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70-拐点-第4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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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李鸿章等人的力主，清政府遂决定与日本议约。这时，李鸿章已兼任北洋大臣，正式参与对日本关系的处理。1871年9月，李鸿章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达宗城谈判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及《通商章程》。谈判中，李鸿章反对援引西方国家之例把种种不平等的特权订入条约，尤其是排除了最惠国待遇条款。另外，李鸿章知道“日本欲吞朝鲜已久”，所以在《条规》第一条写入“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隐为朝鲜等国预留地步”。该约第二条也是按照李鸿章的意见，参考1858年《中美天津条约》的内容草拟的，内容是：“两国既经通好，自必互相关切。若他国偶有不公及轻藐之事，一经知照，必须彼此相助，或从中善为调处，以敦友谊。”李鸿章希望通过这一条文，把“联日”以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李鸿章自以为与日本签订了一个平等的条约，实现了其“联日”的理想，所以对此津津乐道，沾沾自喜。然而，就在《中日修好条规》签字的第二年春天，约本尚未经两国批准互换，日本便又派柳原前光前来要求改约。条约系由两国全权代表议订，一经签字便不容再作修改，如不同意可不予批准，这是外交常识。日本要求改约，说明它根本没有把与中国签订条约当成一件严肃的事情看待，毫无信义可言。一再以该条规自矜的李鸿章非常气愤，在复照中予以痛斥。日本的不讲信用，使近代中日关系从开始便笼罩上一层阴影。柳原回国后不久，日本就开始紧锣密鼓地策划侵略台湾。
1871年12月，有琉球国船只遇飓风漂流至台湾，船民有50余人遭当地高山族居民误杀。清政府对逃出的12人进行了保护，并饬台湾镇、道认真查办。琉球国王对此并无异议。日本政府得知这一消息，却乘机准备以日本人被杀为名侵略台湾。1873年2月，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来华换约，所负重要使命之一便是“想在批准交换修好条规而外，更解决台湾问题”。第二年5月，即《修好条规》批准互换后不到一年，日本即悍然派兵侵略台湾，对当地高山族人民大肆烧杀掳掠。
第二编 视野PK最后的谋略者及晚清被突破的底线（2）
李鸿章初次听到日本侵台的消息后，对日本“徒自悖义失和”的冒险行为感到困惑不解，不相信这是事实。直到5月17日，日本已在台湾登陆肆虐，李鸿章还给总署写信，认为日本“谅不遽违约失和”。李鸿章的不解，与他对日本的一贯看法有关。早在1871年11月，李鸿章与福建巡抚王凯泰就曾讨论过澎湖的安危，且议及来自日本的威胁问题。他认为：“（日本）诸侯擅权，有似列国纷争，近撤各藩回京，议论不一，实无图我之心。……今因中国肯与通商议约，喜出望外。”但是，李鸿章的推理代替不了严酷的事实。“联日”的思想开始动摇。
