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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节

北大文学讲堂-第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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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选择最为常见的“春夏秋冬”,那是因为文学与时令不无联系。不管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还是“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这些都属于人类的共同记忆,不会因时间流逝或意识形态转变而失去意义。中国文人很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春夏秋冬有其永恒的意义。北宋时,宋绶编过《岁时杂咏》,共二十卷,收汉魏至隋唐诗千五百首,这书后来散佚了;南宋初年,四川人蒲积中有感于此书未收同样光彩照人的宋诗,于是着意重编,扩充成四十六卷的《古今岁时杂咏》,收诗二千七百余首,按一年四季的节气时令,如元日、立春、寒食、清明等收诗。按《四库全书总目》的说法:“古来时令之诗,摘录编类,莫备于此。非惟歌咏之林,亦典故之薮,颇可以资采掇云。”这跟蒲积中《序》中的说法意思相通,可互相补充:“非惟一披方册,而四时节序具在目前,抑亦使学士大夫因以观古今骚人,用意工拙,岂小益哉!”    
    至于北京的岁时诗文,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曾整理出版了北京图书馆所藏乾隆年间佚名编辑的《人海诗区》,共四卷十六门,其中卷四有“岁时”门,先分体(五古、七律等)再依时令排列,有点杂乱。刘侗、于奕正合著的《帝京景物略》,只是卷二“城东内外”中有一门,题为“春场”,在介绍“东直门外五里,为春场”时,顺带描述一年四季的各种习俗,同时引证了若干诗文。北京岁时诗文,最为集中,且最精彩的,还是两本清人的著述,一是清初潘荣陛的《帝京岁时纪胜》,一是清末富察敦崇的《燕京岁时记》。    
    读此类诗文,就像蒲积中说的,不只希望知道四时节序,更想了解、鉴赏骚人文章。说到文章,擅长不同文体的作家,对时令的感觉与表达,很不一样。另外,还必须考虑时代的差异。作为一个博学且通达人情的散文家,周作人之谈论“北平的春天”,蕴涵着自己的文化理想。不只是北京的春天太慌张,北京人的生活也不够优雅、不够腴润。与周作人的话里有话、但点到即止相反,郁达夫非把自己的感觉表达得淋漓尽致不可。郁主要以小说名家,但我以为,他的散文比小说写得好。套用他评苏曼殊的话,浪漫感伤的郁达夫,也是人比文章还可爱。浪漫派文人的共同特点,就是特感伤,表达情绪时不节制,有时候显得过火,就像刚才说的,《故都的秋》最后那段抒情,我就不觉得有必要。    
    张恨水是一位长篇小说家,他谈都城、讲四季,都带有介绍风土人情、以便你进入小说规定情景的味道。刚才说了,通俗小说家比先锋派作家往往更有文化史的眼光,比如同样提及京城里的洋槐,郁达夫只说他如何如何感动,张恨水则告诉你洋槐什么时候传入中国,它与刺槐的区别在哪等。最后一篇《未名湖冰》,其实不是美文,是文化史札记,邓云乡的《文化古城旧事》,是一本以随笔体书写的著作。邓不以文采见长,可他趣味广泛,书中旁征博引,介绍了很多相关知识。    
    假如大家对城市有兴趣,请记得,不能只读诗人、小说家的东西,必须将其与学者的著作参照阅读。前年我在伦敦访学,抽空去了一趟剑桥大学。去之前,找了好些谈剑桥的书看,最后发现,有两个人的东西不能不读。一是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一是萧乾的《负笈剑桥》。剑桥大学的教授告诉我,华人来此,很大程度是受徐志摩诗的诱惑。那么多人大老远跑到康河边漫步,就因为一首《再别康桥》。可我发现,徐志摩的诗文,包括《我所知道的康桥》,都不合适作为“旅游指南”。因为诗人只顾躺在康河边,望着蓝天白云,驰骋想象。而萧乾不一样,作为著名的小说家、战地记者,又曾经在这泡过两三年图书馆,对于这所大学的历史、建制、风景、学术特征等,都能说出个一二三来。因此,虽然是四十年后重返剑桥时写的,《负笈剑桥》这篇长文,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有用的知识。我想,这大概是通例,诗人、小说家激发你浓厚的兴趣,记者、历史学家给你丰富的知识。诸位以后出门旅行,做功课时,最好同时读两种资料,一是文人写的,一是学者写的。这两者拼合起来,才是一座既有前世今生、又充满生活情趣的“文学的城市”。不管你假期准备走访北京、上海、杭州、西安,还是希望游览巴黎、伦敦、纽约、柏林,这个提醒都是必要的。    
          
