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权知道真相-第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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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均属“伪造”。
周强夫妇还多次试图将分别位于开曼群岛和美国新泽西州的2处和3处地产转手出售。比如周强夫妇就将如今仍在使用的新泽西一处价值300万美元的房产，通过杨仲琦非法解除了该房产原先在纽约分行的贷款质押，并再次从其他金融机构质押该处房产，获取了200万美元的资金。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法庭上关键的一幕
2002年6月17日，控辩双方的最新一次较量在法庭展开。
王琪亲身感受了那种紧张气氛。
“第一步是陪审团人员的组成，先从当地社区挑选30名候补，再选出15名，最后由控辩双方的律师决定均能接受的9人”。此时，凯斯勒采取了第一个行动——在陪审团成员中，去掉了与银行业务有关的人员。
凯斯勒的第二个行动是刘萍的“哭”——时间选择在陪审团刚走进法庭时，此刻，刘萍的身后坐着73岁的刘道忠、70岁的王淑敏以及十多岁的两个女儿。
62/63第三个行动是被告律师频频使用美国法律条款中的“第5修正案”——当刘萍、刘道忠、王淑敏在法庭上的发言自相矛盾时，凯斯勒紧急将其召集至一处，随后众人旋即上演了美国电影中经常出现的镜头——“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将作为呈堂证供”，而一言不发。
德帕尔玛的步骤则是，首先是2000年7月上任的纽约分行副行长黄仰鑫的开场陈述，再是向法庭提供一份有关周强夫妇家族及所控制公司的繁芜的网络图，其后是对周强方伪造文件的陈述。
庭审持续4周，高潮亦发生在结尾，德帕尔玛用最后3分钟对周强提问，涉及其1995年所涉及的另一桩欺诈案时，失态的周强于法庭上高声叫骂。此情形被一旁听的媒体形容为“周强咆哮公堂”。
根据当事人回忆，主持庭审的法官最后对周强说：“你给自己挖了一个洞，而且越挖越深”，并评价此案为“从没有碰到过的复杂案件，不仅有民事纠纷，还有伪造文件等刑事问题”。
第一部分 事件背后的迷雾第26节：谁陷害了中国银行纽约分行（3）
已完结的审判
7月11日纽约当地时间下午5时35分，9名陪审团成员达成共识：
认定NBM和扬美公司违约成立，违约金额分别为1728万美元和1359万美元；
认定周强、刘萍、GEG、BOC、CBL、CENTURY、RCHFINS、王淑敏、周慧玲、刘辉、留道忠、杨仲琦等12名被告的行为，其不当得利金额分别为：周强、刘萍各1000万美元；GEG、BOC、CBL、CENTURY、RCHFINS各700万美元；王淑敏、刘辉、刘道忠各500万美元；周慧玲10万美元；杨仲琦12万美元；
认定周强、刘萍、NBM、扬美、GEG、BOC、CBL、CNETURY、RCHFINS、王淑敏、周慧玲、刘辉、刘道忠、杨仲琦等14名被告的行为均构成欺诈；认定因欺诈而致中行的损失为3545万美元；
同时认定14名被告的欺诈行为是对银行利益故意、恶意、肆意的侵犯，因此，认定各被告应对此行为承担惩罚性赔款，罚款金额为：周强1500万美元；刘萍、NBM、YANGMEI、GEG、BOC、CBL、CENTURY、RCHFINS各1000万美元；王淑敏、周慧玲、刘道忠、杨仲琦各10万美元；刘辉100万美元；
认定中行方指控的杨仲琦违反信托责任请求成立，其应为此承担的损害赔偿金额为30万美元；同时认定杨仲琦的违反信托责任行为是对银行权利故意、恶意、肆意的侵犯，因此，认定杨仲琦应为此承担惩罚性赔偿，惩罚金额为20万美元；
认定周强、刘萍、NBM、YANG—MEI、BOC、RCHFINS等6名被告帮助并唆使杨仲琦违反信托责任，且构成对银行权利故意、恶意、肆意的侵犯；因此，认定6名被告应为此承担惩罚性赔偿，惩罚金额分别为：周强40万美元；刘萍60万美元；NBM、YANGMEI、BOC和RCHFINS等4名被告各为25万美元；
关于中行提出RICO指控，认定周强、刘萍、NBM、YANGMEI、GEG、BOC、CBL、CNETURY、RCHFINS等9名被告违反RICO法第1962条第C项之规定；认定上述14名被告违反RICO法第1962条第D项之规定；认定银行因此而导致的损失金额为3545万美元；
几乎同时，北京中国银行总行即收到发自美国纽约的传真，标题是——“我们胜利了”。
