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80-岁月与海浪: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人物群像-第2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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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剑桥我们已看不见什么耀眼的光芒了，这也引发了某种评论，认为她的作品受制于她所处的时代。她无法将最新的威胁吸纳进我们的文明之中。这种威胁或许可以被视为潜艇，但它不是重型轰炸机或者地雷。认为一切石头都是青草，认为它们像一切肉体那样在灰飞烟灭之间就会消失殆尽，这种见解没能进入她的意识，说实话，它被文学吸纳也要花费一段时间。她的时代明显地介于个体的短暂性与其杰出作品的不朽性之间，对于她，只有大英博物馆的拱顶才是近乎永恒的。衰败，这一点她是承认的：滨河路（theStrand）上那些雅致的灰色教堂不会永远矗立在那里，但是，同我们大家一样，她也觉得衰败是逐渐发生的。比她年轻的一代——可以方便地称其为奥登—伊舍伍德奥登（WystanHughAuden，1907～1973），英国诗人、文学评论家，20世纪30年代英国左翼青年作家领袖，40年代起思想向右转变，后期诗歌创作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1946年入美国籍；伊舍伍德（ChristopherWilliamBradshawIsherwood，1904～1986），美籍英国作家，因写过有关20世纪30年代柏林的小说《诺里斯先生换乘火车》、《再见吧，柏林》等而闻名，曾与奥登合写日记《战地行》，记载1938年周游中国的见闻。一辈人——在此比她看得更为清楚，她对这代人的眼光以及他们在技法方面所进行的试验，所给予的评价都不太公正——她自己在那个年代就曾经是个试验者。陷于所处时代的窠臼仍然是人们普遍的弱点，不过她已经充分利用了她的时代所赋予的东西。她尊重知识，也获得了知识；她坚信睿智。从智力上看，谁也不可能比她做得更多，而且既然她是位诗人，而非哲人、史学家或者女先知，她就无须考虑智慧是否会盛行于世，就无须考虑罗达通过莫扎特的音乐而构建出的“长方形上的正方形”这一理论，是否会在这个纷乱的地球上牢牢地立住脚跟。“长方形上的正方形”、秩序、公正、真理，她关注的只是这些抽象的概念，并且试图运用符号加以表达。一个艺术家必须这样做，尽管她意识到符号有其不足之处。
他们带着小提琴来了，罗达说道；他们等待；数着拍子；点头；深深地欠身鞠躬。于是一阵笑声传来，就像橄榄树枝在摇曳舞动……
“像”、“像”、“像”——但是事物表象之下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既然闪电已经将树劈开，既然开满鲜花的树枝已经凋落……那么让我看看里面所隐藏着的东西吧。我看见一个正方形。还有一个长方形。演奏者拿起正方形，将它放在长方形上。他们放置得非常得当，二者形成了完美的契合。几乎没有落在外边的部分。这一结构现在变得清晰可见了，那尚未成形的事物现在被表现出来了。我们既不那么多才多艺，也不那么平庸拙劣；我们创造出了长方形，并且将它们安放在了正方形之上。这，就是我们的成功；这，就是我们的安慰。
《岁月与海浪》第二部分弗吉尼亚•；伍尔夫/摩根•；福斯特（3）
换言之，这也便是我们因为得以看见抽象的事物而感到的欣慰。抽象概念须用符号表现出来，而“长方形上的正方形”，与摇曳舞动的橄榄枝一样，都表现为一种象征，但是因为它的朴实无华，它就更加接近于她所要寻找的东西。由于把这东西找着了，所以“我们既不那么多才多艺，也不那么平庸拙劣”，我们也就在人类遗产上增添了一笔，而且也做到了对于才智的重新肯定。
