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局-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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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柳传志奔走与北京、上海和香港之间的时候，《华尔街日报》记者汉·密尔顿正在中关村忙碌着。在12月的一天他到了联想集团，此前他已采访了四通集团公司和长城集团公司。他希望的采访内容是了解中国信息产业参与国际竞争的表现和打算，尤其是联想集团将会采取什么措施以保证自己在与美国巨人企业的竞争中保持不败呢？
与这位《华尔街日报》充满疑惑的记者一样，那些跨国巨头也在不停地问相同的问题。没有人能给他们清晰的答案，但他们感受到愈来愈的压力。
在1996年夏天，柳传志在内部的一次讲话中事实上已隐约泄露了联想成长的真相。他给他的年轻干部讲了一个故事：
“这次去香港，我请南洋商业银行总经理李继文吃饭。李总原是中国银行营业部的总经理，北京联想的人民币贷款都由她批准，1988年公司小的时候来访问过一次，现在回忆起来，她说：‘当时你们的规模非常之小，但说话口气很大，柳总两眼炯炯有神，带我到处参观，看营业楼，看仓库，看货，恨不得连厕所都要去看……’听了李总的话，我一个感觉是，这是我们自己信心的体现，尽管当时很小，但一定可以办大；另一个感觉是，从11个人、一间传达室发展到当时的规模已非常之自豪。今天我们的感觉反过来了，我们反而觉得公司很小，在同国外大公司竞争时，就像一叶小舟在大海中航行，随时会遇到风浪，心中不踏实。事过境迁，感觉截然不同，说明我们的目标真是变了。”
柳传志的目标已经改变。他一再修订联想的“2000年之梦”，不再以宏基1990年4亿5000万美元的营业额为目标，而是变成了20亿美元，如果不是为自己留一点余地，他甚至想达到30亿美元——事实上2000年联想营业额超过了30亿美元的“大目标”。他告诉他的部属，20亿美元相当于当日的10个北京联想，那就需要10个能管理北京联想摊子的总经理。他要求他们以最快的速度成长，否则20亿美元便是纸上谈兵。
他相信他们可以帮助他完成20亿美元的联想局，尽管他要面对来自各方的压力，尽管所有媒体记者都诘问他“联想还能撑多久”，尽管倪光南依旧锲而不舍地告状，发誓要把他“送进监狱里”……
他已经为联想确立了三个利润支柱，这就是后来路人皆知的微机、代理业务和系统集成。后来有人苛刻地评价联想为“攒机商和二倒贩子”，正是因为它的微机与代理业务的快速成长。
在后来的多次描述中，柳传志都将管理作为联想的“核心竞争力”。现实尽管如此，却使听者感到虚空。事实上，二十年来联想最大的成功就是它的学习能力，就是它锲而不舍的坚持，就是它身上的中国智慧，而这一切都与它的领袖身上的个人品质不可分割。
第四部分 斯巴达克方阵第40节 存亡关头
1996年6月3日，经柳传志提名、联想执委会讨论及董事会批准，郭为、杨元庆和曹之江被任命为联想集团公司副总裁。年轻的权力人物终于集体登场了。
而在1996年，柳传志又要面对一个残局。这一次与以往不同，这个残局不再抽象，而具体到数额逾两亿港币的庞大亏损。没有人知道多年后柳传志回忆往事时，是否依旧会心跳不已，但在当时他的确已心力交瘁——他又一次被命运选中了。
香港联想在1996年4月公布了上一财年的业绩：亏损1。9亿港币，库存严重；上一财年盈利逾8000万的 QDI亏损1。6亿。联想股票发行价为1。33元，此前曾有反复，却无太大波折，1995财年年报公布当日，股价便开始下跌，自此一路狂跌至0。295元；10亿港币的市值缩水为2亿。
柳传志后来说，他到了香港后大吃一惊：“好家伙！突然间，也是很大的压力，暴风雨般。因为我一年多不管他们，不向我汇报，结果库存积压等等这些事，造成了越来越大的亏损， 1。9个亿在当时可就不得了。”