■ 记者／刘冬北京报道
第一部分 事件背后的迷雾第27节：25年日本对华援助走向终结背后（1）
25年日本对华援助走向终结背后
日本媒体在ODA问题上不正确的宣传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日本民众相信，20年来日本无偿送给了中国3万亿日元。而实际上这些钱大部分是贷款，而且中国都在按期还款。64/65在近两个月来日本政府官员多次作出可能结束日本政府对华援助（ODA）的暗示之后，2004年11月28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首次对此问题作出了明确表态。在参加东盟首脑会议之前，他在老挝首都万象对随行记者表示，“ODA已经到了该‘毕业’的时候”。
近来密切关注日本对华ODA动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金熙德教授对记者表示，虽然近年来日本对华ODA呈现不断减少的趋势，但日本政府首脑公开宣布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完全停止，这还是一个最新的动向。
日本的复杂心理
金熙德认为，“我注意到日本政府对停止ODA也采取了一种比较中性、客观和理性的说法，即中国经济已经有了良好的发展，不再需要援助了，这是非常合乎情理的。这和日本政府官员两三年前总是把ODA问题和政治问题挂钩的做法想比，是有所进步的”。
“中国国土广大，贫富差距大，不能说已经不需要外援。但如果日本政府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使得外援变得不必要的话，我们应该表示理解。但同时要强调的是，不能把这个问题政治化，影响到两国的政治和外交关系。”金熙德认为。
中国社科院日本所的另一位研究员冯昭奎教授则向记者表示，日本取消对华ODA的准备由来已久，这首先是因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神舟五号”载人宇宙飞船的发射，使日本国民产生了这样一种疑问：“中国已经发展这么快了，为什么还要由我们来援助？”
“中国载人飞船上天、经济蓬勃发展、对外贸易总量将超越日本，而反观日本国内，经济不景气的状况还在继续，这让日本国民产生了一种复杂的心理。”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周永生副教授说。
一方面是日本的心理不平衡，另一方面，冯昭奎认为，在中国国内也出现了一些不再需要对华ODA的呼声。虽然历史上总的日元贷款累计有3万亿日元，但现在每年实际上只有10亿美元左右，对中国经济的促进作用可谓杯水车薪。同时从2000年以来，日本开始对ODA进行每年审查，并规定要考察接受国的军事和民主情况。“这么一点资金，还要费那么大的劲，其实不要也好。”冯昭奎说。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梁云祥向记者介绍，ODA是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的简称，不止面向中国一个国家，而是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援助的总和。据统计，接受日本ODA的国家现有100多个。据媒体报道，在过去25年里援助中国的24个国家中，日本是援助力度最大的。
金熙德认为，现在用“日元贷款”来表示ODA是比较确切的。实际上日本对中国优惠贷款只是含有援助的成分，如果全部称为“对华援助”容易导致理解偏差。金熙德建议，把ODA称为“日本政府对华资金合作”，是一种更为确切的表达方式。
“日元贷款”历程
日本对华ODA是从1979年的大平正芳内阁开始的。大平正芳曾在1972年促成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田中角荣内阁担任外相，一直奉行对中国友好的政策。而上世纪1970～1980年代，出于对抗前苏联的战略考虑，中日也经历了一段“蜜月期”。当时的日本对华ODA是日本政府自愿进行的，而且日本国势蒸蒸日上，根本没有要求中国宣传或“感谢”的说法。
冯昭奎介绍，在1980年代中国资金极度匮乏的情况下，日元投资在一段时间里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曾起到了很重要的促进作用，在1980年代中期一度达到了中国国内投资总额的23％～24％。在整个1980年代，基本上主要的建设项目都有日元贷款的参与，这种低息、长期贷款促进了中国的铁路、机场、港口、道路、通讯设施的修建。