接下来必须考虑到的，是她对于社会的兴趣。她并非仅仅局限于各种感觉以及对智力的挖掘中。她同时又是社会的造物，有着温和而敏锐的视野。但是她的视野又是非常独特的，通过分析她独特的一面——女权主义，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她的视野。
女权主义赋予她灵感，使她创作出了最可炫耀的作品之一——那本迷人且令人信服的著作《一间自己的房间》。书中提到那顿“牛剑”的午餐以及在佛纳姆学院用过的晚餐，还有当她试图在学院的草坪上走走时，与那位仪仗官相遇的终生难忘的场面，以及莎士比亚胞妹令人感动的重现——她与莎士比亚同样才华横溢，但却因为缺乏地位和金钱而香消玉殒，这便是好几个世纪以来妇女的命运。可是女权主义也应为其最糟糕的作品——那本难以驾驭的《三个几尼》承担责任，以及应为《奥兰多》中不太成功的几笔承担责任。女权主义的印记遍布于她的作品之中，而且在其头脑里也挥之不去。她相信社会由男子建造，而男人们的主要注意力则放在流血、赚钱、发号施令和穿制服上了，凡此种种，没有一项值得人们仰慕。女人打扮自己为的是兴致和漂亮，男人则是为了炫耀，因此对于戴着假发套的法官、佩戴着一条条绶带的将军、身着长袍的大主教，甚至对于穿着礼服、并无恶意的学监，她都毫不同情。她认为，所有这些伪装都在运用欺骗的手段获得事先未向妇女征求过意见的东西，而且这些东西无论如何都是令她深感厌恶的。理论上，她拒绝与他们合作，有时在事实上也如此。她不愿进入委员会或在倡议书上签名，其理由是妇女坚决不能宽恕这个由男人创建出来的烂摊子，也绝对不能接受男子间互相授受的，或从他们可怕的盛筵中扔出来的权利的碎屑。如同吕西斯忒拉忒（Lysistrata）吕西斯忒拉忒，阿里斯托芬喜剧中的女主人公，她组织了一场“性罢工”，试图通过拒绝性生活，让她们的丈夫回心转意，使斯巴达和雅典城邦之间的战争停止。，她撤退了。
以我的判断，这种极端的女权主义里有着一些老掉牙的东西，它可以追溯到20世纪头一个十年，亦即弗吉尼亚为妇女争取选举权时的青年岁月，那时男人们亲吻女孩，为的是将她们的注意力从对投票权的渴望上转移开来，这很可能把她给激怒了。到了20世纪30年代，可以抱怨的事物少了许多，因此她继续发着喋喋不休的牢骚，看来纯粹是源自她的习惯了。她公正地抱怨，指出尽管妇女今天已经赢得从事各种职业以及贸易的权利，但是当她们力图升迁到最高职务时，通常又会遭遇来自男士一方的阴谋诡计。可是她没有察觉到，这种阻力正在逐年变弱，并且无论如何，不久以后女性都将变得和男性一样强大无比。她对过去很敏感，对于现在有时却不通情理。然而，在此，我是从一位男性，而且是从一位老年男士的立场说出这番话的。关于她的女权主义，最好的批判者既非年长的男士，甚至也非耄耋女士，而应该属于青年女子。如果她们，如果佛纳姆女子学院的学生们，认为这种女权主义表达了某些现存的悲哀，那么她们的判断就是正确的。
她感到自己不仅是位女士，而且还是一位贵妇人，这一点使她对社会的态度更加显得扭曲。她对此直言不讳。从出身和教养来说，她确实是位贵妇人，而且也没必要对此胆怯害怕，不必假装好像她的母亲成了洗衣工，或者她的父亲莱斯利爵士曾是某个泥水匠的助手。工人阶级里的作家经常谈到自己的出身，并且因此而受到读者的尊敬。很好，她也常常提到她的出身。她的恃才傲物——因为她确实是个势利的人——所拥有的，与其说是自大，不如说是勇气。这与她那永不满足的诚实之心紧密相关，和克拉莉莎•；达洛卫不同，她的势利并不是泰然自若、装模作样，而又不知不觉地陷进了那张最好的扶手椅里的那种样子。它更像凯蒂（Kitty）与罗布森（Robson）一家去喝茶时所表现出的那种傲气；它竖立在那里，像一个谁愿意谁就可以瞄准的靶子。