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世界-第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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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鹰气冲天五角大楼“越位”
从政治的角度看，“9·11”事件有两个明显的“受益者”，一个是总统布什，一个是五角大楼。据估计，在“9·11”之后，美国在全世界的军事力量增长了20％，目前已有近30万美军士兵驻扎在了140多个国家。在鹰派得势的情况下，五角大楼的声音也渐渐增大，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更是常常上镜，一幅指点江山的样子。不仅如此，五角大楼还琢磨着搭国土安全部的便车把势力范围扩展到国内司法事务领域。
2002年7月16日，布什正式公布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份国土安全国家战略，在厚厚的100页文件中，破天荒地提到了美军参与国内执法的问题。五角大楼很快做出反应，负责美国本土防御的四星上将埃伯哈特表示，他非常支持修改现行法律（根据1878年的一项法律，美国军人不得在本土使用致命的武力），以便给予军人更多的“司法权力”，并保卫国家免受下一次恐怖袭击。在他看来，对那些在“保卫美国人 民”的问题上，“捆住美军手脚”的法律必须进行修改。这种观点代表了绝大多数五角大楼高级官员的看法。
由于现行法律严格限制军人参加国内的执法行动，鹰派分子和五角大楼都希望能够争取到总统和国会的支持。此前，美军在国内扮演的角色主要是应政府要求，进行紧急抢险救灾工作，他们无权过问国内的司法工作。这也是美国的一项传统。由于军方手握社会上最强大的暴力工具，他们的权力在理论上是无限的，这也使得他们一贯遭受怀疑和不信任，在美国的历史上，军事力量从来都是尽可能地被用于国内事务之外。虽然FBI一直有很多令人不满之处，但却很少有人想到并开始运作让军方介入国内司法事务。这一点，在好莱坞的影片中有很明显的反映：只要军方过多地参与国内司法事务，力图取代警察的作用，那其中就很可能蕴含着什么阴谋，而事实上也往往是发生了悲剧。
五角大楼“放开美军手脚”的想法引起了美国国内的不安。一家政治性媒体很快就做出了反应，提醒五角大楼“不要走得太远了”，它担心地指出，任何使军人扮演警察角色的企图都将意味着有越来越多的荷枪实弹甚至携带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士兵出没于人们日常生活中，事实上，完全没有必要以军队的介入表达对FBI的不满和不信任。人们在问，五角大楼是否“越位”了？
修改海斯总统124年前制定的军事限制法案也许只是五角大楼进一步扩大权力范围的一个信号。而更令人担心的是，在五角大楼的影响下，美国政府军事与外交的一体化程度已越来越高。这一点，一直是为美国政治生活所忌讳的。
在政治家看来，军事头脑是难以制定微妙的外交政策的。在美国军界，像马歇尔、李奇微（在1954年制止美国介入越南战争）、詹姆斯·加文（领导过1960年代的反战示威）这样有政治头脑和全局观念的将军并不是很多。更多的时候，人们看到的是麦克阿瑟、格兰特那样有军事天才但在政治上却一塌胡涂的人。即便是对于文职的国防部长，人们也多有疑虑，想起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至今美国人还耿耿于怀，因为正是一些文职官员加速了美国的参战。有鉴于此，在布莱德雷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艾奇逊任副国务卿时，他们之间有一项协议：如果他们中间有一个人说，“这是一个纯军事问题”或“这是一个纯外交问题”，说这个话的人就必须起身走出房间。不过多参与国家的内政和外交，是美国军方的一个良好传统，也是维护美国民主的一个基石。