日本侵台虽然打破了李鸿章的“联日”梦，但李鸿章却抱定妥协的宗旨，不准备与日本以武力相较。他在致总署函中说：“明是和局而必阴为战备，庶和可速成而经久。”李鸿章断定这是一个“和局”，其中包含两方面的意思。客观上说，日本的兵力不足与中国为敌，早晚也得撤兵；主观上说，中国能够取胜也不与日军开战，抱定妥协的宗旨。事实正是如此。日军在台湾遭到高山族居民的强烈反抗，加之疫病流行，不久便陷入骑虎难下、进退维谷的境地。李鸿章调集万名清军赴台，兵力远超过日军，却指示“办理台湾等处海防”的沈葆桢“只自扎营操练，勿遽开仗启衅”。在大久保利通为摆脱困境使华以前，李鸿章就建议总署：“万不得已，或就彼因为人命起见酌议如何抚恤琉球被难之人，并念该国兵士远道艰苦，乞恩犒赏饩牵若干，不拘多寡，不作兵费，俾得踊跃回国。”以后总理衙门与大久保利通签订《北京专条》，与李鸿章的这种态度大有关系。《北京专条》是一项十分屈辱的条约。该约承认高山族人所杀琉球船民为“日本国属民”，承认日本出兵侵台为“保民义举”，等于默认了琉球为日本的领地；还以抚恤被害难民、留用日本所修道路房屋等名义付给日本白银50万两。平心而论，当时日本的近代化刚刚起步，国内混乱，羽翼未丰，中国完全可以与之一战。如果那样，琉球问题、朝鲜问题乃至近代中日关系的走向，当有不同的轨迹。
李鸿章在台湾事件中主张对日妥协，并非由于对日本的实力估计过高。尽管当时日本有两艘铁甲舰，但李鸿章认为“其力尚不足以图远”，中国陆军力量相对雄厚，在台湾取胜并不足虑。所顾虑的，是中日开战的后果。李鸿章在给清廷的奏折中说：“日本借番拓地，悍不旋师，恐是中外构乱之始。无论苏浙江海各口防兵单薄，即北洋二千余里口岸林立，亦多空虚。”在给福建巡抚王凯泰的信中说得更加明白：“若我军齐集，遽与接仗，即操胜算，必扰各口，恐是兵连祸结之象。”所谓“中外构乱之始”，“兵连祸结之象”，均非单指日本而言。显然是担心中日战争一起，列强乘机与日本勾结共同侵华。他所关注的，主要还是西方国家的动向；防范的，主要还是西方国家。数年以后，他在给驻日公使何如璋的信中还表达过这样的想法：“方今各国协以谋我，其伺间蹈瑕者，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真令人应接不暇，可虑亦可闷也。”
台事之后，李鸿章在一件复奏中曾表示：“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今虽勉强就范，而其深心积虑，觊觎我物产人民之丰盛，冀我兵船利器之未齐，将来稍予间隙，恐仍狡焉思逞。”但这并不意味着李鸿章台事之后已经把日本作为中国的战略假想敌。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天津教案中英法俄等西方列强在他心中造成的阴影，仍然远远超过日本的威胁。《北京专条》签订后5天，总理衙门奏请“切筹海防”，在沿江沿海各省督抚将军中间发动了一次海防建设的大讨论。不少大吏直接针对防范日本发表见解。而李鸿章在洋洋9000言的复奏中，针对的却是列强“各国”：“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并无把日本当作主要目标、“战略假想敌”的意思。值得注意的是，由李鸿章幕僚而升任福建巡抚的王凯泰在复奏中却主张联日。在他看来，日本自从向西方开放，受列强盘剥，有败亡之象，“日本若亡，固不足惜，而西人以日本为外府，蓄谋已久……一旦兼并，逼近肘腋，其患更何可胜言。臣拟遣使兼及日本，以使臣驻扎彼国，诚信相孚，既联络之，又讽谕之，俾早知感悟，勉力图存，则犹为东洋屏蔽也。”王凯泰在处理台湾事件中与李鸿章书信不断，他的这种观点，当与李鸿章一致。李鸿章这时的指导思想，仍是数年以前的“笼络之或为我用，拒绝之则必为我仇”，尽可能地化解与日本的矛盾，不使日本成为西方列强的“外府”。“海防议”发动不久，在家养病的大学士文祥上奏，提出：“目前所难缓者，唯防日本为尤亟。”请饬李鸿章、沈葆桢等赶紧购买铁甲舰、水炮台及应用军械，“不得以倭兵已回，稍涉松劲”。词语间对李鸿章等不甚满意。由于文祥奏折的促动，李鸿章才附和舆论，有前述防范日本的表示。
日本侵台未能得手，便又着意打开朝鲜大门。1875年9月，日本在朝鲜海岸制造了“云扬舰事件”，并以此为借口，派军舰到朝鲜逼迫开国。同时派使节来华试探清政府的态度，要求清政府派官员陪同或行文介绍日本人去朝鲜，企图假手清政府实现其征服朝鲜的祸心。总理衙门与李鸿章不同意日本的要求。日使森有礼于是否认中朝宗属关系，与总理衙门发生了一场辩论。1876年2月，日本逼迫朝鲜签订了《江华条约》。该约第一款写入“朝鲜国乃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的内容，以此否定中朝宗属关系，为其独霸朝鲜预留地步。中日之间关于朝鲜问题的交涉及《江华条约》的签订，使中国对日本野心的认识，更加深入了一步。
