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莲的方程式-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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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这并非微不足道，但是还很不足以划分出一类，因为伴随着这些平均值，还有一个很大的离散程度离散程度：数据序列（即多个数据的排列）在均值上下的波动程度。
——译注：有很多在远方出生的人，却比一个法国人在基因上更接近我。
这一发现其实并不令人惊讶，因为根据种群遗传学的理论成果，我们可以预见到这一点。可以证明，在选择性压力的影响下，或者纯粹出于偶然，一个团体的遗传型的确可以渐渐地与同宗的其他群体分化开来，最终达到一定差距，便可以被视为一个不同的宗。不过这个过程是极其缓慢的。这个“宗化”过程所需的世代数与该群体的人数在同一个数量级。
在一百多名高中生面前，我提议，假想我们一起出发到一个荒岛去。在那里，我们繁衍后代的最重要行为就是生育。由于在这件事中有偶然性因素在起作用，我们传给孩子的遗传型与我们接收到的会略有不同，而在我们的孙子辈身上又会出现一种新的差异。就这样一代一代地，岛上人群中的基因B现的频率可能增加，直到最后淘汰基因A和O；或者是减少，直到最后该基因消失（这就是发生在一些印第安部落里的事，他们大约在15 000年前，穿过白令海峡来到美洲，然后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分散开来）。既然所有基因情况都会如此，我们的群体最后肯定会与人类的其他群体有所区别，因此，将代表一个不同的人种，为此，需要足足一百多代人的时间，即25个世纪以上。特别是，在这期间，需要和外界完全隔离。只要来几个大陆的人，给我们带来他们的基因，那么这个分化过程就会推迟。
实际上，构成今天人类的群体中，没有一个经历过足够漫长而严格的隔离时期，使之可以代表一个真正的人种。由于交流的增加和旅行的便利，这一发现将很有可能在很长时间内都不会改变。
那么种族主义者是怎样的？
既然种族的概念对我们这个物种而言，根本不符合事实，很明显，种族主义，也就是根据一个人所属的种族来对他作出评价，是完全没有意义的。遗传学家们宣布了这个显见的事实后，就天真地以为，他们为消灭我们社会这种真正的恶习作出了贡献。经验证明，他们崇高的举动几乎没有改变这种精神状态。1997年，听说马赛附近一个小城的女市长宣称，“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会发现，种族是存在的，而且各种族间是不平等的”。为数众多的法国人都自以为有理性，便赞成了这种谬论。所以，与蒙昧主义所作的斗争还没有胜利。
事实上，尽管这两个词有相近之处，但种族主义与种族是否存在是毫无关系的。种族主义应该理解为，自命有权力根据一个人所属的团体来鄙视他。种族主义可以表现为这种句式：“所有……的人都是……。”可以是布列塔尼人，因为他们全都顽固不化；可以是犹太人，因为他们全都懒惰；或者是卡比尔人卡比尔人：居住在阿尔及利亚的柏柏尔人。 ——译注，因为他们都是小偷。种族主义者不关心差别，他们把某些品质，特别是一些只能在某些人身上确定的缺点，归结为整个团体所具备的。这里，我们面前是一种前逻辑的思想，如果它不会导致众所周知的恶行，几乎不值得我们注意。
为了反对这种思想，更有必要针对这种态度表达出的一种深刻需要——鄙视的需要来进行辩论，而不是针对“种族”一词进行辩论。这种鄙视的需要只能是发自一种不敢承认的害怕，对他人的害怕，是由面对他人的一种自卑感引起的。总之，种族主义者在指责“所有……人”的时候，就承认了自己无法与他人相比的畏惧感。有些男人，一想到那些“其他人”要来夺走他们的妻子就胆战心惊，而猜到那些人的性功能时就胡思乱想，夸大臆测，他们肯定会感到惧怕。
