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38-天下衙门:道尽古代衙门众生相-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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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门面”的场景太多,有关催科、问案、科考等部分,我们将放在以后的章 节中叙述,这里则撷取若干通用常例。
先说“衙参”,是为典型的苍蝇脑袋蚊子头,螺蛳壳里做道场。其根据是每个月必有若干日期是大小佐属官吏参见县太爷的时间,有事议事,无事扯淡,最要紧的是制度和礼仪不可稍有废弛。《笑笑录》云,“州县衙参情状可笑,有分段编为戏出者”。我们不妨就以该书所引戏目,来略微说说衙参的情况。
“一曰乌合,二曰蝇聚,三日鹊噪,四日鹊立。”这是讲一班县丞、主簿、训导、教谕、典史、巡检、驿丞、税监之流,尽管都是八九品乃至不入流的芝麻绿豆官,有如蚊蝇之微,倒也是一人一顶乌纱帽,赶在黎明前来到县衙门里;先是一阵吵吵嚷嚷,好比鸦聒鹊噪;随着堂上梆发炮响,全都各就各位地站好了,是为“鹄立”,又叫“小站班”,好比是百官上朝那种大场面的翻版。
“五日鹤惊,六日凫趋,七曰鱼贯,八日鹭伏。”二梆敲过,堂鼓击响,于是肃然起敬,像鸭子般摇摇摆摆,似游鱼般首尾相接,一起走上堂去参见知县。为什么叫“鹭伏”呢?原来鹭鸟的特征是颈足俱长,高大瘦削,而这些佐杂官吏们见主官时,又不用大礼,只须做礼拜的样子便可,身体是不会矮下去的。
“九日蛙坐,十曰猿献,十一日鸭听,十二曰狐疑。”官身虽卑,毕竟都有个座位,但坐的姿式得带点前倾,以示恭敬,是为“蛙坐”。坐定后,献茶谢茶,听大老爷讲话,若无搭讪的话由,便是“静默五分钟,各自想拳经”,所以称“狐疑”。
“十三日蟹行,十四日鸦飞,十五日虎威,十六日狼餐,十七日牛眠,十八曰蚁梦。”衙参的门面摆完了,县太爷端茶送客,各人走出来的时候,也得有一定姿式,这就叫“蟹行”;到了大门外,全无拘束了,又如“鸦飞”;接着便各自大耍“虎威”,唤轿夫,骂跟班,上轿后一路威风回家去,赶紧饱餐一顿迟到的早饭后再上床补睡一觉,做一个“蚂蚁缘槐夸大国”的美梦。
这等“小国君臣”、“土朝会”的情状,不是很滑稽吗?
次说“出行”,那就更威风八面了。同样是七品官阶,假使在京朝当个主事,雇一匹脚力还得自己掏钱,倘若是放到地方做县太爷,便是天壤之别了:稳端端坐在蓝呢大轿里,前头一把蓝伞,一匹顶马,亲兵护卫、差役喝道不算,还有四块、六块乃至八块衔牌帮着逞架子,官儿再小,拆开来写也有好多花头精,比如“丁未举人”,“甲寅进士”,“某县正堂”,“七品顶戴”,“赏戴蓝翎”,“加三级记录三次”,这就凑成六块了。轿子后面,还有当跟马的,捧护书(公文袋)的,押班次的,再配上敲锣打鼓吹唢呐的衙门“乐队”,这气派如何?
再说“行香”,这又是在老百姓面前“装门面”的机会,依据是地方官员必须于每月朔、望两日,依着顺序去文庙(孔庙)武庙(关帝庙)、城隍庙、玉帝庙、文昌庙等处去拈香,且听任民众围观。关于行香的写实,《妙香室丛话》里有一首《朔望贺》作得极妙——
月朔复月望,悬牌示行香。某庙某宫观,日文武玉皇。送来一幅纸,某处倍趋跄。(注:衙门号房先预先通知某宫观或寺庙,让他们做好准备)捧纸仔细认,未旦先傍徨。如僧挈拜具,小坐携匡床。(注:官吏们让各自的随从带上拜垫、马扎等)枯寂且默待,眼合睁欲强。同人半困睡,呓语难猜详。小吏强解事,斟送新茶汤。挥手遣之去,茶非醒睡方。钟声急作响,香烛光芒芒。纠仪如獬豸,(注:还派有专行监督纠肃礼仪动作者)九叩咸矜庄。东南班有序,文武人相当。礼毕膝才起,行列相依将。(注:拈香礼结束后,站班揖送,大老爷先走,依次类推)拱揖似摈介,两行如箕张。舆夫偶停顿,流盼偶相望。同列作私语,一顾真非常。那知适然遇,岂便分温凉。旁观即诧异,推奉如圭璋。(注:大老爷偶而回头看看谁,同列便诧为有意顾盼,或许是红人了)复趋衙投刺,道贺咸升堂。向人学打恭,那敢相遗忘。槐厅别有坐,膜拜身翱翔。岂是张禁尉,因揖声名扬。何其劳心力,碌碌多奔忙。渊明纵高士,折腰原不妨。月吉必朝服,早已垂篇章 。上古久有此,何况官如郎。解嘲旧有例,掷管神洋洋。这也是一种别开生面的“冠冕堂皇”吧?
