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台故事-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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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恽格一再题语，不知何以得此于高士？其诗亦有规格，善作苦语，尚阳堡即事云：岩风易结杯中雪，炕火难融被上霜，衡门尽日空车马，冷甑连宵织网丝。顽山入屋霜连枕，断壑当门月上衣，窗中既得林峦对，门外从多虎豹踪。
当季开生死于戍所时，其弟振宜方以劾刘正宗，解官系诏狱待质。振宜字诜兮，号沧苇，早于其兄两年成进士，授职浙江兰溪知县，行取为部曹。顺治十五年考选浙江道监察御史。十七年左都御史魏裔介，疏劾大学土刘正宗，季沧苇亦纠举刘正宗树党纳贿。刘正宗是山东安丘人，前明翰林，弘光朝官至中允。清初贰臣中，有数人恶劣无比，刘正宗是其一。清朝南北之争，起于顺治，亘二百余年国亡不解，此人要负极大责任。邓石如在《清诗纪事》中介绍刘正宗，短短长长，语颇公允，录之如下：
刘正宗，字宪石，安丘人，崇祯元年进士。由推官行取，授编修。入清，授国史馆编修。顺治十年，为弘文馆大学土，翌年改文华殿。十七年以罪革职，籍家产一半，归入旗下，不许回籍，康熙初卒。正宗当国，有权奸之目，丁酉科场之狱，为其一手把持。与“慎交社”水火，自负能诗，力主历下。与虞山娄东异帜，挤二陈一死一谪，而独得善终。其诗笔力甚健，江南人选诗多不及之，门户恩怨之见也。
“慎交社”为“复社”支派，创立于苏州府属吴江县，陈去病《五石脂》云：
汉槎（吴兆骞）长兄弘人，名兆宽；次兄闻夏，名兆宜，才望尤夙著，尝结“慎交社”于里中，四方名士，翕然应之。而吴门宋既庭（实颖）、汪苕文（琬），涑水侯研德（玄泓）、记原（玄）、武功（敬士），西陵陆丽京，同邑斗改亭（东）、顾茂伦（有孝）、赵山子（云），尤为一时之选。当“慎交社”极盛之际，苕文尝往来吴江，一日汉槎与之出东郭门，徘徊垂虹桥，忽顾视苕文引袁淑对谢庄语曰：“江东无我，卿当独步。”其放诞如此！
清朝富豪—季振宜北亢南季—季振宜（2）
吴汉槎即在丁酉科场案中被祸，戍宁古塔。后由顾贞观言于纳兰性德，设法赎罪，夫妇白首同观，为清初有名的一重佳话，《季子平安否》金缕曲，几于家传户诵。所谓“二陈”者：一为陈名夏，江苏溧阳人；一为陈之遴，浙江海宁人。一死一谪，皆刘正宗受明末阉党冯铨指使所迫成。陈名夏的亲家为方密之，陈之遴的亲家为吴梅村，由姻亲的气谊，可以想见二陈的品类。
及至刘正宗罪名鞫实，季沧苇官复原职，持论侃侃，颇见风骨。康熙初，被命为河东巡盐御史。清初御史巡盐，不独综理盐务，兼有举劾地方官员、并查拿恶棍之责。《十朝诗乘》谓“沧苇巡按山西盐课，弹章数十上”，即指此而言，非谓劾盐官。一省盐官，不过三五，无烦数十弹章。
但季沧苇之享名，既不以其官，亦不以其富，是由于他的藏书。叶昌炽《藏书记事诗》咏“季振宜诜兮”云：
写韵楼高敞绮窗，旋风叶叶卷成双。沧州一卧何时起？善本连舻尽过江。
首句“写韵楼”疑有误，据我所知“写韵楼”为随园女弟子吴琼仙的别署，尚待考。次句指季氏所藏唐朝一钞本。钱遵王《读书敏求记》：
吴彩鸾书“切韵”，余从延令季氏曾睹其真迹，逐叶翻看，碾转至末，仍合为一卷。张邦基《墨庄漫录》云“旋风叶”者即此，真旷代之奇宝。因悟古人玉躞金题之战，《唐六典》所以有熟纸装潢匠之别也。自北宋刊本行世，而装潢之技绝矣！余幸遇此韵，得观唐时卷帙旧观。季氏零替，不知归之何人？惜哉！
“沧州”指季氏“吾道在沧州”藏书印。末句则哀季氏之衰之速。按：清朝中叶海内藏书家魁首的黄丕烈，序《季沧苇书目》云：
