵倜、张文生、李厚基、阎锡山、孙烈臣、吴俊升、蔡成勋、杨增新、陈树藩、姜桂题、张景惠、马福祥、吴佩孚、何丰林,各省省长也被拉入。这个电报痛斥广东选举总统,破坏统一,但未提及“讨伐”的话。电报发出后,皖系军阀卢永祥、李厚基、何丰林都因事前并未征求同意,代为列名而大为不满。    
    28日讨论财政问题,列席会议的直隶省长曹锐(曹锟的兄弟)埋怨内阁在分配军费上颇欠公平:直军欠饷平均达半年以上,奉军欠饷不过两月;在最近的一个时期内,奉军借口“援库”,先后领到军费200万元和开拔费100万元,而直军仅领到50万元。这些话刚说完,靳云鹏就不以为然地说:“四哥,你不懂得当家人的苦处,到处扣留国税,却张口向中央要饷。你来当当家何如”。曹锐听了这句话,不禁心头火起,哗喇一声,拿起茶杯来向靳的头上抛去,口中喃喃地骂道:“你不配当家就得滚蛋!”这样一来,靳当然受不了,便也跳起脚来大声叫喊:“谁再当总理谁就是王八蛋!”张作霖看见这个势头,连连跺脚说道:“糟了,糟了!快快替我预备专车,让我回去!”     
    在这出“探亲相骂”的活剧中,能够做和事老的只有王占元一人。他左面一拱,右面一揖,劝大家平心静气讨论问题,不要伤了和气。可是靳的火气一时不能平复下来,他打长途电话叫内阁替他预备辞呈,把内务总长张志潭、农商总长王乃斌叫到天津来办移交,并将眷属接回天津。    
    这个消息当天传出来,全国为之哗然。于是曹、张两人又打电报到北京,请求查禁这种挑拨是非的“谣言”,而徐世昌也就照办了。29日,张作霖、王占元摆下了和事酒,曹锟、靳云鹏都到了,曹锐仍然负气不肯来。当天曹、张、王三人发出了一个拥护内阁的联名电报,靳的面子赖以挽回,也就不再提辞职的话了。    
    接下去的几天,这几位“大人物”每天搓麻将、叫堂差,干的都是些饮酒取乐、征歌选色的事情。他们经常向北京政府哭穷闹饷,可是赌起来手笔却很大,输赢动辄数十万元。靳是固定不移的输家,这倒不是他的手气场场不好,而是他逢迎“太上政府”的一种变相贿赂,好在这笔钱不要自己掏腰包,可以在总理交际费项下报销。他还叫财政部拨出30万元以供大帅随员们吃喝嫖赌之用。


第二部分:军阀PK台奉天湖北都督之争(1)

    王占元赶走段芝贵,张作霖赶走张锡銮    
    (1915~1916年奉天与湖北两省的都督之争)    
    在师长一级的各省军阀中,首先打击袁的威信的是北洋军第二师师长王占元。国民党“二次 革命”时,第二师开进湖北,王就自居为湖北都督的唯一候补者。不料黎元洪调往北京后, 袁把段芝贵调到湖北来,使王大为失望。段经常往来于北京、武汉之间,当离开湖北的时候 ,军务由王代理。王自然看不起这个赤手空拳的上司,而段也不满于王目无长官的态度,曾 电袁揭发王不可靠,这个密告被王得知,忿而向袁辞职,袁又不敢批准,曾派少将方印础到 湖北调和段、王之间的感情,一面升王为湖北军务帮办,以平其气。可是这种迁就态度反而 推进了王的野心,王更加看清楚这个威权极盛的大总统,不过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对他只 有采取更强硬的态度,才能取得自己更高的权位。    
    段因不能忍受部下的压力而进京辞职。袁又认为段是本人的心腹大将,湖北的地位很重要, 王占元还没有做上将军的资格。袁根据清朝制度,在驻有总督的省份设立上将军,驻有巡抚 的 省份则设将军。湖北是有总督的省,如果派王占元继段之后而为上将军,又将引起各省将军 的不平,这也是不愿以王代段的原因之一。而更为重要的是要维持本人的威信,因此不止一 次地劝段仍然回到湖北。段每回到湖北一次,王的态度就更加骄横一次。袁打算保全段的地 位而将王调为另一省的将军,但各省将军都很难调动,不能实现。这一情况说明,在袁权威 极盛准备做皇帝的时候,就没有力量控制北洋派。这是由于这样一个建筑在个人利害基础上 的军事集团,是不可能做到持久团结而不产生裂痕的。    
    1915年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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