必须让种族主义者明白，这种畏惧是毫无根据的，因为他比他自己想像得要好！
科学是一种工具，“能使我们走近现实，学会提大量的问题，……引起争论和交流看法”
见乔治·夏帕克《动手干》一书，弗拉马里翁出版社，1996年。乔治·夏帕克（1924～）：法国物理学家，199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译注。与孩子们谈谈种族和种族主义，是个极好的例子，说明了科学活动的这一作用。但是，也突出了进行交流的困难。
也许只需要“亲自动手干”，就可以让一个孩子明白水的这种神秘特性——水温无法超过100°，或者落体的这个同样十分神奇的特点——其下降速度并不像亚里士多德认为的以及他后来每个人跟着重复的那样是恒定的，而是如20个世纪之后伽利略证明的那样，是匀加速的。
但让人理解人类的各个团体之间的基因相近性这个事实，就不那么容易了。有必要让每个人进行抽象的思考，并且应该采取一条包括好几个阶段的道路。提到种族主义也是个机会，让同学们进行一种即使在毕业班也很少听到的思考：“平等”与“等级”之间的对立而造成的必然陷阱。当两个数字不相等时，的确，其中一个大于另一个，两者间存在着一种等级。但是当两个集合不相等时，可以肯定两个集合不同，但要断言其
中一个大于另一个，就必须只用一个数字来表示每个集合的特征。
比较一下集合A｛2，6｝和集合B｛4，8｝，它们不相等，因为包含的元素不同。哪一个更大呢？大家可能恨不得回答B大于A，因为B里的数字大于A里的数字，但是这就等于作了隐含的假设：每个集合的基本特征是其元素的和。相反，如果同意重要的是每个集合中最大数与最小数之间的比，那么集合A中的比为3，B中为2，于是得出结论A大于B。应该重申一下这个明显的事实：不相等仅仅对数字意味着等级，而不针对集合。因此，前面提到的那个市长女士的话，完全属于一种前逻辑的论调。
第一部分智力与智商
使大部分孩子感到苦恼的问题，和宇宙或者社会的结构并不真正有关。这些问题，他们情愿放到以后去研究。而更让他们挥之不去的，是以他们自己为对象的问题：我是谁？对我周围的人来说，我是什么？别人怎么看我？为得到只言片语的回答，他们竭力猜度父母、伙伴和老师的反应。他们提出上千个关于各种主题的问题。其实，他们对答案几乎不感兴趣；这些问题只是一种迂回的办法，可以发现回答者用什么眼光看他们。在别人眼里，我美吗？我聪明吗？
关于美，总是可以参照镜子的。镜子里的信息很少让人兴奋，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学会了满足于镜子的评判。关于智力，只有学校这面镜子。学校传递的信息常常让人泄气。这个范围里充斥着上千种普遍接受而往往远离任何事实的看法，所以个人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就更加困难了。为了试图在这个范围里弄个明白，有必要再次利用科学提供的严密性。然而，科学只能提供一些与这个问题相距甚远的事实。客观数据与最初那个问题的答案之间的路还很长，而且那个问题提得并不好。“我聪明吗？”引出了另一个问题作为回答：“智力是什么？”为了在争论中有所进展，我们试着提供几条信息及想法。
学校与“天赋”
在学校里，经常提到智力，但这个词的内容从来没有明确过。虽然没有言明，但智力被视为一种可以测量的特点，有点像身高和体重，其衡量标准就是学习成绩。而既然用任何尺度都可以按照从低到高的等级给事物分类，那么，一切就好像根据学生的价值等级把他们分了类。就这样，每个人身上都贴着一张标签。
其实，智力是多种特征综合起来的一个整体，任何把它划分等级的试图都是没有意义的。在国际象棋比赛中击败了卡斯帕罗夫的电脑比卡斯帕罗夫更聪明吗？如果仅仅把比赛的胜利作为考虑的成绩，那么就是；如果还考虑到另一个特点，比方说敏感性，就不是：卡斯帕罗夫
输棋之后很难过，而电脑赢棋之后没有感到一丝喜悦。
