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品质-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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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汪先生至今最难忘的一次经历是一起去寻找太平湖老舍先生在“文革”中投湖的遗址。那是1986年，汪先生给我一篇写老舍投湖的小说《八月骄阳》，小说结尾是关于“士可杀不可辱”的感叹。说起对老舍死的那一夜的推断，他的眼睛里闪出的不是他这个年纪的比较脆弱的感情，他说他想凭记忆去找找已经早被填平的太平湖。《人民文学》当时的司机杨师傅开车，我们先从三环路北太平庄与马甸桥之间的一条小路往南，一直转到小西天，在两条路上来回找了两圈，他始终迷惘地摇着头。最后，他充满感情地说，“老舍家的芥末墩是我吃过最有味道的芥末墩”。
汪先生因戏剧台词写得好，曾受江青赏识，参加过样板戏《沙家浜》的创作，“文革”后曾因此被审查。有人认为这是他应该回避的历史，但他却坦然面对自己的一切。1988年，一帮朋友帮助我一起创办《东方纪事》，戴晴建议找他写“文革”中他被江青解放那一天的心情，我觉得这有点为难老人，没想到他痛快地答应了。在文中他写到“解放”之前让他表态，他说：“江青同志如果还允许我在样板戏上尽一点力，我愿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在文中记，“这几句话在四人帮垮台后，我不知道检查了多少次，但是我当时说的是真心话，而且是非常激动的。”
在我与汪先生的接触中，感觉他并不是常人所说的那种超脱，其实中国知识分子有几个能真正超脱呢？他所感动我的是一生都在自己的性情之中，不太顾忌别的。他自己说：“我也就是一个小品作家，写不出大文章，永远也就是边角料。”这话里多少有一点失落。他这辈子最长的文字也就一万多字，所有作品加起来可能都不足百万字。尽管这些文字的味道正越来越被更多人发现，但它在书架上确实永远都不是主角。
汪先生这一生不跟自己、也不跟别人计较，因此活得不累。他肝不好，但天天馋酒，老伴看得严，但他还是偷喝，被发现了就像孩子般天真地笑。我在他家看到过几次他对老伴那样地笑，笑得那样年轻。他最后离去其实也还是因为酒——到宜宾参加五粮液笔会，因为离不开酒，最后胃出血而送回北京，死于大出血，年77岁。因好酒而离去，也不能算遗憾，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活一天就高兴一天，他最后离去时据说并没有经历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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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凯歌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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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创刊的《东方纪事》第一期选择陈凯歌一张穿礼服的照片做封面，当时的美术编辑是吕梁。我记得封面上的刊名是吕梁自己用老宋体写出来的，他说老宋体有力量。而陈凯歌留着胡子、正儿八经穿着夜礼服，却显得阴柔。在照片处理中，也不知怎么切去了头顶。刊物出来后，在去南京的火车上，小查查建英跟我说，“凯歌现在都变成这样了？十年前在《今天》的聚会上，我是在门外看他。那时候……他哪里会像这样的表情。”1989年，凯歌拍完《孩子王》、《大阅兵》、《边走边唱》而到美国。李陀在《东方纪事》中写了一篇文章叫《陈凯歌的悲凉》，说到其在西安电影制片厂招待所见到《孩子王》剧组时的那种兴奋。他说凯歌当时领了一群“个个穿一身牛仔裤、运动衫的欢天喜地的孩子”，从他们身上他预感到“中国电影大约要发生深刻的变化”。