最后,“过节”也是值得一提的话题。中国古代的法定节日,通称“三大节”,即“万寿”、“元旦”和“冬至”(也有些朝代以夏至替换冬至,别称“长至”),所谓“万寿”,也就是当朝皇帝的生日。每逢这“三大节”的早晨,地方主官要把写有“当今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的“龙牌”请出来,香案供奉,张灯结彩,并率领合衙佐杂行礼朝贺。以明朝的制度为例,据《典故纪闻》载,“洪武初,凡遇正旦等节,在外大小衙门庆贺,俱行舞蹈山呼十四拜礼。”因为这也是允许老百姓一起参加的大典,大大小小的乌纱帽们又视其为抖露两手表演“团体操”的绝好机会,早早排练过好几回。后来不知怎么搞的,十四拜变成了九拜,“至宣德时,以安庆府潜山县知县俞益言,始定五品以下衙门仍旧行舞蹈山呼十四拜礼”。看来这位俞大人是嫌九拜还不过瘾。
“三大节”外,诸如上元、端午、中秋、重阳等民俗节日,也要铺张热闹一番,不仅是为了“装门面”,也缘于这些都是趁机扰民生财的好题目。这里引录一段南宋人真德秀所写的《劝谕事件於后》,便可略知一般状况:“前在任日曾有约束,圣节锡宴在近,窃虑诸县循习成风,或於行铺科买物件,不依时价支钱;或於寺院科配钱物,并措借器皿幕帘之属,因而干没;或妄追乡村农民充乐社祗应;或勒令良民妇女拘入妓籍。如违,许人陈诉。”(《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此集乃宋人编纂的官府公文及诉讼判决书汇编)像这些现象,放在京都官员中,是不太容易办到的。这就叫“衙门做节,百姓作孽”。如李伯元在《南亭笔记》里说的一件事更妙,谓绍兴主官刘狱云用黄纸印刷“龙牌”,饬差传谕居民购买供奉,每纸售钱24文,共售出1万余张,真是“创收”有道啊。
山呼舞蹈之后,接下来就是大吃大喝。观剧狎妓,皆是保留项目。更有趣味的是,衙门里也组织机关节日舞会,即便是平素做惯道貌岸然模样的县太爷,此刻亦得意忘形,和同寅、属吏以及歌伎、舞女们一起狂欢。明人彭大翼所著《山堂肆考》上说,商则当廪丘县尉时,为官清廉,而县令、县丞等皆贪污。在衙门里举办的节日舞会上,县令率领大家一块跳舞,商则仅仅做了两个旋转动作。县令问他为什么两个手不摆动?他回答说:“长官动手,赞府(指县丞)亦动手,县尉再动手的话,百姓还有活路吗?”于是全场大笑,有人幽默道:“令丞皆动手,县尉止回身。”当然,这只能算是“装门面”过程中不多出现的扫兴事,况且也当成佐料给消化了。
第二章 话说芝麻绿豆官话说芝麻绿豆官
“本是朝阳凤,何为集树鸦?
每当喧鼓吹,便已走纷孥。
聚似闻膻蚁,来如赴壑蛇。
三三还五五,戢翼静无许。”
这是清人裘慎甫所著之《州县雅号诗》的第一首,题为《鸦集》。读过前一节的人,当已知晓这是合县官吏僚属聚齐衙门摆“衙参”的一个镜头。如果我们把衙门当作一个舞台的话,现在是道具设备均已表述一清,场景幕次也经编排就序,趁此各等角色“鸦集”的机会,我们不妨再来依次瞧瞧,这班“三三还五五”、生旦净末丑,都是些什么脸谱呢?
