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70-拐点-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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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旅顺口建设历时10年，主要负责人是袁保龄。袁出身名门，却极其认真负责。其接任旅顺口基地工程营建之后，每夜“非交丑不能熟睡。幸筋力顽壮，每日奔走尚不知疲”。“所历艰苦，实为四十年所未有……方来之始，万事瓦裂，今则公帑节省数万金，海防军容渐如荼火，差可自慰，而面黑肤瘦，形容憔悴、鬓发已渐渐白矣。”袁自1882年接任，主持了航道疏浚、防波大坝、港池、码头、炮台、水雷营、鱼雷营、电报局、水陆医院以及道路、库房、码头、机器厂等等。其久历艰辛，常年劳苦于工地，至1889年因积劳成疾终病故于旅顺，朝廷追赠为内阁学士，其遗著《阁学公集》十卷工牍，几乎全是旅顺工程，事无巨细，通盘皆虑。
旅顺口基地作为北洋海军后期舰队维修保养基地，其工程规模浩大，耗费不赀，号称“远东第一要塞”。
第一编 海权博弈副种岛臣看到了什么？（1）
新舰已经购入、基地也已经完善，那么对于海军来说，为迎接战争，最重要的又是什么呢？——训练！
自从晚清海军建立以来，主持建设的各洋务派大员们就极其重视新式舰船的购买和建造，以求扩充派系的实力，然而这些均出身于曾国藩幕下的官僚们大部分没有曾国藩当年评定太平天国的教训和眼光，而其中比较有远见的左、沈二人又辞世过早，因此，晚清海军从建军伊始就对训练重要性认识不深，且门户派系思想极其严重，马建忠曾批评说：“中国自筹办水师以来，徒以分省设防，划疆而守，号令不齐，衣械不一，平日既无统属之分，临敌难收臂指之效。南北洋师船相遇，且不能以旗号通语，更何望其合操布阵？”直至1885年，吴大仍然忧心忡忡地指出：“北洋之船，遇台澎之风，则茫无措手；南闽之弁，于渤海之砂礁则漠不关心。”从中法之战中，福建船政水师和南洋水师在海战中的拙劣表现就可见水师训练质量之差了。
由于当时国内缺乏近代海军传统和舰船使用经验，且当时英国在华利益最多，海关等也由英国人把持，因此，清廷聘请了大批英籍顾问人员帮助训练北洋海军。包括高级顾问、教官、舰上技术军官、工程人员等。这些洋员主要承担了舰队训练、战舰的部门训练、技术兵种专业训练、海军基础训练、海军教育等等，甚至直接负责某些部门的操作主管。如“致远”上的管轮洋员余锡尔等人就直接负责战舰的部门操作。同时，在海军基地建设和配套工厂等的建设中，杨元也发挥了很大作用，如旅顺口炮台群、威海卫炮台群就都是出自德国工程师的手笔，旅顺大堤则是法国工程师的杰作。总体看来，北洋海军雇用洋员对于舰队的建设起到重大作用，这是不可忽视的。
1886年，醇亲王巡阅北洋海军后向朝廷报告：“各将弁讲求操习，持久不懈，可期渐成劲旅。”“各将领文武均能勤奋将事，官弁兵勇，步伐整齐，一律严整。枪炮雷电，施放灵捷。”南洋水师虽与北洋一向不和，但也承认北洋训练远远高于南洋。此时的北洋海军，确实训练严整，装备精良，无愧于亚洲第一舰队的称呼，而甲午开战时以翁同和为首的清流文人力主开战，显然与他们认为“北洋海军可堪一战”的判断有关。
在这里，不能不专门提及一个与北洋海军关系极为密切的英国人——琅威理。琅威理，1843年1月19日出生于英国，14岁进入皇家海军学校，16岁上舰实习。1863年随“李－阿舰队”首次来华，1877年驾送蚊子船抵华，初步显示了其良好的海军素养和认真的敬业精神，颇得郭嵩焘、丁日昌的欣赏。故1882年，李鸿章经过考核后，聘请琅威理担当北洋舰队总查，为副提督衔，负责北洋海军的组织、操演、教育和训练。琅威理是典型的英国海军军人，治军极其严格，办事勤谨认真，在北洋海军的条令、礼仪的制定上都有杰出的贡献。中法战争中，因英国政府宣布局外中立，琅威理为避嫌暂时去职。但因其在就职期间的优异表现，深得中方的赞赏。丁汝昌评价其为：“洋员在水师最得实益者，琅总查为第一，葛雷森次之。其人品亦以琅为最。平日认真训练，制定章程，与英国一例，曾无暇晷。即在吃饭之时，亦复手心互用，不肯稍懈。去秋退处烟台，已经禀辞薪水，尚手订舢板操章，越两月成书寄旅。此等心肠，后来者万不能逮。”“琅亦深得各管驾、弁兵之心，于今尚有去后之思。”因此，1886年，李鸿章再次邀请其重返中国任职，在合同中不仅要求琅威理承诺在5年内将北洋海军的训练提升到国际水平，而且必须应允在战时帮助中国作战。