奇怪的是，大部分孩子愿意接受学习成绩的评判。他们确认自己“不是学数学的料”，或者“更适合体力劳动，而不是脑力劳动”，好像这是一件显而易见的客观事实。他们提出这个问题：“科学是所有人都能理解的吗？”好像科学家都是些被自然赐予天赋的人，而那些天赋只属于精英。争论的要点就在“天赋”这个词上。一切都凑到一起，想叫人相信，智力相当于每个人收到的一份礼物，靠遗传的运气来分配，很不均匀。众所周知的智商，要负很大一部分责任，因为它传播了这种荒谬的观点，即智力是一种可测量的、起决定性作用的潜力。非要用惟一的数字来表现这个多种形式的事实，只能违背事实。我们已经看到，理解了精神活动的物质基础——中枢神经系统——的构造过程，我们便不得不放弃这种宿命论观点。在这个构造过程中，一些偶然发生的渐进过程起了作用，这使结果无法预料，每个人便成为安排大脑这个工具的主要创造者。比照具有相同遗传型的个体——“真正的孪生子”，便可以证明这句断言。
偶然性与基因身份
我们知道，在双胞胎，也就是在同一次分娩中出生的孩子中，大约有三分之二是由两个不同的卵子与一些不同的精子结合后发育而成的。这些假双胞胎并不比两个兄弟或姊妹具有更多的遗传共性，而且他们有可能是异性。相反，其余的三分之一是在同一个卵子与同一个精子结合的基础上发育起来的两个有机体。他们真正是同一个基因实体的两个样本。我们真想从中推断出：双胞胎两人身上一模一样的容貌特征，主要受他们的基因控制，而他们之间相互区别的特征，则主要由他们的实际生活经验控制。
事实并不那么容易解释，因为这些双胞胎都是同一时间从同一个母体中出生，从受孕时起就在一个共同的环境里发育成长，惟一的区别（这个区别并非微不足道），就是他们从母体中出来的顺序。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出自同一个家庭环境实体，所以他们最初的经历都完全相同，这些经历和他们相同的基因一样，成为他们相像的原因。还必须找到这样的孩子：一个被一对巴黎的银行家夫妇收养，另一个被乡下的一个贫穷家庭收养，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寻找这些稀罕的小家伙，调动了众多心理学家的积极性。其中的一位心理学家成为了一场欺骗行为的罪魁祸首，这正说明了这项工作的艰巨性。
从20世纪30年代起，英国的儿童心理学无可争议的泰斗是伯特伯特（1883～1971）：英国心理学家，以提出心理测验中的因素分析以及研究遗传对智力和行为的影响而著名。——译注，他的工作受到了高度评价，他本人甚至封得了爵位。他的主要功绩是，在两位曾在他的某些文章中联合署名的女合作者帮助下，找到了53对双胞胎，他们出生不到6个月就被分开，并被社会地位完全不同的家庭收养。他大量运用数学知识，从观察中推断出，儿童和青少年的智力活动，主要是基因作用的结果。他的文章成为这类专断说法的主要来源：“智力有80％是遗传的”；或者参照了“智力基因”的断言，而这几乎必然会引出“天赋超常”这个概念。在他于1971年88岁去世之后，他的几个同事想弄明白他是怎么搜集到这么多材料的。他们这时发现，其中大部分材料只是杜撰的。他从天赋的角度考虑，设想出这些符合80％这个百分比的观察报告，因为他认为80％是个好结果。至于他的两个时而发表几篇文章颂扬导师的女合作者，从来就没存在过，只是伯特本人的一个伪装罢了。
这件奇事尤其表现出那些普遍接受的看法和理论的威力，而人们认为，这些看法和理论证实了在一种假说的传播过程中的社会状况。在我们这个社会中，很多市政厅的门楣上都刻着“平等”两个字，但同时又接受着专为每个人安排的命运中难以忍受的不平等现象。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提出了问题。要是这些不平等现象是大自然强加的厄运和束缚，那么良知会恢复。伯特爵士的研究结果，证明在英国存在这几种类型的学校是合理的，一种是语法学校英国的一种中等学校，设有文学或古典作品的课程，以别于工艺或技术学校。——译注，专门针对大众阶层的孩子，而其他学校水平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