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09-国史十六讲-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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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结构性贸易逆差，所反映的决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贸易问题，而是贸易各方生产水平、经济实力的体现。葡、西两国及其殖民地无法用香料等初级产品与中国工艺精良的高级商品在贸易上达成平衡，必须支付巨额白银货币。关于这一点，弗兰克《白银资本》说得最为深刻：“外国人，包括欧洲人，为了与中国人做生意，不得不向中国人支付白银，这也确实表现为商业上的‘纳贡’”；“‘中国贸易’造成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是，中国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与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他进一步发挥道：“16世纪的葡萄牙、17世纪的尼德兰（荷兰）或18世纪的英国在世界经济中根本没有霸权可言”；“在1800年以前，欧洲肯定不是世界经济的中心”。
弗兰克的这种大胆论断，引起了外国学者和中国学者的异议。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当然可以继续讨论。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它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晚明历史大变局的存在，以及中国在其中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这种情况是和晚清历史大变局截然不同的。
不论你对此作何评价，巨额白银资本的流入中国总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日本学者百濑弘、美国学者艾维四（William S。Atwell）等对此作过深入研究。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学者全汉升，他的论文《明清间美洲白银的输入中国》、《自明季至清中叶西属美洲的中国丝货贸易》、《明季中国与菲律宾的贸易》等，从大量第一手资料中提炼出结论：1571年至1821年间，从美洲运往马尼拉的白银共计4亿西元（比索），其中二分之一或更多一些，流入了中国。全氏的这一研究成果受到西方学者的广泛关注，布罗代尔说“一位中国历史学家最近认为，美洲1571至1821年间生产的白银至少有半数被运到中国，一去而不复返”，就是征引全汉升的观点。
有鉴于此，弗兰克对巨额白银资本流入中国问题做了一个系统总结，他在《白银资本》的第三章“资本周游世界推动世界旋动”的第一节“世界货币的生产与交换”中，全面回顾了这一问题的研究状况。关于本文探讨的晚明时期，即16世纪中期至17世纪中期，美洲生产的白银30000吨；日本生产的白银8000吨；两者合计38000吨；最终流入中国的白银7000或10000吨。因此在那一百年间，中国通过“丝——银”贸易获得了世界白银产量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相比较而言，弗兰克的估计比全汉升保守多了，即便如此，世界白银产量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通过贸易的手段流入中国，足够令人震惊了。
这无论如何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辉煌！
这种辉煌出现在晚明时期，它以无可争议的姿态显示，以往的所谓定论——晚明时期中国经济已经走上了下坡路，是多么不堪一击。
由于中国出口的商品如生丝、丝织品、棉布、瓷器等，主要来自太湖流域，以及东南沿海地区，巨额白银资本的流入，毫无疑问刺激了这些地区经济的蓬勃发展，市场机制的日益完备。全汉升不无感慨地说：“由此可知，在近代西方工业化成功以前，中国工业的发展，就其使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强大的竞争力来说，显然曾经有过一页光荣的历史。”这是值得深入探究的历史课题。近年来，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以及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就是为此而作出的努力，令人耳目一新。给人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在欧洲工业革命发生以前，中国江南的经济水平是领先于欧洲的，至少并不比欧洲落后。
《国史十六讲》 第四部分中华帝国的末代王朝——清（1）
帝国的政治体制
满族建立的清朝，为了减少汉族的疑惧与隔阂，减少改朝换代的剧烈动荡，基本上沿用明朝的政治体制，给人一切照旧的延续感。中央政府仿照明朝制度，设置内阁、六部、都察院，以及通政司、国子监、大理寺、光禄寺、鸿胪寺等。吏、礼、兵、刑、户、工六部的负责人，尚书满汉各一员，左右侍郎也是满汉各一员，意在满汉官员互相牵制，但其职权比明朝有所削弱，无权决定大政方针，只限于办理具体事务。都察院的负责人，左都御史满汉各一员，左副都御史满汉各二员，右都御史、右副都御史由外省总督、巡抚兼任，其职权也比明朝有所逊色，已经没有封驳诏令、巡按各省的权力，仅限于稽查官府、纠察官员而已。
地方政府机构基本上沿袭明制，分省、道、府（州）、县四级。全国有十八个省和五个特别行政区。十八个省是：直隶、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四川、贵州、云南、广西、广东、福建、江西、浙江、江苏、安徽、湖南、湖北。五个特别行政区是：内蒙古、青海蒙古、喀尔喀蒙古、西藏、新疆。省的最高军政长官是总督或巡抚，总督与巡抚在明朝是中央派往地方的差遣官，清朝成为常驻各省的最高军政长官。总督一般统辖两个省的军政与民政，也有单辖一省的（如四川、直隶）。巡抚只管辖一个省，他们与总督并没有上下级关系，直接向皇帝负责，互相制衡。