温家宝总理11月30日在老挝首都万象会见了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ODA的主要部分是日本政府的低息贷款，还包括无偿援助和技术援助。根据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周永生副教授向记者提供的资料，在1980年的对华ODA中，低息贷款是660亿日元，无偿援助是6。82亿日元，技术援助是5。64亿日元。2001年这三个部分分别是1613。66亿日元，63。33亿日元，77。77亿日元。总体来讲，需要偿还的低息贷款都占了ODA总额的90％以上。这些贷款的利息率在0。75％到2。2％之间，期限为30年，并可以延长。
66/67冯昭奎说，日本提供ODA当然也有为自身考虑的意图，它希望提高中国的基础设施来促进日本在中国投资获益，例如日元贷款帮助修建秦皇岛码头，就是为了帮助中国对日本的煤炭出口。
而且，在提供日元贷款的同时，还有一些其他的附加条件。20多年来，不同的时期条件是不一样的，有时比较缓和，有时稍微苛刻一些。最常见的附带条件就是希望中国能用日元贷款购买日本企业的机械和原材料，从而会使部分资金回流到日本企业，也帮助日本企业打进中国市场，日本过去对东南亚就是这么做的。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日元贷款所发挥的作用逐渐在减少。19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吸引外资的数量不断增多，现在每年有500亿～600亿美元，外资开始丰富，而且很多重大项目都是自筹资金。所以日元贷款在国内建设中的比例逐年下降，基本上不能左右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政策。
与此同时，自上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裂之后，日本经济进入了“失去的十年”，2001年还是负增长。相应地，从2001年以来，日本对华ODA数额便逐渐下降，基本以平均每年20％的速度减少。日本外交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03年只有1080亿日元，约合10。5亿美元，比2001年的一半还少。
第一部分 事件背后的迷雾第28节：25年日本对华援助走向终结背后（2）
日本国内舆论借口
然而经济因素并不是惟一的解释，梁云祥认为，ODA下降的深层次背景在于，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日经济实力格局的改变，中日战略上的对立面越来越多，日本开始把中国视为潜在的竞争对手。这导致ODA的政治性越来越强。1992年日本内阁制定了新的ODA大纲，规定了要避免使ODA用于军事用途、考虑受援国的民主化和人权状况等政治原则，ODA开始被附加上了很多政治条件。1995年，日本以中国进行核试验为由，一度停止了对华无偿援助，甚至扬言减少贷款。
金熙德也同样认为，对于对华ODA的减少和取消，日本除以中国经济增长为由外，还找到了其他的借口：援助会帮助中国不断增加军费；中国在接受日本援助的同时还给其他国家提供援助；对日本的资金援助，中国从来不表示感谢。
但金熙德认为，这种把ODA这个纯粹的经济问题和其他问题挂钩的做法是毫无道理的。在军费问题上，中国的国土是日本的25倍，人口是日本的10倍，防卫需求非常大，但军费开支总额并没有日本多，而且ODA资金也没有用于军事方面。
金熙德说，在和日本人士的会谈中，他曾说过，中国过去在最困难的时候还援助过其他国家，而且比现在的援助要多得多，进行这种援助和中国经济实力的大小并没有关系。“把ODA问题和政治问题挂钩代表了一种日本低水平的对华思维方式，反映了日本外交政策的动摇和混乱。”金熙德说。
“感谢”似乎更是一个不应成为问题的问题。曾在日本留学的周永生向记者讲述他的亲身体会。和中国人习俗中的“施恩不图报”、“为善不求赏”不同，在日本的文化和民族心态中，感谢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礼节。如果接受了日本人给予的礼物，一定要在很短时间里，向他们多次表示感谢。而日本公众所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