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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

调查牛群-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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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饲养牛的骨骼,证实了现在蒙城成为全国第一养牛大县有历史的渊源。这里有庄子,庄子是世界的第一,也是世界的惟一,老庄的文化在欧洲不断风行和蔓延。牛群认为未来的旅游业肯定会从游山玩水向人文旅游发展,这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与世界接轨的趋势。他觉得牛文化、遗址文化和庄子文化构成了蒙城旅游资源的三足鼎立,仅就这三个方面而言,他在蒙城要干的事就太多太多了。他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是:“希望蒙城的牛早日进军欧洲,能够取代疯牛病的牛!”他的激情感染着身边的党、政领导,也强烈感染着老百姓!    
    明星并非都是明白人,牛群也为明星们做出了榜样。他“玩”出了花样,也“玩”到了点子上。这样的县长哪个不欢迎呢?何况牛群干着“县长”的活儿,却不拿一分钱的工资,真是又叫“牛儿”好,又叫“牛儿”不吃草。恰恰牛群又俯首甘为蒙城牛,他的赤子之情显得很真挚,也很纯洁。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是各级领导挂在嘴边上的话,但真正做到又很难。各地方都有自己的资源优势,蒙城的牛资源就是一个很大的优势。牛群没来之前,蒙城的“牛资源”大多仍处于“冬眠”状态,虽然改革的春风吹了二十年了,这些资源尚未完全“激活”,要激活这些资源,必须要有核心资源。核心资源是什么,许多专家早就强调过了,那就是人才资源。有形资源如果没有人才资源的注入,就会“板结”,长期处于“冬眠”状态。牛群是亿万观众所喜爱的艺术家,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大明星,牛群的“名”是无形资产,和蒙城的有形资产一结合,蒙城这头“经济大牛”便突然间注入了无穷的活力,牛乡因“牛”而牛是丝毫也不奇怪的!    
    


第一部分第三章·全国第一(1)

    到蒙城去的不只是他牛群一头牛,而是一群牛。他带去的也不仅仅是几个有高新技术的专家,还有新的思想、新的观念和务实的作风。    
    我们还是先谈谈尉迟寺遗址第二阶段的发掘吧。它是“中国原始第一村”,过去这个“第一村”除了蒙城人外,只是考古学家知道,在全国的知名度并不很大。    
    尉迟寺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位于蒙城县城东北十八公里处。此地曾有一座宏伟的寺庙建筑,相传是为纪念唐代大将军尉迟敬德而修建的。尉迟将军曾在此屯兵打仗,他的铁军纪律严明,从不扰民,而深受当地百姓的尊敬。还有一种说法,那座寺庙是尉迟敬德在蒙城督修万佛塔的时候,同时修建的。    
    如今,那座曾辉煌许久的唐式建筑早已荡然无存,而就在这处古老建筑的下面,考古学家却发现了埋藏着已有五千年之久的宏伟的原始聚落遗存。这是一处属于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时期的遗址。大汶口文化距今约有五千~七千年的历史,是我国新石器时期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演变的重要历史阶段,它与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共称为华夏民族的文明之源。    
    泥土覆盖一切,也呈现一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89年成立安徽队,经过七个年头九个季度的大规模发掘,在尉迟寺遗址发掘出大汶口文化墓葬二百一十七座,灰坑一百四十九座,成排成组的大型红烧土排房四十一间,更重要的是,在聚落周围,还有一个南北跨度二百四十米、东西尉迟寺遗址跨度二百二十米、宽二十五至三十米、深四点五米的大型围壕把聚落团团围住,形成了一个非常严谨的聚落共同体。    
    该遗址的发现成为大汶口文化考古的重大突破,1994年被国家文物局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2000年列为安徽省上报国家“十五”规划的大型遗址保护项目;2001年9月被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称该遗址为“中国原始第一村”。    
