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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节

5406-她们-第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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畔铝魈省!   �
    天上的雨不大不小,但一直淅淅沥沥下个不停。这糟糕的天气,也给红军的撤退带来了麻烦。有几次,康克清险些由于脚下湿滑而摔倒,但她摇晃了几下身子又继续向山下猛跑。战士们年轻又是男同志,跑起来速度要比女人快得多,眼看着自己落在了最后面,敌人在她的身后还不停地大喊:    
    “抓住她,抓活的……”    
    平时总是身穿军服打着绑腿,腰里扎着一条宽宽的皮带,肩上还斜挎着一支小手枪,英姿飒爽的康克清,16岁就带着槌子和镰刀参加了红军。家境贫困的父母在刚生下她一个月就将她送给了一户并不富裕的农民作养女。那一年,养父为康克清订下了一门婚事,让她嫁给一个她从不认识的店员。康克清哭着喊着要离开这个家,为此,养父居然把她锁在一间小房子里。在结婚前的一天,她从小房子的窗户中看到了在村子里做宣传的红军,便想方设法逃了出来,和几个年龄相仿的女伴一起,跟随万安游击队上了井冈山,并在井冈山上和比她大26岁的红军军长朱德结了婚。从此,大胡子军长的身边就多了这位清秀而泼辣的姑娘,同时,也多了一名能够指挥战斗的亲密战友。但此时,这位名扬苏区的“女司令”,已顾不得许多,撒开一双大脚,使出了全身的力气向山下冲刺。    
    正当康克清不顾一切地加快步伐的时候,突然身后的背包好像是被人一把抓住了。她回头一看,一个大个子长着满脸胡茬的敌军,一只手正紧紧地抓住她背在背上的背包,另一只手挥舞着要来夺她的手枪。康克清可是经历过沙场的女人,别看她长着圆圆的脸盘,一双典型的南方杏仁眼,笑起来嘴角上翘露出一排洁白整齐的牙齿,平时总是给人一种亲近的感觉,可在对敌作战中却沉着机智。情急之中,只见康克清双肩一收,就势将双臂向后一伸,背包落在了胡子兵手里,她自己却挣脱了出来。正当胡子兵被她这“金蝉脱壳”的招式闹得发愣的时候,康克清却头也不回地冲了出去。等到胡子兵醒过愣来,康克清已跑出几十米远了。    
    还好,康克清长着一双大脚板,小的时候因为养母的疼爱,没有被呵斥缠小脚。也正是这双大脚,使她摆脱了敌人的魔爪,与屈辱和死神擦肩而过。也使她能够在长征结束后面对海伦·斯诺的采访,以及五十年后面对索尔兹伯里的采访,轻松地告诉他们:“长征就像在野外散步一样。”    
    在中央纵队的这30多位女红军中,康克清是唯一一位跟随作战部队行动,与丈夫一起进出前沿指挥部的女指导员。这位生长在江西省万安县罗塘乡塘下村的普通农家女儿,勇敢,且做事一往无前。逃婚以后,将自己的名字“康桂秀”改成“康克清”,投奔红军。在苏区,康克清除去在红军大学学习以外,大部分时间都在前线,给一些思想有顾虑的战士做思想工作,也做一些动员和宣传工作。部队给她配了一把小手枪,每天她都带在身上,只是苦于一直没有机会和敌人真枪实弹地打一仗。不久,这个机会终于来了。一天,康克清正在万安和赣州之间视察工事的修筑情况,路上与敌人不期而遇。由于她是司令部的指导员,被当时的300多名士兵推举为司令官。在她的指挥下,战士们与敌人一直战斗了两个多小时,击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康克清的枪法一直很准,在红军大学里和男学员一起考试射击,她考了第二名的好成绩。这一次,她一点也不含糊,不知打死了多少敌人。当敌军得知指挥红军作战的是康克清时,害怕极了,大嚷着:“朱德的老婆来了,她是非常凶猛的。”这次战斗之后,“女司令”的绰号就叫开了。


弥漫硝烟中的倩影青杠坡惊魂(2)