道的长官是道员（别称道台），府的长官是知府，县的长官是知县。道下设直隶州、厅，与府平级；府下设州、厅，与县平级。京师所在地顺天府，盛京所在地奉天府，与省平级。盛京是清朝的发祥之地，定都北京后，盛京成为留都，设立内大臣一员、副都统二员，统辖东北地区。以后又把盛京总管改称盛京昂邦章京、镇守辽东等处将军，此外增设宁古塔昂邦章京（后改为宁古塔将军），统辖吉林、黑龙江地区。
但是，它毕竟是满族建立起来的政权，不可避免地带有强烈的满族色彩，八旗制度与议政王大臣会议便是最突出的表现。
八旗制度。满族在关外的军队称为八旗兵，它源于八旗制度。八旗是满洲早期的兵民合一的社会组织，建立于努尔哈赤时期，它的编制大体如此：
每三百人编为一个牛录（牛录即满语“大箭”，汉语译为佐领）；
五个牛录编为一个甲喇（甲喇即满语“队”，汉语译为参领）；
五个甲喇编为一个固山，每个固山各有黄、白、红、蓝旗帜为标志，因此汉语把固山译为旗。正黄旗、正白旗、正红旗、正蓝旗、镶黄旗、镶白旗、镶红旗、镶蓝旗，合起来就是八旗。
也就是说，在每一个旗下面，有五个队；每一个队下面，有五个大箭。在这种严密的编制下的满人，既是民，也是兵，所谓“出则为兵，入则为民”，“无事耕猎，有事征调”，全民皆兵。每一个旗由一个满洲贵族统领，称为固山额真，译成汉语就是旗主。以后在满洲八旗之外，又有蒙古八旗、汉军八旗，事实上已有二十四旗，仍然称为八旗。编入八旗的人，称为旗人或旗下人。
顺治以后，满洲八旗中的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称为“上三旗”，因为皇帝曾经是这三旗的旗主，所以号称“天子自将”，皇帝的警卫部队都由这三旗的子弟担任。其他五旗则称为“下五旗”。
八旗有京营与驻防之分。所谓京营，又称禁旅（中央禁军），约有十二万人。所谓驻防，即地方警卫部队，负责地方镇抚，由将军、都统负责。将军位高权重，可以监督地方上的总督、巡抚，分别驻扎在江宁（南京）、杭州、广州、荆州、成都、西安、宁夏、绥远，部队约有十万人。
天下太平以后，享乐腐化之风在八旗中盛行，八旗子弟游手好闲，不习武艺，战斗力急剧下降。顺治皇帝在位的后期，就发现这种苗头，他说，今日八旗人民懈怠于军事，终于导致军旅败坏，没有了先前的盛况。到了康熙时期“三藩之乱”爆发时，八旗兵已经毫无战斗力，只得依靠绿营兵。
绿营兵是入关以后改编或新招的汉军，因为军旗为绿色，故称绿营兵。在北京的巡捕营，隶属于步军统领，约有一万人。在各省共有六十余万人，由各省的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统辖。平定“三藩之乱”时，朝廷调动了四十万绿营兵，每次战役都是绿营兵冲锋在前，八旗兵在后跟进。
议政王大臣会议。清朝虽然沿用明朝的内阁制度，表面上是最高行政机构，却并无多大实权。有关军国大事的决策权，由凌驾于内阁之上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操纵。
议政王大臣会议，也称国议，全由统率八旗的满洲王公贵族组成。由于他们掌握兵权，由他们作出的决定，称为议政王大臣决议，对皇帝也有约束力，内阁不过是执行议政王大臣决议的办事机构而已。这种体制固然可以限制皇帝的独裁，却极容易滋生一些议政王大臣专权跋扈的倾向，事实上顺治、康熙时代已经屡屡出现这种状况。
顺治时代，由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辅佐年幼的小皇帝福临。多尔衮运筹帷幄，位高权重，被尊称为“皇父摄政王”，议政王大臣会议听任他摆布。所谓“皇父”云云，据郑天挺的考证，并非皇帝父亲的意思，而是满洲旧俗的“亲贵爵禄”。至于和“皇父”相关联的“太后下嫁多尔衮”的传说，被渲染为清初三大疑案之一，是毫无根据的穿凿附会之词。对此，孟森已有精辟的考证。
顺治十八年（1661年），二十四岁的顺治皇帝去世，临死前留下遗诏，由四名元老重臣辅佐他的儿子玄烨（即康熙皇帝），朝廷大权操纵在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等议政王大臣手中。索尼病死后，鳌拜诬告苏克萨哈二十四条大罪，迫使皇帝下令处死苏克萨哈。鳌拜终于大权独揽，根本不把皇帝放在眼里。
康熙八年（1669年），十六岁的康熙皇帝初露雄才大略，机智果断地逮捕鳌拜，以三十条罪状判处他死刑，鉴于他的战功，减刑为禁锢终身。由于议政王大臣势力强大，在剪除鳌拜及其党羽以后，先后出现了索额图、明珠专权的局面。这使得康熙皇帝深深感到，必须削弱议政王大臣的权力，加强皇权。于是，他在康熙十六年设立南书房，选择人品与才学兼优的汉人官僚作为秘书班子，替皇帝批答奏折，起草谕旨。
雍正皇帝即位以后，继续削弱议政王大臣的权力，在宫内建立军机房，选择亲信满汉大臣参与机务，处理军机大事。以后又把军机房扩大为军机处，直接听从皇帝指挥，总揽全国军政大权，成为最高决策机构。到了乾隆时代，彻底消除了八旗旗主干政的权力，下令取消了议政王大臣会议。
第十六讲“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康熙的文治
康熙皇帝是清朝最堪赞誉的贤明君主，武功与文治都无与伦比。平定三藩之乱（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的叛乱）；遏制沙皇俄国的扩张，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定中俄东段边界；平定割据台湾的郑氏集团，使台湾回归祖国；率领军队征讨厄鲁特蒙古的准噶尔部，击败它的首领葛尔丹。康熙皇帝武功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几件大事，彪炳于史册而毫无愧色。
《国史十六讲》 第四部分中华帝国的末代王朝——清（2）
更值得关注的是他的文治，令人刮目相看。在他的倡导下，编成了收字四万九千多的《康熙字典》，一百八十卷的《大清会典》，一百零六卷（拾遗一百零六卷）的《佩文韵府》，九百卷的《全唐诗》等鸿篇巨制，并且企划了一万卷的《古今图书集成》。他还豁达大度地派遣耶稣会士到全国各地测量，制作了中国第一部实测地图《皇舆全览图》。
《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深受康熙皇帝的器重，在他第五次南巡时，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