此前的吕谭平虽然名为香港联想总经理，却只行QDI总管之实。柳传志以董事局主席之身份全面操控香港联想。自1991年大亏损以来，柳传志对吕谭平的管理能力始终不放心，若非倪光南北京发难，若非北京的业务又不争气，若非逼不得已，他那里肯将香港联想的操控大权交于吕谭平之手。
柳传志既已离港回京，吕谭平独揽大权，其管理的缺憾便毕露无疑。其处理业务随意而为的毛病始终未改，虽然此前他曾屡遭柳传志斥责：“管大公司不知道把几块事情分清楚，给下面人责、权、利，然后，进行评级检查奖惩，而是事事管到底！”
马雪征曾任香港联想副总经理，她也曾指摘吕谭平“什么事情都亲手指挥，从来不会用人，不会做战略。”“他要大家都围着他团团转，他一个人玩十个陀螺，等他抽到第十个发现第一个不转了，再跑回来抽第一个。就看他一个人在那忙。”
柳传志那时已知吕谭平在香港乱搞，然而他军校出身的背景及对战争电影的深刻研究使他坚守“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之策略，依旧猫身于北京，指挥杨元庆对IBM和HP发动一波又一波的攻击，顺便承受与倪光南最终的破裂后对方的不断告状。只是他不曾料想吕谭平竟然如此胆大，差一点使他在断掉敌手一指之前，先被自己人斩断了一只手掌。
2月12日张祖祥缺席的董事会上，4名联想的权力人物都已明白，联想已步入生死存亡的关头。他们知道，如果银行对香港联想失去信心，一面拒绝贷款，一面派员逼债，香港联想资金周转吃紧，毙命弹指一挥间。
无奈之下，曾茂朝与柳传志到中国科学院“求救”。周光召与严义埙两人亲自陪柳传志去中国银行，以中国科学院名义担保，以联想股票抵押贷款6000万元，再加上中国银行的特别支持，获得了一亿人民币的“救命钱”。柳传志带着这些钱匆匆赶往香港“救火”。
让吕谭平他们低头认错容易得很，但他们“分析来，分析去，就那点破原因”，赢利就说“市场好卖，板子也做得好”，亏损就说“市场不好卖。”柳传志哪里容得下他们文过饰非，他发作了：“市场年年都会有高潮和低潮，这还用说吗？年年分析总结，就是些生意好做与不好做，总是就事论事地谈事，你们就不能从战略上考虑一下问题？”
柳传志希望吕谭平讲联想为什么要做板卡？联想的板卡到底在全球占什么位置？最后落实到怎样从现有的层次向上发展？柳传志要他们不要再推诿，要从自身找原因。吕谭平则不习惯从战略角度思考问题，他喜欢硬干。但柳传志这次不再纵容他们。
事实上，柳传志在香港救火，干的第一桩事并非找银行借钱，而是先卖掉豪华汽车，接着指挥马雪征他们把公司搬出高档写字楼挪到廉价写字楼中。有人说“这些措施省不出多少钱，但能造气氛”，事实则是为香港联想节省了上千万。在那时候，每节省一笔钱就能使公司多看到一份活下去的希望。
第五部分 感谢马雪征和郭为第41节 感谢马雪征和郭为
柳传志既然回到了香港，重新独揽了权力，吕谭平便失去了指挥棒。他名义依旧为总经理，但柳传志已剥夺了他统帅的资格，而是亲历亲为，一插到底。他叫郭为、马雪征和吴礼益辅佐他，去执行他定下来的战略。
吕谭平倒是可以回去经营QDI，但柳传志只让他负责销售，其他事情不准他插，柳传志后来承认，他对吕谭平“实际上用一种挟持的方式”。他以总部的名义安排吕谭平、马雪征到QDI支持工作，以马雪征节制吕谭平，以张荣宗和贺志强执行具体战略。
吕谭平秉性难易，依旧胡乱插手，但很快遭到马雪征召集会议，以“集体领导”实行的节制和抵制。初时吕谭平使用强力，柳传志知道后便加入其中，以强易强，以暴易暴，最终迫使吕谭平接受了“集体领导”的现实。
吕谭平对柳传志的钦敬源于他个人的魅力及董事局主席的身份，他人既然没有这特殊身份，他素来都看不起。他只信任香港人。柳传志描述说：“生产在九五年是几个香港先生管，是一塌糊涂，乱不说，丢东西的现象极其严重，工人不但不心疼，反而有对立的心理。香港先生管成什么样子？连厕所也要分成高级员工厕所和一般员工厕所。那时候去看工人，劳资关系相当紧张，我觉得他们是很不对了。”