    2004年3月30日根据录音稿整理成文,同年11月25日删繁就简


温儒敏 从不同层面理解作品的丰富意蕴——怎样读钱钟书的《围城 段С恰肥窃跹叭取逼鹄吹�

    温儒敏,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中文学科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评审委员,主要著作有《新文学的现实主义流变》、《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合著),《文学课堂》、《文学史的视野》等。    
    《围城》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看过电视或者看过小说,但我还是想简单介绍一下钱钟书和这本书的情况。钱钟书主要是一个学者,写小说是他的业余爱好。他写小说跟一般作家不太一样,是很从容的,这种姿态,对他的作品风格的形成应该说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他也不是为了稿费,或者为了什么上级给他的任务,或者为了形势的某种需要,他纯粹是为了自己的一种文学上的寄托,他的小说是学者小说。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学问家,是非常有个性的一个人,文坛流传有很多关于钱钟书先生的轶事。说他只知道读书,不太会待人接物,甚至撒切尔夫人来了,到中国访问,说要见一个叫钱钟书的,他说我不知道撒切尔是谁。这可能只是所谓轶闻故事了,但是钱钟书确实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作家。他写出来的作品,有种智者的风采,也有种好像文明人的懒惰。接下来我介绍一下《围城》。    
    一直到今,这个《围城》几乎是畅销书,高雅的书店也有,地摊上也有,这个很难得。那是因为电视啊,80年代中期《围城》改编为电视,刚才舒乙先生讲了,电视的作用很大,播放以后,大家都来读这个小说。    
    《围城》是抗战后期写的,先是在一个叫《文艺复兴》的刊物上发表,1947年出了单行本。发表以后并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解放以后,就没有再出版了。解放后钱钟书主要是搞文学研究,研究古代文化,写过《管锥编》,还有其他一些著作,他基本上就没有创作了,大学里上文学史也不讲钱钟书,他的书在图书馆也找不到。一直到大概是80年代初,开始有人注意钱钟书了。那主要是所谓“出口转内销”。美国有一个汉学家,叫做夏志清,他写了一本《中国现代小说史》,把钱钟书捧得很高,这就引起了大陆一些学者的注意,千方百计找来看,确实觉得不错,就有人开始研究钱钟书。那时在海外也有人做博士论文选钱钟书的。钱钟书在文学界名声大振,是80年代的事。一直到今,这个《围城》几乎是畅销书,高雅的书店也有,地摊上也有,这个很难得。那是因为电视啊,80年代中期《围城》改编为电视,刚才舒乙先生讲了,电视的作用很大,播放以后,大家都来读这个小说。所以说现代传媒在推进文学方面有时候也有作用,当然也有消蚀的作用,看书的人少了,看电视的人多了;但有时候电视对文学也有作用,就是刚才说的起过促进宣传。这是关于《围城》的一些背景和基本情况,下面我就转入讲这个作品。    
    《围城》这部小说啊,应该说它跟一般的小说不太一样,它是比较深奥的,它的意蕴或者说主题吧,是比较深的,不是一眼可以看穿的。或者说呢,这样的小说所带有文化的意蕴比较丰厚。凡是碰到这类小说,你千万不要相信简单的一句话就把它概括了,绝对不能。越是意蕴比较丰厚的文学作品,越是可以做多种多样的解释;如果说像中学上语文课那样的可以作简单的主题归纳,那么这样的作品一般来说比较单纯。所以这个《围城》就属于一种意蕴比较丰厚的。对这样的小说啊,我们完全可以放开思路,不断地发掘,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自己的人生体验,去理解,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来分析这样一本小说。    
