峭壁边缘-第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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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日，在我办公室对面的大会议室中，我第一次召见了总统金融市场工作组（PresidentsWorkingGrouponFinancialMarkets，PWG）。总统金融市场工作组由财政部长领导，包括联邦储备委员会、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modityFuturesTradingmission）各委员。这个组织是1987年市场大崩溃之后成立的，负责提供政策建议，但已经变得或多或少有些形式主义。少有的准备工作也是由相当低级别的人员来完成的。各成员机构相互有竞争关系，不会彼此共享信息。会议很简单，没人作演示，而且都是临时性召集。
我决定改变这种状况。我让蒂姆·盖特纳加入了我们的核心团队，理由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将成为应对任何危机的前线。我还邀请约翰·杜根参加会议，因为货币监理署作为最大型银行的监管单位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决心建立一个富有凝聚力的紧密团队——在一场危机中，这对我们的工作成效至关重要。
第三章 入主财政部 入主财政部（3）
我们计划每4～6个星期开一次会，而且提前一年就定好了日程。没过多久我们就开始团结协作、分享信息、制定了大量的议程。每次会议都在3个小时左右，而且组织有序，有详细的演示，包括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所作的一次有关各类金融机构如何管理风险的精彩演讲。
在早期，我们最关注的问题是场外衍生品和金融系统中的杠杆水平。我们密切关注对冲基金的状况。在2006年2月，证券交易委员会已经要求对冲基金将自己注册为投资顾问企业，将某些对冲基金第一次置于了监管审查之下（其他一些基金已经自愿接受监管）。但在6月份，一家联邦上诉法院推翻了这一规则。
总统金融市场工作组着力于审查对冲基金和向对冲基金提供资金和其他服务的机构之间的关系。我们于2007年2月发布了一份报告，呼吁提高对冲基金的透明度，建议它们遵守一套最健全的管理程序和投资原则。一年之后我们又提出建议，希望那些给金融系统带来风险的最大型的基金必须得到联邦政府的特许或授权。
在准备总统金融市场工作组会议的过程中，财政部的人在金融市场事务助理部长托尼·瑞安的领导下就各种可能的状况作了情景分析，包括一家大银行的失败，一家投资银行的崩溃，以及油价的大幅飙升。他们原本也计划对一家像房利美这样的政府资助企业的失败以及美元的崩溃进行模拟，但最终放弃，因为他们担心消息会泄露给媒体，导致公众误以为这样的场景真的将要发生。
在我接受财长一职的时候，我曾对布什总统说，我希望能为中美经济关系的建设发挥影响。要想成功，我们必须让两个国家的主要决策者都参与进来，而凭借我在中国的多年经验，我知道我可以发挥作用。2006年9月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让两国的大多数高级官员坐在了一起，集中讨论诸如经济不平衡、贸易、投资、金融、能源和环境之类的长期经济问题。美国方面以我为首，而魄力十足的吴仪副总理是中方的首席代表（2008年，才干过人的王岐山接替了吴仪的角色）。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成功是我最引以为豪的成就之一，我也很高兴看到奥巴马政府延续了这一对话机制。聚焦于双边经济关系的战略经济对话使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在一场食品和产品安全性风波中保持稳定。当金融危机爆发，我们与中国官员之间所建立和巩固起来的关系帮助我们维系了我们的金融系统的信心。考虑到中国所持有的巨额美国国债，这一点至关重要。
