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51-苦婚-第2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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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也可以这样说，在上述投身“二奶”的女性里，只有阿妹没有在家乡遭遇过婚恋悲剧。因为阿妹还只有16岁，不仅在家乡，甚至来深圳后也还没有到谈婚论嫁的年纪。就是这样一个豆蔻年华的美少女，偏偏做了港人的“小”！
“我周围的那帮人，都是坏人。同乡不是好东西，假如不是他们骗我的话，我哪里会落得这样下场！”时至今日，提起同乡，阿妹仍是火冒三丈。阿妹在深圳曾被人强奸过，说到底，都是老乡惹的祸。
1998年年初，一个清冷的冬日。阿妹在一位同乡的带领下，和两个同乡女伴，来到了她现在居住的这个村。在这里，有位同乡开了一间发廊，急需洗头妹。她是作为熟手，也是看在“亲不亲家乡人”的情谊上，被招进去的。
发廊不大，有种暧昧的气息。发廊原有３位“发廊妹”，但统统不会洗头，只会和男人抛媚眼。阿妹原先在老家的发廊里学过徒，就和同时招进来的两位女同乡一起，挑起了发廊的大梁。
发廊对面一栋出租屋里，有一套四室二厅的单元，是老板租的员工宿舍，先来的３位“发廊妹”一人霸一间卧室，阿妹３人只有睡客厅。
每天，常常有陌生男人在员工宿舍里进进出出，都是那３个人领进来的，一来就关上卧室的门，随后就是淫荡的调笑声和响亮的叫床声。３间房间动静不断，使客厅里的人无法睡觉，阿妹就用被子死死地捂住耳朵。
３位老“发廊妹”赚钱又多又快，穿着打扮也引领新潮流，很自然地看不起勤巴苦挣、老实本分的阿妹３人，６位女孩自成两派，明争暗斗成了家常便饭。
白天，３位“发廊妹”只是做做样子，真正卖力的还是阿妹３个。老板根本不是好东西，常常引诱、唆使阿妹３个人去干那种出卖肉体的事：“赚得多快哦，马上就可以给家中寄钱了。”
阿妹３人不干出卖肉体的勾当。她们起早贪黑地苦干了两个月，结果一个子儿也拿不到。老板哭丧着脸说没有钱发，谁叫她们不干那个事呢？
阿妹３人中有一个是结了婚的，老板先从她身上打开缺口。
一日，一位港客看上她，就对老板说：“呢个女仔的手法好温柔，替我松松骨，好不好？”
老板乐颠颠地催促结婚女说：“去，去楼上松松骨。”
结婚女离开发廊先自走进了宿舍，不到５分钟，老板带港客上门来让她“松骨”。
慢慢地，阿妹３人中的两个人都做了“小姐”，她们干一次可赚300元。钱来得又快又多，出手阔绰了，也经常给家中寄钱。写信或打电话时总是欺骗父母说：她们是凭技术吃饭。两个女伴对阿妹更加友好起来，整天哄着她，大家心照不宣的是，阿妹回家乡千万不要乱讲话。
老板对最后一位守身如玉的阿妹，自然加紧了攻势，常在她耳边聒噪：“你那么小，懂什么？深圳就是一个需要钱的社会。你要是有钱，哪个在乎你是不是‘处女’，是不是守身如玉呢？”
“不管怎么样，我不会听你的。”阿妹态度很硬，这让老板很不好办。
（二）
阿妹的厄运来临时，她还浑然不觉。
一日，３位小姐中的一位要“解甲归田”了。老板在一个大排档请客，吃顿告别饭。陪席的还有老板的３位同乡，也就是阿妹的同乡，他们３个小青年在家乡打架砍伤了人，躲到深圳来避风头。几天来，大家凑在一起聊聊天，打打牌，阿妹和他们也混熟了。
在老板的授意下，３个男孩拼命灌阿妹喝酒。一杯白酒下去，从未喝过酒的阿妹就瘫成一块软塌塌的泥。阿妹挣扎着，摇摇晃晃地一个人跑进发廊的小休息室睡觉。
第五部分第19节 是谁“引领”她们走向不归路？（2）
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阿妹正在腾云驾雾之时，忽听铁门响了，一位男孩走进发廊，阿妹以为他是来拿东西的，又昏昏睡去。不一会儿，铁门被男孩反锁起来，阿妹吓得坐了起来。