第二章 话说芝麻绿豆官一、“亲民之官”县太爷
许多看过豫剧《七品芝麻官》的人,都对那位虽似可笑而确实可敬的县太爷唐成,留有深刻印象。不过,回头来品嚼剧名,什么叫“七品”?又为何叫“芝麻官”?不少人都不甚了了。下面就从县官的名称变化和各种别号说起。
从本书导言里,读者已经知道了,县是我国自古以来的地方行政区划机构,除了春秋时一度出现过县比郡大的例外,它一直是最基层的建制,在庞大的国家机器中,看上去竟是那样微不足道,所以把“芝麻官”这个别号赠给主持县政的官员,倒也是顺理成章 的。但是,也许会让人感到意外,“县官”之称,最早是天子的代号。《史记·绛侯周勃世家》上说周亚夫的儿子克扣庸夫工钱,“庸知其盗卖县官器,怒而上变告子”,累及周亚夫也被关押廷尉,绝食五天,呕血而死。“县官”的器用就是如此尊贵吗?看看司马贞的索隐,真相便可大白,
“县官谓天子也。所以谓国家为县官者,《夏官》王畿内县即国都也。王者官天下,故曰县官也。”而在正式的官职名称上,县衙的首席叫法,倒是向来避开这个“官”字的,西周时称县正,战国及秦汉时称县令和县长,王莽代汉时,又改县令曰宰,魏晋南北朝直到隋唐五代,再回归县令之称,北宋时又改称知县,而明、清因袭不变,夹在其间的元朝则呼作达鲁花赤。由此可知,县官这一通俗的称谓,至少是司马迁以后才逐渐普及开的。说到“七晶”,也有个拐弯抹角的来历:秦朝时,当官的都以所佩印绶的质地和颜色来表示官阶高低,县令一般是铜印墨绶;到了西汉,俸禄也成为区别官吏职别大小的标准,县令的俸禄是六百石至一千石,县长是三百石至五百石;魏晋时开始实行“九品官人法”,此后几乎每个朝代都将官吏分为九品,每一晶又有正、从两级,合起来便是九品十八级。隋代时京县县令为正五品,诸县令为从六品;唐朝时县有赤、畿、望、紧、上、中、下七个等次,上县令是从六品,下县令才从七品;到了宋代,知县的最高品级是正七品;明清时,除京县外,所有知县均定为正七品。显而易见,由秦迄清,县太爷的流品是呈逐渐下降趋势的,俟明清时代定格之后,便有了“七品芝麻官”的通称。
别看县官的品位越往后越降格,可是做皇帝的却对其人选和作用越来越重视。比如汉朝时,尽管有郎官出宰百里之语,有资历的尚书郎方能出任县令,但事实上真肯兴致勃勃去干者,多以夤缘而得,为得是捞钱肥私容易些,并非士人所乐为。
《三国志·蜀书·庞统传》上说刘备领荆州时,派庞统去耒阳当代理县令,庞统到任后根本不管事,结果被就地免职。后来还是鲁肃写信给刘备替他说情,谓“庞士元非百里才也”,得给他更显要的差使干,“始当展其骥足耳”,于是一下子提拔到和诸葛亮并为军师中郎将。其实分析一下这段掌故的前前后后,就是号称“凤雏”的庞统看不起县官职务,而刘备亦承认做好一个县官,也不过是“百里之才”。到了两晋南北朝时,情况开始起变化,如晋制规定,“不经宰县,不得入为台郎”,南朝宋齐梁陈几代间,出过不少名县令。北魏的孝文帝搞汉化改革,亦很重视县级政权的组建,特别规定,县令“能静一县劫盗者,兼理二县,即食其禄;能静二县者,兼理三县,三年迁为郡守”。与此同时,对县令的俸禄也作了调整,如北平府长史裴聿和中书侍郎崔亮,论官职都比县令要高,可物质待遇反而不如,所以孝文帝特别让他们分别兼任野王县令和温县令,以示优待,在当时引起了许多同僚的羡慕。(转引自《渊鉴类涵》卷116)倘若陶渊明活到那会儿,就不会发“五斗米”之类的牢骚了。不过过于优厚的待遇,又导致了另一种倾向出现:不少别有用心者开始想方设法钻营县令的位置,及至北魏末年时,“宰县者多厮役,士流皆耻为之;入北齐,其风更甚”。(赵翼《廿二史札记》卷15)于是再来一次制度上的更张,强调出任县令者必须是士族出身。最出名的是天统年间(公元565—569)那一回,朝廷将事先秘密选定的许多士族子弟统统召到神武门前,特令亲王高睿亲自“宣旨唱名,厚加慰喻”,当场分派去各地担任县令。(《北齐书·元文遥传》卷38)
从隋唐开始,和官员任命密切相关的科举制度开始在中国确立,州县一级的官职如县丞、县尉、主簿等,往往成为科第中人进身仕宦的起步之阶,其中县令这个职务,还得由吏部经过专门考试从选人中注授;制度还规定没有担任过州县职务的人,一律不得出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