尽管我把自己的角色定位得很广，我也很注意避免侵犯其他内阁部长的权力范围。我还清楚地记得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史蒂夫·哈德利曾提醒我说，我必须对康多利扎·赖斯表现出适当的恭敬。“她最关心的事，”他说，“就是美国不能有两个国务卿，一个管经济，另一个统揽其他一切。”
当我跟康蒂谈起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想法时，我强调说一条强有力的经济纽带能够帮助她提升她在海外政策上的领导角色。我对她明言：“只有一个国务卿，那就是你。我只想配合你，与你合作，帮助你实现你想实现的目标。”
康蒂和我从一开始就很合得来。早在她在斯坦福大学担任教务长的时候我就认识她，那时候我还是高盛的CEO。当时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HooverInstitution）任职的前国务卿和财政部长乔治·舒尔茨给我打了个电话，问我是否想见见赖斯。她是个俄罗斯问题专家，有兴趣加入高盛。当时我还没有预见到俄罗斯金融危机的降临（我们没有一个人预料到），所以我想她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帮手。但她最终还是决定加入乔治·W·布什的竞选团队。
在我履新财政部的第二天，我就与康蒂共进了午餐。她对总统很了解，对于如何与总统建立关系，她给了我很好的建议，提示我要想办法多与总统单独相处。康蒂比我聪明，表达能力也胜过我。我不是个外交家，对那些外交礼节（什么场合该站在什么地方，诸如此类的东西）一窍不通，但我确实知道如何做成一件事。她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记住，在外交礼节中，你是二号人物，排在国务卿之后。走出去的时候就跟在我后面。”
一开始，有康蒂盯着我的时候，我的表现还没问题。但没有她在场的时，有时候就会闹出笑话。2007年时，布什总统曾在白宫招待来华盛顿参加一次大会的各州州长。康蒂没有出席，所以晚餐之后在白宫东翼举行的晚会中，温迪和我应该坐在布什总统和第一夫人的旁边。我们先是与加州州长阿诺德·施瓦辛格（ArnoldSchwarzenegger）聊起了环境问题，等到来宾落座时，温迪和我径直坐到了后排的某个地方，给总统和第一夫人的旁边留下了两张空椅子。最后，国防部长鲍勃·盖茨（BobGates）挪了一步，坐上了两个空座之一。在场的每个人都笑了，特别是我的内阁同僚们。散会之后，总统对我说：“保尔森，你是不是想当个州长？”
但这还不是我最失礼的一次。布什总统很讨厌别人的手机在开会的时候响起。在2007年1月，我去椭圆形办公室参加了与欧盟委员会主席何塞·曼努埃尔·巴罗佐（JoséManuelBarroso）的一次会议。按照礼仪，我应该坐在总统左侧的沙发上，挨着康蒂。我还以为我的手机已经关掉了。
就在我们专心致志地听着两位领袖愉快地交谈时，我的手机响了。我吓了一跳，就像是被一根电棍戳了一下。我赶快伸手去摸手机，先是翻了翻我平常放手机的西装口袋，但却没有找到。惶恐之下，我站了起来，翻了翻沙发垫子的下面，以防手机掉进了那个地方——但还是没找到。手机不停地响着，我越来越难堪。最后还是康蒂发现了手机的所在。她指了指我的右裤兜，我以最快的速度把它关掉了。
“保尔森，”总统后来戏弄我说，“好一个三垒安打：在椭圆形办公室，当着一个来访的外国元首，你找不到手机。”我再也没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也希望那个不合时宜的电话是有关财政部某件要紧事的，但事实上那是我儿子打来的，只是想跟我聊一聊芝加哥公牛队。
没人会说我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我总以一副咄咄逼人的架势面对别人，告诉他们我认为一个问题应该怎样去解决。我会聆听任何人的好点子，然后采纳最好的方案。虽然这种风格对我管理企业行之有效，但我发现，在华盛顿做一个决策要复杂得多，也难得多，特别是在国会山。
当你与国会打交道，无论是什么样的问题，无论问题是大还是小，都没有快速解决方案这一说。坦率地说，除非出现危机，否则你不可能完成重要的、困难的变革，而这让阻止一场危机变得异常艰难。
与立法者们有效地合作是身为财政部长的一大要务，尽管我早已知道这个差事会让人头疼，我还是低估了它让人头疼的程度。
我们在国际领域早早就取得了一些成果，避开了有潜在危害的反华贸易保护立法，通过了一个法案来明晰了外商投资于美国的程序。但在许多国内议题上，我们却屡屡受挫，包括政府改革社会保障和医疗制度的努力。