“你，你干什么？”阿妹酒醒了一半。
男孩不说话，睁着一双被酒精烧红的眼，将阿妹按倒在床上说：“他们都跟我打赌说，你是‘处女’，我偏不信！”
阿妹疯狂地、拼尽全力地大声呼救。
“叫什么，尽管叫吧！”男孩在与阿妹的撕扯中，不停地嗥叫着，“老板叫我来的，铁门也是他叫锁的！你那两个同乡姐妹也同意，叫我来帮助你，帮衬你也能挣很多钱，你就不会回老家去说三道四了……”边说边把她压在身下。
阿妹一下子掉进一个深不见底的深渊里，不停地掉下去掉下去……
阿妹清醒过来后，上楼收拾自己的东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发廊。
她跑到一个同乡男孩子那里，睡了两天两夜，也哭了两天两夜。阿妹惟一的念头，就是寻死。对于阿妹这类保留传统观念的打工妹来说，破坏了她的贞操，等于破坏了她一生的幸福。
阿妹痛下决心不做发廊妹，又没有其他谋生手段，年纪小嫁人也不容易。她前思后想，找了一条不劳而获的路，那就是请人介绍，做了“二奶”。阿妹自我解嘲地说，在人们眼中，一个农村妹做了发廊妹，即便你没有做“鸡”，人家还是会用有色眼镜来看待你。既然如此，干脆让一个男人包下来，也比人皆可夫要好。听了她的话，我内心一片冰凉。一个纯洁的女孩子，在那种染缸里待得太久了，也就慢慢地被腐蚀了心灵，很难用正常的心态来看待和处理问题。
阿妹在被强奸后，没有考虑如何去告发老板，告发那个强奸她的人。“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乡里乡亲的，告什么告？阿妹只有打掉牙往肚子里吞。后来，经两位同乡先后介绍，她先后被两个港客包养。对于文化不高、信息不灵的打工妹来说，在没有任何社会团体帮助她们维权的情况下，老乡是她们最大的信息来源，也是她们的支持系统。在这个支持系统全盘失灵的情况下，阿妹的悲剧将是不可避免的。
（三）
前面已经说了，阿妹是被同乡拉下水做“二奶”的，阿婷则是被亲生父母或亲戚送上这条歧路的。
在第二章与第十章中所讲到的怀孕的阿婷，那个渴望与所谓老公过一个团圆年的阿婷，川西山区人，今年23岁。她是被表姐拉下水的。
阿婷表姐先她一年来深圳，在关外一家工厂打工。有一次，像烂膏药一样胡乱贴在公共汽车站牌上的一则小广告，引起她的兴趣：招收月薪两万元的公关人士。不限年龄，只需漂亮，有意请电某某某。看着广告上几乎不成问题的应征条件，阿婷表姐有些奇怪，天下哪有这等好事？
其实，这是那些单干的“鸡头”专门猎取“雏鸡”的信息广告。阿婷表姐不知内幕、不知凶险，打了个电话试试。对方热情洋溢地欢迎她加盟，约她在一家小型招待所见面。见面后，听明原委，阿婷表姐说不干。对方是个壮实的中年男子，一身横肉，当即把她打了个半死。这家招待所原本是家黑店，是个淫窝，立即将她严加控制起来，不给饭吃，也不给水喝。在万般无奈中，她不得不开始卖淫。这家对外营业的招待所，有一项没有写在纸上的服务项目：陪睡，设最低消费标准。阿婷表姐在“服务”时，结识了一位对她有情义的港客。不久，过上了相对平稳的“二奶”生活。
那时，阿婷已经在深圳打工，在一家服装店帮人卖衣服。阿婷表姐出于“有福同享”的热情，逼着港客给表妹找一个香港人。大约一个月后，表姐把她请到家，指着丈夫身边的一个老头说，这个人，就是帮她物色的香港对象，人家是认真的，将来是要同她结婚过日子的。阿婷只有17岁，既不点头也不摇头，稀里糊涂地在表姐的祝福下，“嫁”给了香港老头。她不知道，表姐笑嘻嘻地从香港老头那里拿到了5000元的介绍费以及3000元“开处”费，一共8000元。
第五部分第19节 是谁“引领”她们走向不归路？（3）
