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白书-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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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你能谈谈那时候的故事吗？”
冯答：“有些事到死也不能讲……。”冯亦代沉默了半天，又说：“我做的事都是党让我做的，一些党内的事是不可以公开的。做得不对是我能力有限，是我的责任，但是一开始都是党交给的工作。我只能讲到此为止。”
文化大革命期间，冯亦代被打成“美蒋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重庆二流堂黑干将”、“死不改悔的右派”。冯亦代被隔离审查四年，后来下放到湖北沙洋“五七干校”劳动，从事力所不及的沉重苦役，使双脚变形，健康大受影响。在监督劳动中，冯患脑血栓塞症，抢救后，落下左上肢和下肢行动困难的伤残。
对于文革时冯亦代的其它罪名一般人都耳熟能详，可能唯“重庆二流堂”不知是什么名堂。问之，冯答曰：“香港沦陷后，从香港撤退的大批进步文化人汇聚重庆。首先见到夏衍，他住黄角垭口朋友家里。不久夏衍夫人亦来。唐瑜便在山坡处另建一所三开间房子，人称‘二流堂’。重庆的文化人经常来这里喝茶、会友、商谈工作。”
出入二流堂的均系名人，有剧作家、艺术家、记者。冯亦代是二流堂的常客。后来为了接济在渝进步文化人士的生活，冯亦代、徐迟、袁小柏在渝成立美学出版社。该出版社由香港业余联谊社负责人沈镛发起。
“这‘二流堂黑干将’的罪名使你吃了不少苦头吧？”
“是的！”
“在文革中，在你最忧郁痛若的时候，什么东西能分你之忧，排遣你的痛苦？”
“读书可疗心疾，书是我的救命稻草。文革时我初也想不通。一周之间，牙齿全部动摇，就医结果，十天之内，拔尽了上下牙齿，成为无齿之徒。那时候除读小红书外，能买到赤脚医生医疗手册，这便是我的全部精神粮食。”
“谈到读书不由让人想起《读书》杂志。人们称你为《读书》的家长，前200期你发了200篇文章吧？”
“《读书》杂志创刊，我应陈瀚伯之邀，为该杂志发起人并任副主编。并辟‘海外书讯’专栏。前200期我写了200篇，发了199篇，有一篇在编辑部没来得及上。算起来我在《读书》发有200多篇文章了。”
“现在《读书》设了一个‘长江读书奖’，称为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首次评奖主编汪晖得奖，学界议论颇多，你是怎么看这件事的？”
“汪晖只是挂名不干事。《读书》评奖他应回避。”
冯亦代：相见时难别亦难二哥与小妹
二哥冯亦代今年87岁，小妹黄宗英75岁。这一对白发苍苍的“哥哥妹妹”在1993年结婚。当时这段婚姻引起轰动，许多亲朋好友前往贺喜，文化名流济济一堂。著名作家袁鹰当时曾以打油诗相贺。四句：“白发映红颜，小妹成二嫂，静静港湾里，归隐书林好。”“归隐书林好”这句话是“一对新人”一再向亲朋好友宣告的。据悉，黄宗英当时曾有一言语惊四座：“明年我们决定给你们看一个胖娃娃……。”望着朋友们惊讶的神态，末了，才款款地说：“我们的胖娃娃是一本合出的文集，暂名为《归隐书林》。”
在采访他们时，我便对黄宗英说：“能不能把你们俩的胖娃娃抱出来看看？”
黄宗英会意，拿出了她与冯亦代合出的文集《归隐书林》，说：“送你一本！”让冯亦代签了名，然后自己也签了名。
我问：“当时你怎么决定要嫁给冯老的？”