“马雪征沉得住气，她则一面和这些香港人谈怎么和中国人合作，一边布置自己的力量，在关键部位摆了一些棋子。QDI亏损，为了开源节流，吕谭平亲手炒了两个工资最高的香港人，趁此机会，马雪征将QDI指挥中心移到了国内，全面接手QDI生产制造业，全用自己的人管理，仅此一项就节省费用2000多万。”
没有人知道马雪征是否因此而成为柳传志心目中的“领军人物”，总之在后来联想的执委会中，她的地位之高，有时甚于杨元庆与郭为。
1996年，在柳传志的召唤下，郭为从大亚湾来到香港。当日香港联想有14个子公司， 郭为一人管了11个。柳传志交给他的任务是，既要给这些子公司“止血”又要与和吕谭平、吴礼益他们协调好关系。这是一个监军的角色，使郭为极为不适，他觉得自己像个“地下工作者”。他后来说：“有时候，我和吕谭平、吴礼益意见并不一致，但他们还是一把手，我要听他们意见，我还要对事情的成败负责。明明不是我的想法，我还要去做，而且还要做好，太难了。”
郭为善于学习，这使他一直深受柳传志器重的原因之一。他向吕谭平学习，向吴礼益学习。吴礼益无意中教会其如何与外商周旋，使郭为明白：“做生意其实是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相互理解沟通的过程，彼此信任了，很多策略性的东西就会在一起谈，彼此知道了策略，商机也就出现了。”郭为还学会了做生意的“太极拳”，“人家给抛过来一个球，不直接去接，需要迂回”。这些无意中得到的“珍宝”将对他此后的人生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郭为从柳传志身上得到的“管理三要素”开始发挥作用，他做单桩的生意不如吕谭平和吴礼益，然而他善于制定战略，后者虽然虚空，但立意高远，是商业领袖所应具备的真正素质。他整日设想联想应该怎么进入世界500强，吕谭平则试图从日常的行动中得到证明自己的乐趣。他们的追求，实在太不一致。
郭为有一次说，他以“透明”与吕谭平和吴礼益相安无事，而不以暴躁应对暴躁，以权力应对权力：“所有的合作都处在‘信’与‘不信’之间，大家在桌面上都会说，你要相信我啊，你不相信我，这事怎么做，但怎么才能做到信任，信任的前提是透明的环境。”
“联想和吕谭平、吴礼益他们的合作本意不是等联想长大了，将他们踢出去，而是大家为了共同成长，将各自的优势往里扔，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很希望了解他们，我们也很Open，让他们了解我们。”
郭为为柳传志赢得了时间，使其能够从容出手，而非激化矛盾使柳传志迫不得已应对更大的麻烦。多年后，柳传志想起这一点，似乎也应说一声“感谢郭为”。
第五部分 感谢马雪征和郭为第42节 出局者
柳传志剥夺吕谭平权力之后，就在香港联想进行了大调整。他的调整立竿见影，让人很容易产生神话般的联想。
有人形容柳传志处乱不惊，事实上他也曾心惊肉跳。与其他人不同的是，他从不将自己的惊慌失措展示给他的部属。曹之江形容说：“我最佩服柳总的是，他面对问题的时候从不焦躁。像香港联想的大亏损，他头一天还没有主意，回去睡了一觉，第二天就拿着几张纸说我有办法了。”
柳传志的确有办法了，QDI赢利了，PCB板厂赢利了，AST业务预计亏损2000万，但到了财年结束时郭为硬是把它变成了赢利2000多万。
一切按部就班进行的时候，11月，联想最高层在美国旧金山开会商讨北京联想和香港联想整合。柳传志突然说，“我已经下决心了，请吕谭平出局。”吕谭平在香港联想的命运，就此被决定了。
传说中柳传志在公司办公室与吕谭平回忆了往事，叙了叙感情，接着便称赞吕谭平是一个很正直的人，工作也很勤奋。他慢慢切入正题，说香港联想在银行欠下四个亿贷款，“背这么大包袱，公司办不下去”。他说甩掉贷款包袱的现成办法就是配发新股，从股市上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