但正如希尔斯曼所言，解决军方对外交政策影响过大这个问题，不能用把军方排除于制定外交政策之外的办法，对于大多数外交政策问题，听取一些军方的意见是必不可少的。事实上，总统或国务卿不经常听取军方和五角大楼的意见就很难制定出有效的外交政策。但问题是，军方是崇尚实力的，军方主导的国家政策很可能会过分强调武力，强调威胁，而较少谈论合作。如果白宫一味顺应军方的意思，就很可能会陷入政治上的危险，如过分追求和相信实力，无视国际协调机制和国际法约束，把外交问题简单化，从而使国家背上好战和霸权主义的名声。
使五角大楼“越位”还有经济因素。由于军方与军工产业是天然的盟友，军方争取到的国防预算越多，军工产业就越是欢欣鼓舞。虽然军工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不占主导地位，但他们的能量却是巨大的，投入也是惊人的。据响应政治中心统计，仅2001…2002选举年度，军火公司的政治捐款总额就高达1593。7万美元（其中捐给共和党1031万美元，占65％，捐给民主党562万美元，占35％），而在过去的7个选举年度中，总捐款额高达7820万美元，其中捐给共和党的占60％，民主党占40％。
军工集团的投入当然不会是没有回报的。在军工集团的鼓励下，五角大楼已最终核定了8项武器装备采办项目，其总价值高达6000亿美元，这意味着美国的军工企业今后20年都会有活儿干；五角大楼还促使白宫把2004年军费提升到3680亿美元的史无前例的规模，超过世界其他军事大国的军费之和；在伊拉克战争中，波音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大大派上用场，2003年５月五角大楼出台的美国海军的“未来作战系统”计划的第一阶段150亿美元业务已交给波音公司和科学应用国际公司……对军方和军工产业情有独钟的布什也在政策上明显向军工产业、能源集团等战争机器倾斜，而他自己也很清楚，没有军方和军工产业的支持，反恐声势谁来造？反恐大旗谁来扛？
在这种背景下，军火的对外销售便成了政府大力扶持的范围。美国政府把对外军火出口提高到了战略高度，1995年，美国政府还出台新政策，把对外军售作为美国推行外交政策的合法工具，外交政策的目标之一就是增加美国在世界军火市场上的份额。美国国务院还专门发文，要求各驻外使领馆“像促进农产品和药品交易那样推动军火交易”，美国商务部则要求其官员帮助本国军火商“在世界市场上寻找买主”。到了布什时期，这种声势更加浩大，而且无所顾忌。
对于军方和军工产业联姻的危害性，一些政治家早有清楚的认识。早在1961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向全国发表告别演说时就曾提出警告，要求人们注意“庞大的军事权势集团和巨大的军火工业”，他说：“我们必须谨防军事—工业复合体有意或无意地在政府各部门里获得不应有的影响。不应有的权力出现灾难性增长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并将持续下去。我们决不能让这个复合体的力量危害我们的自由或民主程序。”曾为军界中人的他很清楚过分壮大的军事权势集团对这个国家意味着什么。
但问题是，在鹰派气势如虹的状况下，能有多少人会想起这40年前的嘱咐？而今，包括总统布什在内的许多人，已经为先发制人的理论和一超独霸的“美景”所深深吸引了。
第五章：先发制人进攻是最好的防御
作为有史以来最具进攻性的将领，巴顿将军堪称二战中率军推进速度最快、歼敌最多的将军，他的名言是，“进攻是最好的防御……事实证明，筑墙，挖沟，修掩体或者依托大海保护自己的人，都是轻信别人的笨蛋。任何形式的防御都狗屁不值。”在他看来，世界上最滑稽可笑的防御大概是二战时法国人修的“马其诺防线”，看上去固若金汤，但在实践中却连一丝一毫的作用都没起到，德国人很轻松地就绕了过去。在“9·11”之后，越来越多的布什政府成员开始认同巴顿的“进攻是最好的防御”的理念。
进攻是最好的防御
看着阿富汗战争顺利进行，布什是喜在脸上，忧在心里。他的安全官员告诉他：美国上空每天有约6万架飞机，以每架100名乘客计算（其实多数国际民航乘客都在200人以上），每天就有600万人（一个香港的人口）在美国空中；美国的港口每天进来100万个集装箱；美国和墨、加边境，每天有成千上万货柜卡车进出；仅一个纽约市，每天就有11万来自全球的游客；还有数不清的各种国际会议、商业往来等等，这样一个自由流通、幅员广阔的国家，面对自杀性恐怖袭击，根本是防不胜防的。