在为《我们所知道的生活》（这是一部由玛格丽特•；卢埃林•；戴维斯＇MargaretLlewelynDavies＇玛格丽特•；卢埃林•；戴维斯（1861～1941），女权主义者，“妇女合作社协会”（theWomensCooperativeGuild）的领导人。编辑的关于工人阶级妇女的传记集）所作的导言里，她对由此引发的批评是抱正视态度的。“你不可能成为达拉谟（Durham）的贾尔斯夫人（MrsGiles），因为你从未在洗衣盆里站过，你的双手也从来没有做过揉搓擦洗的活计，没有剁碎过任何为矿工的晚餐而准备的肉块。”这并不能消除人们的敌意，也不是为了消除敌意而写的。如果有人告诉她，只要她愿意费心，毕竟还是可以了解到矿工在晚饭时吃的究竟是什么样的肉的，那么她会反驳说，这样做无法帮助自己将肉剁开，而且人们不是通过了解事物，而是通过真正做事情，才能进入那些劳作着的人们的生活之中的。不过她是不打算去切肉的。她会将它切得非常糟糕，也会浪费时间。当她喜欢的事情、力所能及的事情便是写作的时候，她也不会去干揉搓擦洗的活计的。面对“你是个幸运的贵妇人！”这样的嘀咕时，她回应道，“我就是个贵妇人”，于是便继续写她的文章了。“不会有更多的贵妇人了，听见了吗？”她听见了。既不带一丝敌意，也没有一点讶异或者惊慌，她听见了这些话，她的笔杆挥动得越加迅速了。因为，这看来是可能的，如果要消灭那些吹毛求疵者，那么让他们之中的最后一个人理解她对世界的印象，并将这些印象拼凑成一本书，这样做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倘若她不去做这件事，就没有其他人会去做。达拉谟的贾尔斯夫人是不会这么做的。贾尔斯夫人写出来的东西会大不相同，而且也许会写得更好，不过她写不出《海浪》，或者罗杰•；弗莱的生活。
这里存在着一种令人钦佩的冷酷，只要冷酷值得人们仰慕。其中没有什么同情，我也不认为她是富有同情心的。对于个人、工人阶级以及别人来说，她可能很迷人，但是真正推动她前进的动机却是她的好奇心和诚实正直。我们必须记住，对她来说，同情意味着一个可怕而令人身心疲惫的过程，不是轻轻松松便可进入这种状态的。它既不是半个克朗，一句和善的话语，一件好人好事，也不是慈悲的布道或者上帝般的姿态；它等于将他人的悲伤增添进自己的痛苦之中。怀着一定的幻想，却又禀着完全的严肃态度，她这样写道：
同情心我们是不能有的，最为贤明的命运女神也这么认为。倘若她那业已不堪承受忧伤重负的子女，即将再承担起同样的负担，即将在他们的想象力中增添他人的苦痛，那么大厦就不能拔地而起，道路便将成为杂草丛生的野径而就此中断，音乐和绘画也将戛然而止，唯有一声沉重的叹息将会升入天堂，而占据人类的情感将会只剩下恐惧和绝望。
这些话，或许道出了为何她无法对达拉谟的贾尔斯夫人表现得更加亲热、更有人情味的原因吧。
脱离劳动阶层和工党，进一步加深了女权主义所带来的冷漠，因而她对社会的态度便显得清高且生硬。她既热心也无所畏惧，但却极其厌恶表现友好之情。她不愿对媒体作出任何妥协，所以“让我们友好地团结在一起吧”这样的话，在她看来无非是骗人的花招罢了。对待大众——只要那样的团体存在——她是非常友善的，但是她并不会向那些擅自将传达民意的权利攥在手里，并且因为在报纸和收音机里这样解释民意而获取报酬的中介敬献花束。这些中介终究形成了一个小圈子——虽说这个圈子比起他们不知疲倦地加以谴责的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要大一点，但在人性的海洋里，它也只不过是小小的水滴而已。既然仅仅是个水滴，而且它的影响也与其“尺寸”形成相应的比例，那么她就没有什么理由必须博得它的好感。
“现在，让我进行最后的概括说明。”伯纳德在《海浪》的最后部分就是这样说的。对于我所不能做到的，我已经指出了其中的原因。她的素材如此丰富多彩，而又如此相互矛盾，我们所处的时代也不是可以进行批判的最佳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