    牛群说:文化层次越高的人,越想回顾历史;经济生活越高的人,越要追求文化。物质的东西是很单调的,而只有历史这个文化,几千年也咀嚼不透。他到蒙城任职的第三天,便怀着极大的兴趣去拜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安徽工作队队长王吉怀先生。    
    王吉怀研究员小牛群三岁,也是山东人,1987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曾先后对河南、甘肃、青海、湖北、山东、安徽等地进行史前考古的调查、发掘与研究。1994、1995年他主持发掘的安徽蒙城尉迟寺史前大型聚落遗址,获得国家文物局颁发的“优秀工地奖”,业绩被载入《中国当代历史学学者辞典》、《中国专家人名辞典》、《中华骄子·专业人才卷》等书。他著述的《论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凸形石器考》、《从皖北大汶口文化看黄淮文明的历史进程》、《尉迟寺类型的学术意义》、《论黄河流域前期新石器文化的文化特征和时代特征》等论文在学术界影响很大。    
    牛群握着王吉怀的手说:“你了不起,你是中国和世界上最牛的村长。”    
    考古专家也风趣地答道:“再牛的村长也在县长的领导下。”    
    牛群说:“大汶口文化遗址在我们老家山东泰安,那咱这个村的遗址和大汶口遗址相比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一谈到考古,王吉怀立即来了精神,他说:“这处埋藏了五千年的聚落遗存不仅弥补了大汶口文化几十年来缺少完整聚落的空白,而且还确立了大汶口文化一个新的地方类型——尉迟寺类型,成果连连轰动学术界。1994年,蒙城县人民政府和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在北京召开了尉迟寺遗址考古座谈会,在京的考古界专家对发掘取得的成果和学术上的重要意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专家们认为,这样一处难得的好遗址,应该作为一项跨世纪工程进行全面揭露。史前建筑研究的权威杨鸿勋教授甚至把这个遗址称为一座金矿。”    
    牛群听了异常兴奋地说:“简单地说,在咱们这个村前边,只是发现墓葬,就没发现过聚落遗存,这可真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原始第一村啊,咱们牛县连历史文化也最牛。”    
    考古专家充满了神奇的想象,他说:“是呵,自从大汶口人落户于尉迟寺一带后,在大力发展农业的同时,也在建造自己美好的家园,他们用集体的智慧和勤劳的双手,建造了中国原始社会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型红烧土排房,这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牛群虚心请教道:“为什么叫红烧土排房?”    
    王吉怀介绍说:“ 红烧土排房的建造可讲究了,具有独特的工艺和建造方法。人们要先在地面挖出一个浅穴,四周挖出沟槽,然后在沟槽中栽上密集的木柱,直至捆绑成一个房子模样的框架。这个房子不仅房顶是木头的,房子四面的墙体都是木头的。然后在木框架的两边都抹上泥,厚度大约抹到五十公分左右,晾干后进行焙烧,最后把房子烧成一个坚实的硬壳,形成一个既保温又防潮的良好的居住空间。”    
    牛群说:“咱蒙城人在原始社会就聪明,真牛。”    
    考古学家也充满了诗情画意:“今天,我们虽然看到的只是房子的居住面和倒塌后的墙体,但当时共建家园的繁忙场面似乎又把我们带到了五千年前,从而使我们失去了时空的距离感,仿佛还能感受到先民们的体温。”    
    牛群笑了:“听说咱们村的出土文物也相当丰富,其中有不少土陶酒杯,说明咱蒙城还是酒文化的发祥地呢!”    
    王吉怀也笑了:“是的,尉迟寺人的饮食文化非常发达,生活用具器皿种类齐全,鼎、壶、罐、盘、碗、甑、鬶、盉、匜、А⑵俊⑵鞲恰⒏住㈤住⒏弑⑼残伪⒉А⒊ぞ焙⒍叹焙⑻阵胱拥鹊龋粘I钪写诱糁蟆⑴脞康绞⑹场⒋⒋妫际桥涮壮鱿帧?杉笔痹既说囊成罘岣欢嗖省>票笮〔灰唬巫锤饕欤嗍票虢裉斓耐嗥飨啾龋迩甑姆⒄寡赜弥皇侵柿系牟煌挥行巫吹那稹U庵制魑锏拇罅砍鐾粒环矫嫠得鞯笔比死嗫梢杂檬S嗟牧甘忱茨鹪烀谰疲部梢运得髦泄莆幕姆⒄褂衫匆丫谩!薄   �
    艺术家与考古学家的对话是浪漫而严谨的对话。王吉怀告诉牛群:“在尉迟寺出土的陶质制品中,陶纺轮的数量非常可观,它不但多于其他生产工具的数量,而且造型、花纹装饰都非常精制。从纺轮的数量来看,当时的纺织业已经相当发达,可以把含有棉质品、麻质品的纤维植物捻成线,织出最原始的布来。在发展衣着的同时,人们也在美化自己,他们用吃剩下的蚌壳磨制出漂亮的蚌饰,用玉石磨制出精美的玉坠,这是我们的祖先在审美意识上的发展。”    
    牛群说:“白天男人们出去打猎、采集、耕种,女人们则在家纺线、织布。男耕女织,多浪漫的原始生活啊!”    