1989年的陈凯歌多少是一种象征。这一年他与洪晃相识而结婚。洪晃后来跟我说，凯歌当初吸引她的是那种说话的表情。“丫是真能侃，再枯燥的事儿，到了丫那都能说成个花似的，你不服也得服。他第一次送我回家，就在那痛说革命家史，不停地说啊说，说到两点多钟，我实在困得不行。我说，凯歌我先去睡了啊，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吧。到五点多钟，我正睡得迷迷糊糊，他推醒我说，看外面天多好，起来，咱俩去景山公园。你想，五点多钟！马路上没什么人，多静啊！我们从我家一直走到景山，现在回想起来还是真浪漫。”
那时候我只在电影中认识凯歌。凯歌给我的印象是一直在坚持那种刻意要沉滞的节奏，叙述速度被改变后，人物脸上那种刚硬的线条就被强调与放大。《黄土地》中，黄土无际而被凝固，但静态中安塞锣鼓突然惊天动地、踢踏得黄土遮天蔽日。《大阅兵》中，又好似阳光刺目而将肉体的水分全部榨干，于是突出了机械般整齐划一的美。凯歌太要表现那种刚硬与强悍，为表现其雄浑常常将人物置于类似凝固的黄土的压力之下，心灵因此往往拳曲纠结。《黄土地》中憨憨与翠巧歌声的对比、《孩子王》中谢园扮演男主角穿着的空空荡荡的裤子，都在这样的环境关系中构成张力。当然，一部《霸王别姬》也许因为有了张国荣，因其细腻的“柔韧”突破了凯歌已经用顺的结构。相比凯歌刻意追求的广大，其实他的细腻抒情更有力量。遗憾的是，这常常被凯歌自己所不屑。
凯歌骨子里是个浪漫之人，他将烟尘滚滚中的金戈铁马、血腥杀戮，涂、燕子丹、荆轲与秦王的对峙，各色人全强迫在巨大历史压力的穹顶之下。凯歌认为这样的历史中人才酣畅淋漓，这样的酣畅淋漓中才有大浪漫。但又有谁接受得了这样过度自以为是、又过度表情化的宏大叙事呢？《荆轲刺秦王》首演那天，李陀约大家看完电影后聊一聊，许多人不约而同选择了躲避。面对凯歌的期待说什么？“说什么都不好”。
1998年夏天，由李陀牵线，我约凯歌为《华夏记忆》做一个口述史。那天下午我带着王锋做录音整理，好像是在国贸，我们就要了一壶茶，凯歌便开侃，一气整整侃了三小时。我至今印象深刻的，一是说到他们家，他说，“我小时候北京没那么多人，没那么多车。临街有学校书声朗朗，忽然就安静了。有老人坐在中药铺前台阶上晒太阳，手里攥着俩核桃，转着，觑眼望着天上。天上有什么？鸽哨！你一抬头，它已经飞了过去。我们家那时候住在白塔寺边一条胡同里。四合院的好处是有自己的一方天。这天就框在院里，是你自己的。还有几棵树，这树也跟别人没关系。那时候北京的天干净，抬头没有那么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只有鸟会飞过，没有鸟的天会非常寂寞。”二是说到“文革”时在云南当知青时候砍树，他说，“那树能遮了整个天，倒的时候，会发出一种可怕的声音，像粗重的喘息。倒下来时候，天好像就缺了那么一块，就那么空着。我们烧荒，满地的枯枝败叶，火柴一扔，整个山都被烧着。站在两里地外，操！整个一个大灯笼，里头烧透了，成了透明。第二天一看，一座死山，还有余烟，脚踩下去全是热的。”夸张和随时追求效果，成了他的自然叙述。
那一期《华夏记忆》还发表了一篇凯燕写凯歌的文章，其中有细节说凯歌儿时读书时候“要么看着看着，于万籁俱寂中突然击掌大笑，直笑到满床打滚儿；要么看到半截，眼珠翻向天花板，半晌一动不动”。可见眉飞色舞是渗透进基因的。在这篇文章中还有两个细节特别打动我。一是陈怀凯在病危中，凯歌还在上海拍戏脱不了身，只能不断通过电话询问，他在电话中让凯燕告诉父亲他在打仗。陈怀凯说，“告诉你哥，我要儿子，不要英雄。”另一是父亲去世第二天，凯歌就赶回摄制组，凯歌说，“爸爸就像大象一样，大象在临死之前总是慢慢走到林子里，独自默默地死去。”
凯歌一生中两次离异，在几位女人之间恩怨缠绵。一位朋友很动情地告诉我，与第一位妻子离异时候，凯歌是一路哭着回家的。我想是他的感情容器里承载了太多东西，凝滞而变成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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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阳系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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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阳系缆》是我好友吴方遗作的书名。