    下面我给大家做个示范,这种分析不一定对,我先用三种方法来分析,或者说三个层面,得出三种结论。就是说三种对《围城》的解释,或者说三种阅读都可以读出它的味道,我试图这样来做,大家看看有没有道理。最终是要说明,越是意蕴丰富的作品呢,越是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用不同的方法去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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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好的小说,一部意蕴深刻的小说,是可以不断地被解读,不断地进行剖析,见仁见智。我们读小说,完全可以相信自己的感觉,不一定阅读之前就抱着一个受教育的姿态。    
    1,社会反映的层面    
    第一层我用比较常见的社会学的批评,也就是常说的反映论。中学语文老师都喜欢让同学概括,这是必要的,是一种训练嘛。概括是“通过什么什么,反映了什么什么”,它的主题是表达了什么什么。这种批评的方法来看,《围城》确实有它写实的一面,就是说它有反映生活的一面,它的生活描写呀,确实能够体现40年代中国战争时期社会生活的一些情景。确实,我认为通过读《围城》,是可以了解40年代中国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教育界的情况,比如说城市里面的情况,知识分子的状态。就是说它描写了现代中国的一些生活的情景。其实呀,钱钟书在他小说的开头序言里面就说了,他写现代中国的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那就可以说是世态人情嘛。这是我们读《围城》时应该注意的。有个批评家写过一篇文章,说《围城》所写的是旧社会的一个小小的漩涡,曲折深刻地反映了那个社会的一个角落,是行将崩溃的社会生动的写照,是对那个腐朽社会的抗议。对这种说法现在有的年轻的评论家可能不以为然。其实我认为《围城》是有这层意思,就是说《围城》它有揭露性的一面,就是写40年代中国社会生活特别是对社会上那种陋习,精神上的落后,有些描写呢,是非常真实的。    
    如果我们从社会学批评这个层面理解,《围城》确实是有认识的作用,这个层面叫生活描写的层面。生活描写层面可以帮助了解现代中国一些我们不太熟悉的东西,有认识历史的价值。通常我们说“通过什么反映什么”,比如通过这个描写反映了40年代中国的一些情况,这个话大家不要一听就讨厌,它还是有它的道理。这种批评以前是主流批评,有它的功能、特色,比较重教化,重意识形态,把作品看成是一个镜子,就是社会学批评经常容易导致的一种状态。它有它的功能,刚才说的,通过什么反映了什么,这是这类批评的一个常见的公式,第一个层面可以用社会学的批评来认识。这个《围城》确实有对中国社会40年代那种落后、闭塞、混乱的提示,这是读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注意到的。但是这个生活描写的层面,一般小说都有,是比较浅层的。比较好的小说,比较深的小说,可能还有第二层,第三层,甚至是无数的层。《围城》起码还有二层,那么第二层是什么呢?是文化批判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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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文化批判的层面    
    《围城》所构筑的文学世界,包含有钱钟书对这个世界的一种看法,这种看法是带有他的文化立场的。他写这个小说,有他的出发点,或者叫“视点”,好的小说,往往都有独特的“视点”。钱钟书是以他的视点来构筑这个文学世界的,那就是文化批判,或者批判文化。钱钟书更多的时候是批判文化,他对现代中国的文化,不管是残留下来的传统文化,还是从外国进来的新文化,是老的还是新的,是流行的不流行的,一概批判。而且批判是非常辛辣。他把他的《围城》,整个写成是一个“新儒林”。我们知道古代有个《儒林外史》的小说,揭露科举制度丑恶的现象。那么钱钟书写的《围城》第二个层面,实际上是新的“儒林”。“五四”以来的文学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大都是英雄,先躯桥梁,是社会发展的先知先觉的人,知识分子位置是很高的。但是《围城》里面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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