    考古学家还向牛群介绍说:“在尉迟寺遗址的大汶口文化中,出现了一种高规格的儿童瓮棺葬,这种大口樽在其他地区的同类遗址中不曾见过,在大口樽的口沿之下,往往刻有类似于日、月、山形的陶刻符号,带有明显的宗教意识或等级上的不同。因此,大口樽也成了非同小可的陶制品,给学术界增添了新的研究内容。”    
    牛群说:“咱们蒙城守着这样一座‘金矿’,应该把它保护好,开发好,利用好。怎么发掘了七个年头,又搁置了七个年头?”    
    王吉怀说:“蒙城穷,没有经费继续发掘了。现在就看你牛县长了。”    
    牛群顿时来了激情:“再大的困难也要克服,一定要全面揭开这地下的秘密,还世人一个明白。不了解我们的古文明,谈什么建设现代文明!”    
    牛县长听了考古专家的意见后,很快回北京去了。他第一次返回北京,除了谈其他项目外,还专门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代表蒙城县政府联系尉迟寺遗址的发掘事宜。    
    第二阶段发掘只需要资金几十万元,竟然耽搁了好几年。地方财政的确紧张,但也不至于挤不出这点钱来。其实,只要官场应酬控制一下,酒桌上省下点招待费,公车管理严格一点,且不说尉迟寺遗址发掘,就连县特教学校的危房问题,也不会拖到只有牛群来了才能解决。    
    牛群实际上一点权利都没有,又似乎权利大得很,只要他提议的重大问题,蒙城县委、县政府都很快获得通过,只是他又多了一项桂冠,兼任尉迟寺第二阶段发掘领导小组组长。他拉着孙书记一道,多方筹措,三十万资金很快全部到位。    
    2001年4月4日上午10点,在文庙后殿尉迟寺沙盘模型前,牛县长同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签订了第二阶段发掘的协议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早已制订好发掘计划,安徽队队长王吉怀很激动,他又要穿越五千年的时空,走进祖先的住宅,去了解他们刀耕火种的生活状况,揭秘中国原始第一村的兴与衰。他表示第二阶段将根据需要解决的学术问题,采取大规模发掘与小规模发掘相结合,力争获得聚落遗存的完整资料,以推动聚落考古学的深入研究。    
    牛县长又为蒙城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但他并不满足于发掘工作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他在思索着怎样迅速提高“第一村”的知名度,为全面开发这一旅游资源做准备。尉迟寺遗址第二阶段发掘自4月中旬正式开始以后,他曾多次亲临现场,了解情况,协调关系,解决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工地上早树起了“中国原始第一村”的牌子,那几个大字是他亲自题写的。    
    在遗址发掘的现场,因为他的到来而顿时活跃起来。不独民工们喜爱自己的县长,争着和他打招呼,甚至握握手,他天生的幽默常常也把古板的考古专家逗乐……    
    第二阶段的发掘工作进展非常顺利。第一阶段七年共九次发掘中,尉迟寺遗址曾出土了大型红烧土排房四十八间,而第二阶段发掘仅一个月就出土了完整的排房十五间,创下了一次发掘出土房屋最多的纪录。此次发掘出土的排房与以前发现的排房成功地实现了对接,形成了一个宏大的整体格局,仅此可以证明,尉迟寺遗址的红烧土排房是我国迄今为止已经发现的最完整、最丰富、规模最大的史前建筑遗存。    
    2001年5月20日下午,牛群亲自接待了来自北京、合肥的部分考古专家,在这次座谈会上,权威人士再次强调尉迟寺遗址属于世界级文化遗产。    
    不久,牛群又带领县文化部门领导数次进京,登门拜访被称为中国史前建筑研究的泰斗杨鸿勋教授,并委托杨教授对尉迟寺博物馆进行规划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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