沧苇书目载宋元版刻，以至钞本，几于无所漏略。余阅述古堂藏书目序有云：“举家藏宋刻之重复者，折阅售之泰兴季氏。”是季氏书半出钱氏，而古书面目，较诸钱氏所记更详。今沧苇之书已散失，每从他处得之，证诸此目，若合符节，方信藏书不可无目，且不可不载何代之刻，何时之钞，俾后人有所征信也。
述古堂即《读书敏求记》的作者，钱遵王的别署。自谓“家藏宋刻之重复者”始售于季氏，殊不尽然，其中有极名贵的宋版。如《记北宋陶集渊源》云：
《陶渊明集》十卷，娄江顾伊人，藏宋椠本，题其读书处曰 “陶庐”，而请牧翁为之记。
伊人交余最厚，真所谓兄弟也，但各姓耳。见余苦爱陶集，遂举以相赠，丙午丁未之交，余售书季沧苇，是集亦随之而去。
沧苇殁，书籍散入云烟过眼录矣。伊人前年渡江，念陶集流落不偶，访求得之，持归示余。河东三箧，亡来已久，一旦顿还旧观，展卷相向，喜可知也。予畀之牧翁陶庐手稿，俾揭之简端，以见我两人郑重其书，互以藏之外府为快，视世之借书为一痴者，其度量相越，岂不远哉？
“牧翁”指钱牧斋，为钱曾之叔曾祖。“顾伊人”名湄，本姓程，著有《水乡集》。苏东坡酷爱“陶诗”，曾有和陶之作，自道“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手书陶集付梓，真书林至宝，顾湄得之，题曰陶庐。黄丕烈以得“北宋本陶诗，又得南宋本汤氏注陶诗，不胜喜，题其居曰‘陶陶室’” （见王芑孙《陶陶室记》）。黄丕烈所得北宋本陶集，本为毛氏汲古阁旧藏，不知是否即顾湄所得东坡手书本？如是别一本，则较东坡手书本又逊一筹。
顾湄以举世奇珍，慨然相赠，而钱遵王转售于季氏，可知季氏所得述古堂藏书，必多精椠。丙午为康熙五年，钱遵王及身见“沧苇没，书籍散入云烟过眼录”，则季氏藏书不过十来年。但季沧苇藏书的历史虽短，对于目录学的贡献甚多。黄丕烈《百宋一尘赋》注云：
予思撰所藏书录专论，各本以宋椠一、元椠二、毛钞三、旧钞四、杂旧刻五分列。今宋椠粗就矣。昔人书目未有题以宋版者，有之自延令季氏始。但其目后仍厕他刻，此区区之未尽惬心者也。读书敏求记则凡宋元钞刻杂糅并陈。又或骋其行文之便，一概略去弗言，致令不可识别，尤不能无憾耳。
清朝富豪—季振宜北亢南季—季振宜（3）
所谓“毛钞”即毛氏汲古阁的钞本。《天禄琳琅记》：
毛氏藏宋本最多，其有世所罕见而藏诸他氏不能得者，则选择善手以佳纸墨，影钞之，与刊本无异，名曰“影宋钞”。一时好事家皆争仿效，而宋椠之无存者，赖以传之不朽。
季沧苇的藏书，亦多钞本，尤多钞补本。钱牧斋绛云楼一火，烬余残本不少，辗转入季沧苇手，常以别本钞补成帙。但如谓季沧苇藏书，全为风雅好学，亦不尽然。近人有“一知”者，作《古书作伪种种》，内一节云：
余尝于北京书肆得残本汪文盛刻前汉书首册，印极精，蓝绫包背装。首叶有季振宜大印三方，真迹也。窃怪此不过正德、嘉靖之际佳刻耳，何以延令季氏珍贵如是！后二年乃于沪市得此注本汉书之余卷，每卷前汪文盛衔名一行，俱剜去，补以旧楮，上钤季氏朱文长方藏印，恰可泯去剜补之痕。原印皆真品，无可疑者。此事有两种可能：季氏即为作伪之人；或原印流落书估之手，用以作伪。若云季氏为人所愚，视明刻为宋版，则殊不类。
此深疑季沧苇即为作伪之人，“季氏朱文长方藏印，恰可泯去剜补之迹”云云意在言外，有意作伪，则量度剜补之痕，为治印的根据，自然相合。
然则季沧苇作伪的目的何在？无非冀得善价。所谓“善本连舻尽过江”，实为过运河，售书于扬州盐商及盐官。马曰“小玲珑山馆”藏书，自必收季氏之书甚多；又曹寅开局刻《全唐诗》，原本即得自季氏。黄六鸿·许三礼·郭
附记：洪升·赵执信·查慎行·王士祯·余国柱·高士奇·朱彝尊·何焯·陆陇其·徐氏兄弟·明珠父子
康熙年间的“柏台故事”，最足以资为谈助者，为黄六鸿奏劾国恤期间演剧一案，所谓“可怜一曲长生殿，误尽功名到白头”。此案牵涉名流，受累多人，只《长生殿》作者，吾杭洪升遭遇独惨。而其起因，不过文人相轻一小隙，罪魁祸首，实为赵执信。