黄宗英答：“我们认识几十年了，互相都了解。在二哥倒霉的时候，阿丹更是每到北京必带我去看他和二嫂，还告诉我没有冯亦代，当年上海、重庆、香港的左翼戏剧运动难以生存发展。嫁给他时赵丹已离世十五年了。二嫂去世后，对他打击挺大的。他老了，已经多次患脑梗塞，偏瘫了，身边也没伴儿。我属牛，他比我大一轮，二牛抬杠，老了再耕耘，爬田格子，相伴着走完人生最后一程吧！”
我又问冯亦代：“你娶‘小妹’为妻时都八十岁了，这个年龄再婚在中国传统上是很难被人接受的。这种勇气从何而来？”
“这是她的勇气，不是我的勇气。她比我更勇敢。”
“当时你是什么感觉？”
“高兴呀！可以有老伴了。多一个人总是好的。”
“当时双方家人支持吗？”
“支持，两边都很熟。”
“你能向现在还是孤身一人的老年人谈谈你的感想吗？”
“可以找个老伴，但是不要因找老伴找出麻烦来。比方我的老友徐迟。他找的那个人是为钱而来。那个人以为徐迟有很多钱，其实徐迟一生清贫，当时只有2万块钱。徐迟死后，那个人把那2万块钱拿去了，把手稿也拿走了。当时徐迟一时冲动呀！”
冯亦代：相见时难别亦难怎一个难字了得
冯亦代一生多坎坷，按他自己的话说是一个没娘的孩子。其母楼文光曾留学日本，后在上海务本女校、爱国女校教学。生冯亦代时二十八岁，冯亦代出生后一个多月，母患产褥热弃世。冯亦代说：“我们记事以来仅从照片上认识母亲。”
在采访中我曾问：“对于人来说一生中最宝贵的是什么？”
冯答：“是爱，特别是母爱，可惜我从来没有尝过母爱的滋味。不过，我这一生中有很多朋友，友情对我是十分重要的。谈到我的朋友话就多了，有一个人我不能不提，那就是邓散木夫妇。邓散木夫人在96岁高龄时还没忘了给我送棕子。棕子是亲自裹的，她年年都送，每年她都乘公交车来。可惜，有些老朋友都去世了。”
“你今年也87岁了，面对死亡是怎么看的？”
“这是自然规律，象我这样的年龄，身体又不好，就是等死。”
“你怕死吗？”
“不害怕！我觉得自己活得太多了。”
“现在你还有什么心愿？”
“让我做我高兴做的事。我也没什么事可做了，希望你们年轻人多为社会做贡献。认识你们年轻人我很开心。”
“只要没打挠你就好！”
“没有，可是有人却一直在打挠我。他们自称是我的朋友，今天来要资料，明天又来取老照片，弄得我心里很不痛快。这些人不是我的朋友。”
“噢……？”
对于老人这番话，我不知说什么才好，在快要告别时，我问：“你能简单地用几句话总结你的一生吗？”
冯亦代沉沉地说：“用不了几句话，用一个字就够了……。”
“哪一个字？”
“难……。”末了，老人突然怆然泪下。接着不间断的抽泣。我不知如何是好，居然找不出一句能安慰老人的话来，只有轻轻地、轻轻地拍着他的后背。冯老握住了我的手，不让走。说：“今天你来，让我说出了积在心中很久的话，我谢谢你……。”
告别冯亦代的第二天清晨7点，电话铃声将我从梦乡中惊醒，是冯亦代打来的。在朦胧中，我听到他在电话中说：“谢谢昨天你能来看我，谢谢！”我在电话中说：“冯老，保重！”
其实冯亦代是一个坚强的人，在1998年他第五次脑血栓后，当他重新开始正规练习说话、行走、书写时，他写出的第一句话是四个字——“难我不倒。”
周汝昌的红与黑半只眼睛苦作
周汝昌，红学家。人们都会这样认为。
可是，周汝昌本人却说：“简单地把我当成红学家是外界的一种误会。我很不喜欢‘红学家’这个称谓，也不喜欢‘红学界’这个说法”。
这种回答让人大感意外。是什么原因使他把毕业的精力和时间都倾注在《红楼梦》这本书上？又是什么原因使他在82岁高龄的今天，却矢口否认自己是红学家呢？面对这位白发苍苍、瘦骨嶙峋的老人，让人一时不知该问他些什么？
一部《红楼梦》曾经给他带来过荣誉，因《红楼梦新证》的出版，使他红极一时，成为当时的热点人物，因“红学”成了“红人”。这部《红楼梦》也曾经给他带来过厄运，使他因“红学”成为“黑人”。《红楼梦》影响了他的一生，“红”与“黑”的人生经历不断转换伴随着他。这其中有成功也有失败；有欣喜也有酸楚。他尝够了其中的苦与乐，悲与喜，荣与衰的人生大滋味。
曹雪芹十年辛苦，滴泪为墨，研血成字，成了《红楼梦》。