    什么是英雄,在敌人或是强权面前不低头,这也许就可以称得上英雄。但对于真正的英雄,还需要具有在紧急关头急中生智,非但不惧怕更能摆脱危机,走向新生的能力,这才是真正的英雄。    
    子弹擦着头皮而过干部休养连在这次撤退中,一度陷入寸步难行的境地。他们这个连队原本就是一个特殊的连队,连队里又都是一些特殊的兵。由于他们的动作相对慢了些,本来行进在大部队中间的干部休养连不知不觉中落在了后面。一接到撤退的命令,年轻的战士们很快穿过他们的序列。    
    掩护部队还在同敌人交火,但仍抵挡不住追击上来的敌人。情况越来越紧急,干部休养连的队伍就越来越显得拥堵。一些民夫眼看情况不妙,丢下担架和伤员,撒腿就跑,逃得远远的。    
    在危急的时刻,不同的人就会体现出不同的素质。危秀英、邓六金、吴富莲、王泉媛、刘彩香等勇敢地站出来,帮助疏导交通。这些女人们是经过斗争锻炼和革命培养的红军战士,即使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她们想到的不会是自己,而是那些为革命负伤的战士。不知是从哪里来的力气,似有神助一般,担架不能抬了,她们就背起被民夫们抛下的伤员,跟着前面的队伍匆忙撤退。    
    一条宽宽的土沟横在道路跟前。背着伤员是不能通过的,刘彩香第一个跳下土沟,大家一看,这不失为一个办法,就纷纷纵身跳下去,在土沟里一来一回用肩头把伤员们一个个驮过去。    
    刘彩香连续运送了五六个伤员以后,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她多想坐在沟里歇一会儿呀。听着真切的枪炮声,她不敢怠慢,一看其他的女红军已经背上伤员转移了,刘彩香也急忙往沟沿上爬。可她的个子太小了,爬了几次都没有爬上来。她牙关一咬,使劲向沟沿上一蹿,用手指抠住沟沿,脚踩着沟壁,一点一点将身体往上挪。“嗖嗖嗖”只听得耳边一阵紧似一阵的枪声,还闻到了一股焦糊的气味,刘彩香来不及多想,使出全身力气爬上了沟沿。身边正好有一个包袱,她不管三七二十一,捡起来就跑。    
    连她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摆脱掉敌人的追堵赶上大部队的。她真的是累坏了,一屁股坐在地上。战友们围过来,发现她的衣服上有好几个子弹穿过留下的洞,她的头发也有一绺被飞过的子弹烧焦了。好险啊!她是刚刚和死神打过照面的,自己还不知晓,幸好子弹没有打正,只是捎上了她的几根头发,身体却安然无恙。    
    她捡的那个包袱正是战友邓六金在匆忙中丢失的。见到自己的全部家当失而复得,邓六金异常惊喜:“多亏了你捡到还给我,要不然的话,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哟!”    
    落在队伍的后面又遇强敌,即便如此,女人们没有选择放弃,而是依然积极地用尽最后的力气来运送伤员,摆脱敌人。这样的战斗中,从来不乏逃跑者、坐以待毙者,但这些非凡的女人们,却以不屈不挠的气概,守住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革命者的坚强信念。我们怎能不敬佩!


弥漫硝烟中的倩影撤退路上(1)