先谈黄六鸿。此人籍隶江西新昌，字正卿，号思斋，顺治八年举人，初任山东郯城知县，转任直隶东光，政绩斐然，著有一部《福惠全书》，为州县官的教科书，自谒选，赴任至交代、卸任，共分十四部，纲举目张，井井有条。传入日本，颇受推祟，于嘉永三年（咸丰元年）有小行简的翻译本出版。
此记情事，大致已具，但亦有误处：黄六鸿由知县“行取”到京授职“行人”。京官以类区分，有“大九卿”、“小九卿”、“翰詹科道”、“中行评博”等名目。“中行评博”者，中书科中科、行人司行人、大理寺评事、国子监博士，地位与六部司官相仿，而远不逮“翰詹科道”。行人者持节宣论的使者，亦可说是外交官。
清朝富豪—季振宜知县—黄六鸿（1）
黄六鸿复以御试一等擢礼科（非部）给事中，一充会试同考官，调升工科掌印给事笔：
黄六鸿者，康熙中由知县行取给事中。入京以土物及诗稿，递送诸名士。至赵秋谷赞善，答以柬云：“土物拜登，大集璧谢。”黄遂衔之刻骨。乃未几而有国丧演剧一事，黄遂据实弹劾，朝廷取《长生殿》院本阅之，以为有心讽刺，大怒，遂罢赵职，而洪升编管山西。
京师有诗咏其事，今人但传“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二句，不知此诗原有三首也。
其一云：“国服虽除未满丧，如何便入戏文场？自家原有些儿错，莫把弹章怨老黄。”
其二云：“秋谷才华迥绝俦，少年科第尽风流。可怜一出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
其三云：“周王庙祝本轻浮，也向长生殿里游。抖擞香金求脱网，聚和班里制行头。”
周王庙祝者徐胜力编修，（嘉炎）是日亦在座，对簿时，赂聚和班伶人，诡称未遇，得免。徐丰颐修髯有周道士之称也，是狱成而长生殿之曲流传禁中，布满天下。故朱竹检讨赠洪稗畦（即洪恩）诗有：“海内诗篇洪玉父，禁中乐府柳屯田；梧桐夜雨声凄绝，薏苡明珠谤偶然”句（梧桐夜雨，元人杂剧，亦明皇幸蜀事）。樊谢老人叹为字字典雅者也。梁鸿志《爱居阁脞谈》，有《长生殿》一篇，记此一重公案，自诏“洪稗畦，赵秋谷有知，其许我矣！”而所记实有未谛。最可笑者，竟误黄六鸿为黄仪。黄仪常熟人，字子鸿，精舆地之学，曾助徐乾学修《一统志》，布衣，与黄六鸿的籍贯、经历完全不符。所引王东淑《柳南随笔》，自亦不足为据。
记此事较详者为梁应来《两般秋雨庵随笔》中，康熙三十二年乞休，翌年成《福惠全书》。康熙四十四年南巡，犹召试于江宁，则十二年前精力犹未衰颓，其辞官当以“长生殿”一案，不容于清议，被迫去位，亦可想而知。
至谓朝廷取《长生殿》院本阅之，以为有心讽刺，遂罢赵职，此亦不然。此案所以会造成轩然大波，主要的是康熙在感情上的原因。康熙至性过人，对他的祖母孝庄太后博尔济吉特氏，尤其孝顺。《清史稿》“礼志”叙皇后丧礼，于孝庄之丧，记述特详：
二十六年，世祖母博尔济吉特氏崩，先是太皇太后违豫，帝躬侍，步祷南郊，愿减算益慈寿。亲制祝文，词义恳笃，太常宣读，涕泗交颐。既遭大丧，悲号无间，居庐席地，毁痛过甚，至昏晕呕血。自是日始，内外咸集，日三哭临。四日后，日二哭临。官民斋宿，凡二十七日。寺观各声钟三万杵，文移蓝印，题本朱印，诏旨蓝批答。值除夕元旦，群臣请帝暂还宫，不许，惟令元旦辍哭一日。
礼臣议上尊谧，曰孝庄文皇后，帝以升遐未久，遽易徽号为尊谧，心实不忍，论俟奉安寝园，称谧以祭，及梓官启攒夕，攀慕不胜，左右固请升辇，坚不就驾，断去车，恸哭步送，遇舁校番上，辙长跽伏泣，直至殡宫，颜悴足疲，凄感衢陌。
又传旨，还宫日，仍居乾清门外幕次，并定制服三年丧，不忍以日易月。群臣交章数请除服，国子生五百余人，咸以节哀顺礼为请。帝骨立长号，勉释，而有触辄痛，阅三年不改。
孝庄殁于康熙二十六年年底，三年之丧实仅二十七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