周汝昌却用了五十年心血，半只眼睛苦作，完成了几百万字的专著，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按他自己的话说，一生的精力与其说用在了研究《红楼梦》上，不如说用在了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上。所以，他说：“要说我毕生的精力都投在了‘红学’研究上不完全对，当然，一部分精力是用在了红学上，另一大部分精力主要用在了对诗词的创作、注释、鉴偿、理论以及书法和中华文化精神的研究上。”
走进周汝昌的书房，见他背对着门正写。瘦小的身躯趴在书桌上缩成一团，对我的到来充耳不闻。周汝昌的女儿走过去在他耳边大声喊道“客人来了”。他抬头用一只手搭在耳边却不解地道：“你说什么？”转过身见我，笑了。迎上来握住了我的手说：“不好意思，我耳朵不好使了。”“没关系，”我说。“我可以用纸条提问题。”她女儿说：“用纸条恐怕也不行，他一只眼完全看不到了，另一只眼只有0。01的视力，只能算是半只眼。”我不由望了望他书桌上写的东西，见满是字，可我一个也认不出，每一个字都是身首异处的。周汝昌的女儿又说：“他的字只有我一个人能认。”
我坐下后，开始为自己发愁，我不知用什么方法和他交流。其实这种担忧是多余的，因为先生是一个十分有经验的采访者。他让我坐在沙发上，自己顺手拉了一只小椅，面对面坐了。膝盖刚好顶住我的膝盖。他说：“你问吧！你可以趴在我耳边嚷嚷，我基本上能听到。”这样，我一下就放松了，这那里是采访，是一次名副其实的捉膝谈心。
既然是谈心，我便把事先准备好的采访提纲扔到了一边。我问：“你的耳朵是什么时候听不到的？”
“那是1954年，我奉调回京，住东城北面门楼胡同。我住了间正房，南有大窗，北有小窗。一日，天降大雨，电闪雷鸣，我正立窗边看雨，冷不防一声霹雳，一条火龙从北窗入，又从南窗出，这条火龙从我左耳边走过，相距不过一寸。我当时只觉得天蹦地裂，脑袋嗡地一响，天地便一片寂静，从此非有雷鸣般之声我是听不到的。你想有龙从耳边过，我不“聋”才怪呢！”
听了老人的叙述我不由露出惊异之色，望望先生的女儿，想从她那里得到证实，却见她笑而不答。
我又问：“你的眼睛又是怎么失明的？”
“1974年忽然两眼要失明，周总理闻知后亲切关怀，指示人民文学出版社给周汝昌一定要找个好医院，不能让他失明。后来找到协合医院最有名的大夫。我现在还剩下这半只眼，要感谢周总理，感谢那个眼科大夫。眼睛总算保住了没有彻底失明，可再也不能做编辑工作了。医生连续给我开了三次证明给人民文学出版社，我都把证明压下来了，我离不开那编辑工作。后来实在坚持不下来了，我只好辞去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的工作，调到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
“你从1974年开始眼睛就不行了，耳朵也听不见了，是什么原因使你把文化研究工作坚持到今日的？”
“老子说：‘五色令人盲，五言令人聋’。看不见不闻乃是抵御声色的要招。怎奈耳目虽可掩住，还有一颗心呀！心还不肯闲着，又要听又要看的。从1974年到今天，凭着这半只眼苦作，又写出了几百万字，出了十几本书。有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也有关于诗词书法的。”
面对这样一位老人，不由得让人心动。82岁了耳已聋眼也瞎，心却充满了激情，思维依然活跃，声若铜钟。
周汝昌的红与黑一次机缘 五十年心血
“虽然你不认为自己毕生的精力都用来研究《红楼梦》了，但50多年来，《红楼梦》的研究肯定用去了你很多心血，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