1886年5月，醇亲王巡阅北洋，由于琅威理训练得力，北洋海军操练精严，令醇亲王等首脑极其满意，乃授予其二等第三宝星，并赏提督衔。此后在正式公文中，琅威理的头衔即为“会统北洋水师提督衔二等第三宝星琅威理”。
由于丁汝昌不熟悉海军事务，所以舰队训练几乎全由琅威理一手承担。其训练之严是中国海军以往从未经历过的。仅以1887年9月13日为例，归国舰队上午8：45—11：45进行日常例操，中午练习站炮位，午后琅威理在编队旗舰“靖远”发旗号命令舰队改单雁行阵，随即传令各舰打慢车航行，即刻又命令开快车，随后传令舰队改列为波纹阵，同时用旗语要求各舰报告每小时燃煤的消耗量，之后又不断询问轮机存汽多少，至下午5时，晚餐时间快到之前，琅威理又传令各舰进行战备演习，提升搬运炮弹。训练过程中，哪艘军舰队形不齐，或者反应稍微迟缓，琅威理必定用旗语严厉批评。整个航行中，“琅威理终日料理船事，刻不自暇自逸。尝在厕中犹命打旗传令”。“终日变阵必数次，或直距数十百码，或横距数十百码，时或操火险，时或操水险，时或作备攻状，或作攻敌计。皆悬旗传令，莫不踊跃奋发，毫无错杂张皇景状，不特各船将士如臂使指，抑且同阵各船亦如心使臂焉。”在其任内，北洋海军的训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琅威理去后，北洋海军训练一落千丈，军纪松弛，操练尽废。《北洋海军章程》规定，除了海军提督以外，总兵以下各官，皆终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馆。然而除了“致远”等极少数舰船仍因管带勤谨而尚能保持以外，其他舰船官兵“自左右总兵以下，争擎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晚上上岸住宿者竟然有一半。北洋封冻，海军巡于南洋之时，更率淫赌于香港、上海，甚至出现了提督丁汝昌与管带方伯谦为争一妓而争风吃醋的闹剧。实战训练全停，屡屡虚应故事。甲午之战后，军官们披露：炮术训练的真相是：“预量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使。码数已知，放固易中。”编队训练则更是“平日操演船，阵势总需临时应变，不可先期预定。预定则各管驾只需默记应操数式，其余皆可置之。临时随意挂旗，示演各阵，则管驾不得不全图考究”。且腐败横行，纪律松懈，考核制度名存实亡。甚至于用军舰载客跑运输，利用豁免权从朝鲜走私人参。由于各舰船保养所用的行船公费均由管带管理，每月包干。屡屡出现管带不顾舰船实际需要而贪污的事件。致使船舱机器因保养不利过度磨损，零件屡屡缺失，极大地降低了使用寿命。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就揭露，南洋兵船在上海一家专供兵船物料的铺家买煤，账上记100吨煤价，实领二三十吨，给店里二成好处，剩下的煤款就都被管带贪污了。所以“带上几年兵船，就都一个个的席丰履厚起来”。虽然说的是南洋，北洋却也大抵如此。这样的军队，这样的将官能带出怎样的舰队，真是可想而知。
第一编 海权博弈副种岛臣看到了什么？（2）
舰队内部的人事关系也日益复杂，军官中的“闽党”对非福建籍军官百般排挤，矛盾日益公开化，甲午战前，甚至有人唆使控告“致远”舰管带、广东籍将领邓世昌鞭笞水兵致死。而其原因恐怕是邓生活严谨，“不饮博，不观剧，非时未尝登岸，众以其立异，益嫉视之”。闽党认为这显然是争夺提督职位的故作姿态，因而对其特别敌视。刘步蟾就力主追查，只是因为找不到死者的尸体才被丁汝昌压了下去。