吴方于1994年起被检查为肝癌，几经治疗，人瘦弱不堪。1995年酷暑，因考虑其子马上要进高三面临高考冲刺而受其影响，决心从容弃世而去。《斜阳系缆》为1992年他记俞平伯一篇文章的标题，我觉这意境真是一种伤感中的壮丽。1995年8月16日约中午前，编完这本最后的文集，他趁妻上街买菜之际以电话告诉冯统一，书名就叫《斜阳系缆》，回家将自己悬于门框之上。那天中午我刚好在《读书》编辑部，那时《读书》编辑部在朝内大街166号，吴方家在东四七条，相距并不远。接到吴方妻电话，我跟着《读书》同人骑自行车赶去，记得同去者还有雷颐。时院里停着急救车，吴方脸色极为苍白。我参与帮助人工呼吸，手按压在瘦骨嶙峋的胸膛上，其实一切只是徒劳。其妻凄厉地喊着一定不要停手，屋外暴雨如注。事隔已八年，当时场景依然历历在目。
认识吴方在1989年，《东方纪事》创办，陈平原兄帮助主持《读书俱乐部》，提出在一本优秀杂志中应该倡导优秀的书评，参与者有黄子平、葛兆光、王得后与吴方。吴方读的都是梁漱溟、王国维、周作人、徐志摩等的回忆录与传记。之前他写过一些文学评论，但对即时的小说的兴趣远不如对作为文人、知识分子心态、形态的兴趣。1989年7月，大家不能做事，闲得无聊，春风文艺出版社的安波舜组织到大连度假，同行者除吴方、何志云还有天津作家赵玫、《读书》的吴彬等。那时候安波舜编辑的“布老虎丛书”好像正在筹划。那个夏天我们难得将自己松散地暴晒在沙滩之上，晚上微月一钩，繁星如近在咫尺，涛声逼人。我们沿海滩散步，吴方与我聊对新潮文学的看法，他对用西化语言使叙述变得晦涩的小说不喜欢，而我当时在《读书》的“最新小说一瞥”中则经常推荐这样的小说。然后他又说王国维在颐和园的自沉，他惊诧的是1927年6月2日那天，王国维为什么是借钱要了一辆车到的颐和园，而且选择的是扎进污泥窒息的痛苦方式，而非在“一湾净水”中走入自由之境。吴方说起王国维遗嘱中“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讨论这“辱”字究竟因溥仪被逐、国民军北伐还是因罗振玉。吴方的说法，王在死前是烧掉了罗的所有信件。我感觉当时吴方对王国维有一种情结，他说王国维现在回头再看的重要性，第一是从早期对西方哲学兴趣转向了晚期对考古发现等小器物的专注，以“大而见小”。他称道于这种文化保守，认为王国维的“收敛沉潜”与“自律”构成了他清高的人格。那时我对文化保守主义并没有体味，但我能感觉到吴方对“人格”的珍视。
因为那一周，我们成为很近的朋友，我去他家，他也到我家。他家挤在一个大杂院里，惟一好处门口就是一棵好大槐树，夏日树阴如盖。吴方是读书人中少有读书而不藏书的，书柜无多闲书，家中之拥窄在记忆中好像都无一张清静书桌可以安置。他在文化部《文艺研究》做编辑，读书找图书馆。家里少有几本他喜欢的书，其中一本是丰子恺的《缘缘堂随笔》，他说他喜欢“缘缘堂”这个名称。
1990年1月，吴方在《读书》上以弘一大师开头，不定期地写一批他所触摸到的文人的随想，其中追寻古文洗练而有意境的表述。第一篇写弘一的《夕阳山外山》取龚自珍诗“未济终焉心飘渺，万事都从缺憾好，吟到夕阳山外山，古今谁免余情绕”为意境，我们还觉得过多追寻用词，行文有夹生处。此后越写越好。他写成的文人随想，我最喜欢的是俞平伯与朱自清。他写俞平伯之“倦说”、“超脱”，写朱自清之“节制淡泊”，写的都是他自己的人格理想。在俞与朱之间，吴方喜欢的是朱的文字，他说朱的散文是在温暖惆怅中有悲凉寥落，而“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恰如棉布之于绫罗绸葛，柴扉炊烟之于钟鸣鼎食”。他总结其美学召唤力在“永远为非强迫的反应留有余地”。而且他把境界上升为“明其道而不急其功”，引《论语》“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认为“狂者常抱非常之情意，狷者多守持平常心”。俞与朱曾同写一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相比而言我更喜欢俞的文字，感觉那是一种色调喷溅的繁华，周作人赞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