第三章 入主财政部 入主财政部（4）
两大房贷巨头房利美和房地美带来了另一个立法难题。在我初到华盛顿的时候，我就住在第16…K大街的圣瑞吉酒店（StRegisHotel）。华盛顿的夏季炎热而又潮湿，但我很喜欢去国家广场跑步，穿梭于那些纪念碑、博物馆和熙熙攘攘的游客之间。2006年6月末的一天，我刚刚大汗淋漓地跑步归来，财政部金融机构事务副部长埃米尔·亨利（EmilHenry）和他的助手戴维·内森就出现在了我的房间，向我汇报了“两房”的问题。
我并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政府和联储多年来早已对这类企业所带来的危险提出了警告，普通人也能看出我们必须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
我汗流浃背地穿着湿漉漉的运动服坐在那里，听埃米尔和戴维解释了房利美和房地美这两个古怪的概念。尽管它们有公众股东，它们却是国会特许的旨在稳定美国房贷市场并促进廉价住房的机构。它们都不会向购房者直接提供贷款，实际上，它们卖的是保险，担保购房者能够按时归还房贷，而这些房贷会被打包为证券化产品，通过银行卖给投资者。它们的章程使它们得以免缴联邦和地方税，还赋予它们在紧急情况下申请财政部贷款的权利。这使全世界的投资人误以为房利美和房地美所发行的证券拥有美国政府的无条件全额担保。事实并非如此，克林顿和布什政府都曾多次强调这一点，但投资者们却充耳不闻。
就在这种含混不清的状况下，“两房”发达了。它们通过两种途径赚钱：第一是收取贷款担保费，第二是通过购买并持有大量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来获取差价（用银行家们的话说，叫做“息差”）——也就是它们的资金成本和它们所收取的这类证券的利息之间的差。它们所享受的隐形政府担保意味着它们的融资成本低得惊人——仅仅略高于财政部本身的融资成本。
它们在资本要求方面也享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国会要求它们保留的准备金水平非常低：仅仅是表外债务的045％外加所持资产组合的25％，而这些资产组合大多是由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构成的。它们的主管部门已经临时性地要求它们增加30％的超额准备金，但与同等规模的商业银行相比，这样的资本充足率依然不算高。两家公司共持有或担保了全美近一半的住宅抵押贷款——当时的总金额达到了令人震惊的44万亿美元。
监管也很薄弱。“两房”有两个主管部门：住房和城市发展部（DepartmentofHousingandUrbanDevelopment）监督它们在住房方面的功能，而创立于1992年的联邦住房事业监管局是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的一个弱小的分支，负责监督它们的财务状况。
简言之，房利美和房地美就是两枚定时炸弹。作为两个极端的例子，它们就代表着那个很快就要大白于天下的普遍问题——杠杆太大、监管又太松的大型金融机构。
但变革是艰难的。这两大政府资助企业在国会山拥有强大的势力，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它们有雇用（并且养肥）华盛顿那帮新老政客的悠久历史。在一系列财务丑闻迫使它们重新评估了多年来的赢利水平后，它们的CEO被扫地出门，而众议院和参议院的一番推动变革的努力却在一场争论中付诸东流——如何管理这“两房”的资产组合的规模和构成？房利美和房地美的资产一直在迅速膨胀，冒险性也日渐提高——这使它们背负上了更大的风险。
我问了很多问题。在回答其中的一个问题时，内森指出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它们的收入有2/3来自它们的资产组合，1/3来自证券化业务。”
听到这句话，我豁然开朗了。“这就是为什么这个问题几乎不可能得到解决的原因。”我说。它们的董事会对股东们负有信托责任，有义务拒绝放弃2/3的利润，它们也必然会放弃。
我的结论是，本届政府如果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