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世界说明中国-第2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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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些希望和忠告
吉：我完全同意。这次我来北京会见了法国驻中国的大使毛磊先生，他强调说法新社不应该局限于对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的报道，也应该报道中国各个省份发展的情况。对于法国的企业来说，中国的各个省都有投资的机会，并不仅仅局限于首都和大城市才能投资。所以我们非常愿意在未来加强我们在北京工作的队伍，我们也与你有同样的希望，希望我们的记者也能更多地报道中国各省的经济发展。
赵：毛磊大使是我们共同的朋友，我是在安排希拉克访问上海时与他有过接触。法新社记者到中国各个地区访问，我的机构可以帮助。当然我也有一些希望和忠告，就是报道要准确，降低意识形态的色彩，比如他们最近对中国西藏的报道，猜测性和其他来源的错误加在一起，人云亦云，报道了一些不符合实际的内容，对于这样的报道我们不满意。也可能他们对西藏的历史和现状所知太少，才发生这样的错误。
吉：一些记者对消息报道也可能出现错误。工业生产有一个标准，可以对质量进行监督，新闻报道要求可信度非常高，非常准确，同时要求迅速，当然我们会非常注意提高我们报道的质量。法新社这样的新闻社，我们的顾客要求我们是多元化的新闻，要有来自不同方面的消息，所以我们必须反映大家的意见。当然我们的记者应该在时间允许的范围内核实消息的来源，同时更应该注意反映不同来源的意见。
赵：对于记者，我们并不要求他在评论中刻意地赞扬中国，中国不好的地方也可以报道，但是有一条，事实要尽量准确。比如在西藏，藏汉双语教育是最受欢迎的，那里的人如果不接受汉语教育，就不容易接触现代社会和学习科学知识。计算机的说明书，不是英文就是中文，当然我们要帮助他们译成藏文，但是有不少现代的科学词汇藏文中没有，必须创造新的藏文。在那里的许多工程师，也没有能力用藏语来讲授工程技术。你如果以后直接去西藏看看，也许能出个好主意。
吉：我非常高兴。有这样的机会，我将感到非常荣幸。
点评：
这是两人的头一次见面，但谈起话来，如同故人。对于外国来访者，启正是一位细心、周到、热情的主人，会见首次见面的客人之前，启正要认真了解相关背景材料，见面之后，还要把重要的内容制成卡片，下一次见面之前，再将卡片取出来复习一下。这不仅说明他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更能让客人感到受到尊重，感受到启正的真诚和热情。这一次谈话时启正能轻松引述来访者过去的讲话，显然事先充分备了课。然后他先求同并晓之以理：“准确地、及时地、有深度地报道中国，不仅是我的任务，也是你的任务。最后取得的效益不仅是法新社的，而且是整个法国的”，这又能让法国客人感受到他情真意切。有了这种基础，启正再解释为什么西藏人要学汉语。这时，客人不可能不领悟到，启正是在真诚地帮助他准确报道好中国。
（黄友义）
第二部分 谈话录第42节 有战略眼光的企业家重视中国（1）
（1999年12月5日在北京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记录）
（美国之音5/1221：00）《焦点透视》记者：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我们今天在中国北京，应邀参加专题访谈的嘉宾是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赵启正主任。他是一位由学者和专家转而从政的领导人；是一位改革型的、务实型的政府官员。今天我们要谈一个非常有趣的题目，而且听众朋友们一定会感到这个题目涉及非常广泛，题目是《改革、交流、公关文化和美中关系》。我们知道赵主任在就任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之前的主要工作在浦东新区，上海市是整个中国经济的龙头，浦东可以说是上海这个龙头的“龙嘴”。
目前中国进行国际经济交往最重要的城市，一个是上海，一个是香港记者：您曾经是上海市的副市长兼（浦东）新区管委会主任，浦东一系列的改革带动了上海，带动了全国。您认为未来50年的上海，在哪几方面会对整个中国的改革产生推动作用呢？
赵启正（以下简称赵）：上海市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它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它是中国两个经济发达带的交叉点。一个是中国沿海的经济发达带，另外一个是长江流域的经济发达带。在浦东开发之后，上海的经济得到了更健康的发展。目前上海GDP的人均值是全国人均值的4倍，而浦东地区的人均GDP值是全国的6倍。所以说它在人均GDP和总税值方面对中国的贡献是很大的。中国已经逐步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它的国际贸易量更是国际经济中不可忽略的重要部分。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当然需要加强和世界各地的交往。世界各国政治的交往当然是通过首都进行的，而经济交往往往是通过最重要的经济城市进行的。像美国纽约、芝加哥、洛杉矶都是进行国际经济交往的城市，欧洲是伦敦、巴黎、法兰克福。在中国应当是哪里呢？目前中国进行国际经济交往最重要的城市一个是上海，一个是香港。而香港实行的是“一国两制”，它的制度和上海不同，它们之间在许多方面是互补的。您问未来50年上海会对中国的改革产生什么样的推动作用，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想它首先是中国和国际经济交往最重要的接触点之一，它对于世界、世界的金融流动将有重要意义。当然从长远看，中国不仅引进外国的高科技和资金，今后也会输出中国的高科技和中国的资金。上海的教育、人才积累在中国也是属于名列前茅的城市之一。在这里会产生一些能够懂得世界经济法律和国际操作的人士，这些人在中国内部也是流动的，它会向中国其他地区输出人才。所以可以说，对于整个中国来说，上海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城市，它的这种推动作用对外和对内都是长远的和有力的。