事后不久，当阿婷知道“老公”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娶”她时，就去找表姐讨个说法，表姐却笑着说：“这是行规呀，傻妹子。”阿婷气得掉头就走，此后，她再也没有答理表姐。
也就是这时候，阿婷知道“老公”不愿也不可能跟她结婚。她不想做人家的小老婆。事实上，“二奶”比小老婆的地位还要低贱。至少，小老婆，或者说姨太太、小妾，用《红楼
梦》里凤姐儿的话说是“半个主子”，虽说只有半个，终究还是“主子”，在一个大家庭里也还有个“名分”。“二奶”就不同了，不过是偷偷摸摸地同居，毫无保障。想了想，她决意离开“老公”。
在内地老家的阿婷哥哥，知道妹妹要摆脱“二奶”的狼狈地位，打来长途电话劝说她，教育她要懂得珍惜，现在找一个好人不容易。在他的眼中，阿婷遇上了好人。因为，阿婷被包养的价格较高，每月可获得5000元家用，还不包括房租。这5000元，实际上是阿婷的“纯利”。此外，逢年过节，“老公”还会给阿婷红包。有时一个红包就是１万元。她要是“离婚”，家里就断了摇钱树，又要坠入贫困。在他家所在的村里，有一些女孩在重庆、武汉、深圳做“二奶”，一些人在做“鸡”，还有一些人在珠三角打工。村里有种嫌贫爱富的现象，凡是能够“嫁”给有钱人包括香港人或沿海地区男人做小的，地位与身份都很高，那些在外地的打工妹，没有钱寄回家的话，在村里说话的嗓音都不足。
阿婷执意要回到从前的打工生活，不愿伺候一个比自己父亲还要老的男人。哥哥见妹妹不听话，搬来嫂子当救兵。嫂子来到深圳，这个穷怕了苦怕了的山里大嫂，用她的价值判断反复“开导”阿婷：“女人有人养，不愁吃不愁穿，这才是天大的福，可惜我没有这个好福气，换了是我，打死我我也不会离开。”嫂子说，他们全家人一年到头，从春累到冬，田地里收下的苞米、稻谷、红苕统统加起来也卖不到5000块钱，她一个月就拿人家5000块，不要说下田，连太阳都晒不到一下！“你要知足，婷婷！”
阿婷打长途电话，向同乡女友倾诉心底的苦闷。女友却认为阿婷疯了，得了神经病，过上这么好的日子还在抱怨，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她希望阿婷回老家来看看，说：“你来看看就知道了，家乡有多穷啊！我还想叫你帮我介绍一个香港人呢！不管有多老，只要有口饭吃，不用吃苦就行了！”
用阿婷父亲的话来说，就是：“做‘二奶’有什么怕的？好过在家乡挨苦受穷。”
就这样，动摇过一阵子的阿婷，重新回到“老公”的身边，开始安心地过起了让男人包养下来养儿育女的日子。
在海湾村里，我听说过好几位“二奶”都是经同乡介绍，并得到父母与亲戚朋友同意的。阿春告诉我，经常有些内地女孩子会到我居住的这个村里来，托熟人、同乡帮助介绍港客，想把自己卖出去。甚至，介绍对象已经成为一个热门职业，还有人以此为生。不过，我至今还没有接触到这类“皮条客”。
对于这类特殊女子来说，与其说她们生活在深圳，不如说她们生活在自己的人际关系之中，她们的支持与束缚系统，都是同乡与亲友。她们中的大多数，都是获得了足够的支持系统，尤其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社会上广泛的宽容，她们才有勇气走到现在。说到社会宽容，我不能不说一件让我难以启齿的事实。我在江西省樟树市的五叔，找了一个能干的农村小妹做老婆。这个五婶知道我在深圳当记者，曾告诉过我，她娘家的那个平原上的村庄有个“规矩”：凡是为该村女孩介绍到珠三角一带找到一个香港对象的，当“二奶”或填房都可以，一律奉献酬金１万元。村里人托她问我，我可不可帮这个忙？我感到一阵阵悲凉。社会真的到了“笑贫不笑娼”的地步了吗？阿春说是的，她和我是同乡，也知道这种情况。这是一个值得社会反思的问题：究竟是什么使得那些“支持系统”将她们引领上这条特殊之路？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