怎么办？
沃尔福威茨的话开始引起他越来越大的重视。在沃尔福威茨看来，美国必须为遥远的、最不可能的和罕见的事情做好准备，因为他认为它们会发生，尤其是在伊拉克对美国和世界的“威胁”问题上。沃尔福威茨始终相信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必定会落到恐怖分子手上，而且很可能被用来对付美国。从历史上看，沃尔福威茨也确实有先于其他人预见到危难将至的才能，并因此赢得了“疯狂的先知”的名声。据称早在1979年，他就预见了伊拉克可能将入侵科威特并威胁沙特阿拉伯。12年后，美军在海湾地区的“沙漠风暴”行动证实了他的预见。
尽管沃尔福威茨在1992年撰写的“关于下个世纪国家战略方向”的文章并没有引起老布什和克林顿的足够重视，但似乎“生逢其时”的是，在“9·11”后，他的一整套的理论特别是先发制人的论断却使当时多少有些茫然的小布什如获至宝。后来，布什自己也承认沃尔福威茨的学说对官方的对外政策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罗马思想家西塞罗的话也给了布什以启迪。在许多著作和演说中，西塞罗都声称，潜在的威胁就足以构成“先发制人”的理由，而不必等到潜在的威胁变成现实的直接威胁，他的名言是：“罪恶在萌芽状态最容易被消灭”。
具体到萨达姆政权，布什一班人更是确信伊拉克迟早会威胁到美国。针对“如果美国不找萨达姆的麻烦，萨达姆也不会找美国麻烦”之类的言论，布什的手下多次予以抨击，其中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康多莉扎·赖斯的话就很有代表性。在一次采访中，赖斯指出，如果回顾一下萨达姆以前的所作所为，你就会发现，萨达姆政权从来都不是一个“维持现状”的政权——他已经对其邻国发动过两次攻击；他对本国人民施放毒气；试图刺杀美国的一位前总统（指布什总统的父亲）；他向巴勒斯坦的每个自杀炸弹引爆者提供了2。5万美元，其中的一个引爆者在希伯伦大学炸死了５个美国人……在她看来，如果美国不理会萨达姆，萨达姆也会与美国过不去的，无论他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付美国，还是对付其他国家，都没有本质的区别，都将对美国构成威胁。1赖斯还援引前国务卿乔治·舒尔茨的话说，“如果后院有一条响尾蛇，你不会等着它出击以后才采取自卫行动。”
一些传统的想法开始受到挑战。根据传统的安全观点，最好等到威胁变得非常严重和明显的时候，支持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来对付这种威胁的一致意见就会形成。但美国学者却不这样认为，在倾向于鹰派的《国家利益》杂志上，菲利普．泽利科指出了这种观点的“缺陷”：“如今的威胁与易受攻击的弱点之间存在相反的连续性。当一个潜在敌人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能力更具威胁性时，它就不那么容易受到军事干扰了。这样的计划在不成熟的时候最脆弱，但这时它们构成的威胁是不明确的，团结盟友来对付这些计划比较困难。然而等到这样的威胁显而易见，联盟很容易形成的时候，可能已经为时太晚——武器已经被使用，计划将很难或不可能遭到破坏，或者外人自己会因担心报复而受到威慑。2
布什对“先发制人”早就“心有所属”。早在1999年9月23日，当时的总统参选人布什在南加利福尼亚的西塔多尔军事学院发表演讲时就明确反对伊拉克、朝鲜和伊朗，并称要制定一个针对战略威胁、先发制人的打击战略。这也就是说，他的心中早就有了一个计划，只不过是没有人能够注意罢了。
军事经济学家给布什算的账也很令他心动。据统计，在1991年到2002年的12年中，美国每年为阻遏伊拉克而花销的军费达130亿美元，此后将增至每年190亿美元。如果萨达姆再活20年的话，美国为阻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