    从青杠坡撤下,红军又开始了急行军。女人们惊魂未定,但那些躺在路边呻吟不止的伤员,更让她们心痛不已。    
    青杠坡一战,干部休养连的损失严重。马匹损失过半,担架大都丢弃了,民夫也在混乱中四散逃走。老伤员还没康复,新的伤员又在增加,伤员的安置问题成了最棘手的问题。    
    撤出土城之前,中央指示干部休养连,一定要轻装前进,把一批根本无法带走的重伤员寄放在老乡家里。    
    寄放伤员红军的到来,给了偏远而贫穷的贵州百姓极大的物质帮助和精神启示。红军没收了土豪、地主的财产和土地,分给贫穷的乡亲,使他们有了饭吃,有了衣穿,还给他们讲述了人生下来就是平等的道理。但在国民党和当地军阀的宣传中,哪一户收留红军的伤员,如被查出来,要以窝藏“赤匪”罪论处,弄不好会家破人亡。对此,老百姓心有余悸。    
    红军的伤病员也不愿意被寄放在老百姓家里。原因很多:习水地区没有红军的根据地,只能找沿途一些相对可靠的老百姓;本来贵州在中国的版图上就比较偏远,而土城又是贵州的偏远地区,穷乡僻壤,缺医少药,伤员的伤病得不到很好的救治;红军的队伍离开后,军阀肯定会在当地大肆屠杀,留下的九死一生。    
    在那一时期,红军战士普遍存在的想法是:不怕打仗死,就怕负伤被寄放;不怕急行军和夜行军,就怕生病掉队。就是负伤、生病,只要两条腿还能走,拼着命也要跟上大部队。跟上的就挺过来了,倒下的就永远倒下了。负了重伤,就得服从大局,被寄放在老百姓家里。    
    这时,女人们又拿出了在苏区扩红、筹粮的工作方法,在地方工作人员的协助下,去到那些比较隐蔽的地方和人家进行说服动员。这是女人们最拿手、经验最丰富的工作。她们把伤员寄放在可靠的老百姓家里,给他们留下一些银元、粮食和盐巴等东西,作为伤员的生活、医疗费用和对老百姓收留护理伤员的报酬。    
    女人们尽可能把能想到的都替伤员们想周到,即使是这样,她们在寄放伤员这样的事上也常常处在矛盾和痛楚之中。李坚真在她的回忆录中曾提到:“没有找到妥善人家寄放伤员时,我心急如焚,一旦找到了妥善的地方和人家,伤员有了人家来照顾,我如释重荷,心安了许多;但当把伤员安置妥当,我要离开时,一阵悲痛又涌上心头。”作为干部休养连的指导员,李坚真应该是安置伤员较多的,她的这种感触,是每一个女人共有的。一路坎坷,一路颠簸,她们和伤员之间的战斗情谊,以及伤员对她们的依恋难以言表。常常在她们即将离开时,有的伤员拉着她们的手泣不成声,有的伤员苦苦哀求她们给自己补上一枪……这一桩桩、一件件,让女人们流下了多少眼泪,也在女人们的心里烙上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伤员安置好后,红军很快撤出了土城,向西准备渡过赤水河,到扎西集结。    
    刚启程不久,又有一名伤员被送来,要干部休养连找地方寄放。伤员是三军团的一位团长,叫姚,在阻击敌人时,右脚负伤,伤口已感染,整个脚肿得像个紫茄子,而且烧得很厉害。但他伤的不是要害部位,也还可以医治,况且,大部队已急速向前推进,负责在地方联系老百姓的同志早已撤离,临时寄放会有许多不安全因素。而且,一路上战争如此激烈,前线是多么需要这样的指挥员呀!跟随姚的,还有他的随身警卫员、饲养员和一匹马。面对这个情况,李坚真动了恻隐之心。她去找侯政商量,不如带他一起走。侯政听了李坚真的介绍,略通医术、曾任八军团卫生部长的他,仔细地检查了姚的伤口后,与李坚真统一了意见,决定带姚一同上路。    
    由于撤退时抬担架的民夫四散逃走了,于是,李坚真就和姚的警卫员、饲养员三个人轮流抬着他走了几十里路。直到姚的烧退了,才骑到马上,由警卫员和饲养员在旁边照顾他慢慢走。几天以后,姚脚上的肿消了。正当女人们为他伤愈又可以上前线而高兴的时候,没想到上级领导却对她们大发其火。原因就是,组织上已决定寄放了的,为什么不执行组织的决定。当时的组织纪律是很严格的,为这事,李坚真还做了检讨。但直到几十年以后,回忆这件事,李坚真还在为救了姚而自豪,即使当时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也不后悔。如果不是李坚真顶着批评,把他带出来,就不会有长征后期中央纵队的警卫营长姚,也不会有全国解放后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姚。    
    秘不可泄虽然有相当一部分伤员被寄放在了土城一带,但对于一些重要的伤员,上级有命令,无论如何不能寄放。    
    在离开土城的最后时刻,干部休养连连长侯政和指导员李坚真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商议决定寄放一名伤势严重的伤员。尽管董必武曾再三吩咐,这名伤员不能寄放在老百姓家里,可他们从连队的整体情况考虑,还是将他留了下来。此时,老百姓都已经逃进山里去了,侯政只好把这个昏迷不醒的伤员,连同几十块光洋,放在一间空荡荡的民房里,然后急匆匆地去追赶部队。    
    董必武知道后,非常生气,叫来侯政和李坚真,严辞批评。至此两人才明白,原来他们寄放掉的是军委机要科的负责人。机要科是掌管军事秘密的部门,如果真是因为把这个负责人寄放在老百姓家而出了事,后果不堪设想,那将不止是一个连队的问题,而是全军的部署以及几万人的性命都会受到威胁。    
    周恩来得知此事后,马上发布命令:立即回去把这名伤员找回来。    
    侯政、邓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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