有战略眼光的企业家不能不重视中国
记者：是的，我觉得整个上海现在的文明程度从浦东开发以来又得到了新的提升。在上海最近刚刚召开完财富论坛会议，您是负责组织会议的主要负责人。您觉得这次会议有哪些历史性的进展和成果，它会对未来美中的经贸交流和世界的经贸交流有什么样的帮助？
赵：美国《财富》杂志今年在上海举行了《全球财富论坛——上海1999》，中国方面我是主要的联络人，主办方还是美国《财富》杂志。这样的会议是全球性的，这次选择在中国并选择在浦东，这是经过美国方面深思熟虑的，也征求了世界很多包括外国大公司负责人的意见。这次会议有两个方面很突出：一是在形式方面，它的规模很大，出席人数超过了前四次全球论坛的总和，单记者就有600人，其中接近一半是外国记者。第二个特点是讨论的题目十分重要，是“中国未来50年”，这和您刚才所问的问题差不多。世界的跨国公司在选择它的利益时，它的着眼点是看全世界的，是在地球仪旁边来思考问题。而这20年来中国经济稳定增长，平均GDP的增长率有9。7％，因此有战略眼光的企业家不能不重视中国。而中国觉得自己的经济进步一定要靠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因此对这些跨国公司理所当然地持欢迎的态度。就这样，双方有这种相匹配的见解才促使了这次会议的成功。
中美之间不怕存在着什么重大的问题，关键是双方要有决心互相了解
记者：刚刚通过美中两国政府签订的有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协议，您认为WTO的通过对美中关系、中国改革，对双方经贸交往会有什么影响？在经济利益互相渗透的前提下，美中两国的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赵：中国加入WTO当然会促进中美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发展，这毫无疑问。双方都认为中美签订双边的WTO协议是重要的，经过了13年才取得了这样的成果。13年的经验使我们有这样的见解：就是中美之间不怕存在着什么重大的问题，关键是双方要有决心互相了解，能够加强共识，能够着眼未来，才能够解决中美之间重要的问题。中美双边达成协议之后，中国进入WTO的道路就比较清楚了。中国现在要和欧盟谈，和其他国家谈，中国进入WTO是指日可待了。
文化的多元化是事实，这是不能回避的
记者：您觉得WTO协议的达成会促进美中关系的良性发展吗？
赵：我想一定是这样的。
记者：我们也关注到，实际上这个WTO协议的形成也是两国的领导人、两国人民、两国经贸界的交流的一个成果。在交流中由于文化的不同，好像也出现一些很有意思的细节。举个例子，当江泽民主席访问美国的时候，因为克林顿是一个大个子，他用的话筒比较高，当江主席讲话时，他就弯下腰来给江泽民主席调整话筒。江泽民和朱基他们是一代不同以往的领导人，英语都比较不错，而且江泽民有时候又弹钢琴、朗诵古诗、背名言，他们能以这样的方式来和美国领导人、外国领导人沟通。外边的观察家认为江泽民懂得和西方沟通的一些方式，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本事。
赵：江泽民主席访问美国，克林顿总统访问中国，都取得了巨大成功，这是双方的人民和媒体所持的看法，这没有什么异议。克林顿总统亲自为江泽民主席调整话筒和演说台的高度，这一点中国观众的反应很好，认为这是很亲善、很友谊的表现。国家交往往往是领袖个人交往来促进的，所以领袖的魅力、风格对于这种交往的作用很大。江泽民主席在他担任国家主席职务之后，中国对外的交往、他对外的访问是很频繁的，也是很见效的。我想这都受到了被访国家和中国人民的支持。至于文化的区别，最近有很多讨论，如美国一位教授的关于东西文化冲突的书也译成了中文，各方面也有不同的反响、不同的见解。我个人认为，文化的多元化是事实，这是不能回避的。那么它是起促进的作用还是起阻力的作用？我想还是起促进作用为主，起阻力作用为次。因为不同的文化好像是不同的圆圈，它们有一部分是重合的一致的，有一部分是不重合的。不重合部分加起来，比所有的圆圈全部重合起来面积要大，只保留重合的部分，就丢掉了许多人类的财富。
关于跨国婚姻
记者：我们希望能够避免一些文化上的障碍，推动美中关系的良性交流。最近根据有关的资料统计，海峡两岸间的通婚已经形成了潮流，正式结婚的已经有5万多对。从太平洋两岸来看也出现了很新鲜的结婚的现象，20多年来中国人和美国人以及其他西方人通婚的现象应该是超过5万对的一两倍或者两三倍。最有意思的是最近美国前副总统奎尔，大概一两个月前访问上海，参加了他儿子的婚礼，他的儿子娶了一位上海姑娘做太太。从您个人的角度，您认为官方或是民间应该如何看待这种通婚？中国政府是支持还是反对还是很不高兴？我们漂亮的上海女孩、中国女孩儿嫁到西方去了，是不是民间的心里有一种失落的感觉？
赵：你说得很有意思。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和西方人通婚的例子很少，有一些早期的留学生和外国人结婚，那都是凤毛麟角，极个别的例子。最近20年来，这种现象多起来了。回忆1977年，有一位法国小姐和中国小伙子结婚，当时他们去有关部门登记，有关部门不知所措，这是怎么回事呀，觉得不能给他们登记。最后传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说这很自然嘛，应该准许登记呀。当时是这样的困难。在民间，很多人认为国际婚姻悲剧多，由于文化的差异也许会发生问题。比如中国人很喜欢储蓄，中国人的储蓄率在城市几乎是40％以上。美国人的储蓄率为1％，听说最近下降到0。5％。结婚之后，美国女孩子说咱们把一年的工资都花掉吧，咱们到巴黎玩一下，而中国小伙子会说我们要节省，我们还要买房子。中国政府现在有关于和外国人结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