日本觊觎朝鲜，引起同样对朝鲜有着强烈欲望的俄国的关注。俄国报纸报道说，“日本已向朝鲜宣战，舰队封锁了朝鲜的港湾”，并表示：“对于接近俄国边界地域的这种纠纷，政府是不能熟视无睹的。”英国对俄国南下心怀恐惧，其报纸乘机宣扬：“俄国决定增派舰队……陆军准备与日本占领南朝鲜相呼应，侵入朝鲜北部。”在这种形势下，日本也开始做防俄的准备。日本国内，“士绅不服朝政，有四十万众密约为乱，不日内难将作”，日本近代史上一场最大的内乱——西南战争已经迫近。在这种内外形势下，为平息由于《江华条约》带来的清政府的不满，日本又以防俄为名对清政府进行欺骗。当时，沙俄占据伊犁。对我国西北边疆构成极大威胁。防俄这一题目，对清政府有相当的吸引力。1876年10月，副岛种臣以旅游的名义到天津拜访李鸿章，声称法国窃取到俄国政府的秘密文件，其中说：“俄如与日本生事，必先据日本赤马关，以断东西之路。”以此表示日本防俄之心甚牢，“其意似欲中、东两国推诚相与，共御俄患。”11月间，日本西部连续发生士族叛乱之后，日本公使森有礼返任过天津，在与李鸿章晤谈时称：“黑龙江东岸，俄人方鸠集蒙古、高丽人民，开拓日广，日本现于土满江置领事府，实虑俄人南侵高、日地界。方欲与中国、高丽并力拒俄，岂肯同室操戈，自开衅隙？”他还请李鸿章致书总理衙门：“嗣后商办各件，如蒙开诚相示，定当竭力以从。”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友好与亲近。对副岛种臣和森有礼的游说，李鸿章信以为真，认定“该国防俄之吞噬甚切，其愿与中国并力亦属实情”，于是决定“联日防俄”。
1877年春，日本为镇压士族叛乱，指示其驻天津副领事池田宽治向李鸿章商借子弹。李鸿章为表示“救灾恤邻之谊”，未经请示总署即借予10万粒。
第二编 视野PK最后的谋略者及晚清被突破的底线（3）
《江华条约》之后，日本对朝鲜苛索百端，因而遭到朝鲜政府的抵制。中国驻日公使何如璋赴任后，日本为减少在朝鲜扩张的阻力，要何如璋设法为之介绍，愿与朝鲜“诚心和好，两无虞诈”。于是李鸿章在1878年10月致书朝鲜国王的叔父、太师李裕元，劝其联日防俄。信中首先宣称日本自西乡隆盛带头叛乱兵败自焚后，“彼君臣鉴于国小多难，或不敢复勤远略”，要朝鲜不要再担心日本的侵略。接着为日本说项，称：“日本近以俄人有事四方，……其于贵国既无恶意，似欲联为辅车，引为唇齿，颇疑贵国不肯倾诚相待。”最后提醒李裕元警惕俄国的威胁，与日本“蠲细故而扩远图”。李裕元在复函中不以为然，认为俄国固应防备，而日本“喜愠无常”，“少不如意，易致葛藤”，揭露了日本公使花房义质反对朝鲜在文书中称中国为“上国”，以及对朝鲜欺压讹索种种情形。可知日本并无与中朝两国“并力”的诚意，“联日防俄”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
李鸿章“联日”幻想的彻底破灭，是在日本正式吞并琉球之后。
琉球自明初即受中国册封，至万历年间，日本进攻琉球，迫使其向萨摩藩称臣，于是琉球便处于两属的状态。明治维新后，日本于1872年10月宣布琉球为藩国。1875年5月，正式禁止琉球向清朝朝贡。1876年5月，又接管了琉球的司法权和警察权。琉球国王尚泰派紫巾官向德宏等到中国乞援。驻日公使何如璋主张对日采取强硬态度。他于1878年5月间致函李鸿章，指出：日本阻贡不已，必灭琉球，如果不加干涉，不仅祸将延及朝鲜，而且“台澎之间将求一夕之安不可得”。这时李鸿章尚在致力于“联日防俄”，认为：“琉球以黑子弹丸之地，孤悬海外，远于中国而迩于日本”，“若再以威力相角，争小国区区之贡，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