舰上士兵由于多招收北洋各省海滨渔户，形成了一个个各省集团，造成“在军中资格较深、才力较胜者，久任不得升。而投效之人，入军便庸其上”。而作为后备兵员的练勇，由于官员的腐败，也由原来《章程》中规划的精锐后备军流于形式，其核定员额250人，而仅1891年就招募1400人之多，其中奥妙，恐怕尽人皆知。而人数增加，训练只能流于形式，毫无用处。
由此可见，战前的北洋海军就已经不再是数年前那支精锐的武装力量，薛福成在1893年即已发出警告：“今日海军，不在骤拓规模，而在简核名实；不在遽添船炮，而在增练材艺。”对比同样是英国人一手训练出来的日本海军，日本甚至授予训练日本海军的英格斯以贵族身份，使之在训练中毫无阻扰，得到上层的全力赞助。双方的差距可能就从这里开始，近代海军是技术性兵种，对于技术、训练要求极高。而李鸿章虽然注重武器装备的更新，却忽视了专业化的训练，对于琅威理的支持显然极其有限，甚至纵容下属对琅威理百般阻扰。这种思想下训练的军队在镇压太平天国时由于对手的训练、装备更远远不及淮军，尚且能有所作为，但面对另一支依照西方近代海军训练、装备出的近代军队，就只能是悲剧了。由是不由得想起海军衙门初创时的盛况，日本方面其时深为恐惧，议院中喧喧扰扰。而政治家、汉学家副种岛臣却力排众议，陈词曰：
谓中国海军之可虑，则实不足以知中国也。盖中国之积习，往往有可行之法，而绝无行法之人；往往有绝妙之言，而绝无践言之事。先是以法人之变，水军一旦灰烬，故自视怀惭，以为中国特海战未如人耳……于是张皇其词，奏设海军衙门，脱胎西法，订立海军官名及一切章程，条分缕析，无微不至，无善不备。如是，而中国海军之事亦即毕矣。彼止贪虚有其名，岂必实证其效哉？又何曾有欲与我日本争衡东海之志哉？
其早已看透中国人“止贪虚有其名，岂必实证其效”的本质。
第一编 海权博弈日本狂热
在日本，鉴于明治维新后军事实力较中国远为薄弱，因此，在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人仿效普鲁士推进政治改革的同时，西乡隆盛、山县有朋等人也以普鲁士为蓝本推进了新式军制改革。1878年12月5日，日本制定了参谋本部条例，将原陆军省内的参谋局独立设置为参谋本部，直属于天皇，负责用兵作战的军令。1879年。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派桂太郎、小川又次等数十名将校，以使馆武官和留学生名义来华调查华北一带的形势和中国兵备、地理情况。桂太郎因而提出《对清作战策》，并编纂《支那地志》、《邻邦兵备略》等书。1880年11月，山县有朋又根据上述报告书向日本天皇提出《邻邦兵备略表》，明确表示：“邻邦兵备之强一者可喜一者可惧，以之为亚细亚东方之强援固足以为喜，若与之开衅则亦不得不戒慎恐惧……邻邦兵备愈坚，则本邦之兵备亦不可疏忽。”伊藤博文在其致藏相松方正义的函中，也指出日本所处国际环境危机四伏时称：“军备之事，目前邻邦（中国）之举止已不可坐视者固不待言，而且察欧洲当今之形势，其属地政略再起之情况，英法彼此相互竞争，如英国目前之处置埃及，法国之掠夺安南，几如狼奔豕突，无所不至。以今之势察时观变，其将发生何种事情，实难预料。”其目标直指中国。
1882年“壬午兵变”发生后，山县有朋提出了以对华战争为目标的军备扩充计划。其中陆军拟自1885年起增加两倍，海军则自1883起实施8年建舰计划，预计将建造各型舰艇42艘，至于扩军所需经费，则建议增加烟草税。此项建议于8月15日由内阁会议通过，11月24日天皇召集地方长官进宫垂询增税扩军计划。12月，政府再邀集地方长官来京开会，右大臣岩仓具视以下阁臣均亲临敦促鼓励赞助增税问题。至1893年10月，山县有朋就任枢密院议长时，进一步提出《军备意见书》，强调英、法、俄对亚洲大陆的侵略危机，日本在战略、战术上宜有适当处置。认为“东洋之祸机，可以想象在今后不出10年内爆发，而预先为之准备岂非国家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