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第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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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嘛。”谭书兰有点得意的样子。“这几年我都不知道在实验室泡了多少时间了。你们来信说要办自来火厂，我咋个敢掉以轻心？跑了好几家工厂，请教了好几个技师，资料记录了一大摞。临行前，还偷偷摸摸地做了几个配方，实验结果是没问题。回来嘛，找得到技师，我省点精力做我自己的事。要是找不到，我就自己干。说不定，真还得我自己干，你们就跟我当下手。”说到这里联想到盛世钧和谭恭仁打下手的样子，自己先笑了。“这下你们该放心了吧？”
盛世钧看她：“自己动手？小姐，那是些铁坨坨哟。我先举手投降。”
谭书兰：“你年纪轻轻还是老古板。给我上课的依萨小姐从来都是自己动手装设备，她还教我们使用各种工具。这方面人家比我们是厉害多了。”谭书兰说到这里，放松自己靠在椅背上，又道：“这回托运回来的东西，有一小半都是工具。造自来火的设备不复杂，这又不是啥精密产品，机器都粗笨得很。说实话，我是想通过办这个简单的工厂，让我们川北也有点进步的基础。愿主保佑！”
盛世钧和谭恭仁坐在那里，半晌没有话说。
客轮慢慢向巴渝长江南岸龙门浩的英国码头靠拢。绵绵秋雨还在下着。盛世钧、谭书兰、谭恭仁都上了甲板，靠在栏杆上张望。
客轮渐渐驶近了码头。这一带是外国人的地盘。外国船只—军舰和客货轮船也都在南岸这一带抛锚，因为这一带吃水较深。
当时在巴渝的外国人大多不住在巴渝城内，而是住在巴渝城南面的长江南岸。南岸东边弹子石一带以法国人和日本人为主，西边龙门浩一带以英国人和美国人为主。他们当然不会跟河边居住的贫民在一起，而是在山坡上修建别墅居住，自己发电点电灯，用自来水，还有电话与巴渝城内连接。那一带山坡上都是松林，风景很好，直到今天依然是巴渝的重要风景区。有点像庐山，后来国共两党的头头脑脑都在那里住过。
这里的江面有大约一二公里宽阔，江对岸巴渝城的吊脚楼层层叠叠。在朦朦秋雨中，那些木质的房屋显得黑糊糊的，在绿树的掩映下像一块块四川特产的烟熏腊肉，横七竖八，参差不齐。仔细看，每一块都有各自不同的肌理纹脉。从江边码头向上曲折的石阶，断断续续的城墙和朝天门、东升门、太平门、储奇门，又构成另一种线条的组合。姿态各异的吊脚楼，黄桷树、苦楝树和槐树，石阶、城墙和城门洞，再加上湿漉漉的雨或者雾，这就是当时巴渝城的素描。
第三部分第54节 几度扩建
巴渝城最早修建于蜀汉，后经几度扩建，元代被毁于蒙古大军的兵火，明代又被张献忠损毁一次，现存的城墙是明清两代修缮的结果。城不大，绕城郭一周约二十里。明清王朝在这里置府衙。20世纪初，城内约有二三十万人口。主要街道依山傍水，高低起落；众多小巷，七弯八拐，数不胜数。巴渝是山城，三面环水，本身就易守难攻，不像蓉城地处平原，所以城墙并不象平原城市那样高大巍峨，有的地方就地依托悬崖峭壁，堆砌些砖石了事。不过巴渝有几个城门倒是修建得颇为气魄，直到80年代望龙门门洞下面还有双车道的马路，大型汽车畅通无阻。著名的朝天门修建在长江和嘉陵江的汇合处，从两江汇流处的码头由几百级石阶爬上去，城门洞下每日里人流物流熙熙攘攘，那又是一番景象。
“呣—呣—”客轮最后鸣响汽笛，靠拢码头抛锚。码头上顿时热闹起来。龙门浩码头这一带曾经是旧时的小村落，外国军舰和轮船到来后，这里发展成一个乱哄哄的四不像怪物。既不是农耕的，也不是现代的。各种衣着打扮的人、大大小小的畜牲、各式各样的交通工具和建筑杂糅在一起，组合成一个怪异的世界。
盛世钧一行下了船，早有孔家在巴渝盐行的掌柜带了盛家一大帮人来迎接—管家盛福，马帮团丁头钟大汉，盛世钧的跟班小三子，孔嘉惠的贴身丫头飒飒—飒飒是孔嘉惠派来照顾谭书兰起居的。众人一阵寒暄后，走出英国人的码头，来到泥浆四溅的街道，穿行在繁忙肮脏的街巷中，拐了几个弯，到了河边渡船码头。孔家盐行的船就泊在旁边。
孔家盐行的木船很气派，三桅大帆船，船身和甲板崭新的桐油亮唰唰的，酱黑色土漆刷的船篷镶着朱红的竹裙边。十几个浑身腱子肉的船夫统一扎着藏青土布吊裆裤，光头上缠着包头布，脚下是白麻编织的麻草鞋，撑籇杆的，摇浆的，扯帆的，掌舵的，各司其职，一看就是大户人家的架势。
盛世钧一行上了船，孔家盐行的掌柜转告盛世钧，说孔令枫明天就到巴渝来过中秋节，“要姑爷多待几天，说是巴渝督军要办宴会，要姑爷务必去见见。”
一阵号子声响过，孔家大木船从龙门浩驶向江对岸的储奇门。正是秋季丰水期，江面宽阔，水流湍急，就是这样的三桅大船过江也费力得很，船夫把号子喊得震天响。谭书兰不愿进舱喝茶，盛世钧陪着她观看两岸风景。
“回来打算做啥子呢？”盛世钧问，“你们那个教会有啥说头？”
谭书兰看着江对岸的巴渝城，说道：“约翰牧师信里没有写什么，等见了面再说吧。”又说道：“民国七八年了，这里也没有啥新气象啊，还是那个老样子，就跟啥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暗中还是不一样啰。”谭恭仁道。“带兵的吃香得很。现在这几个都在扩地盘，一边招兵买马磨刀霍霍，一边小打小闹，说不定哪天就要真的大干上了。”
盛世钧一行住进了孔家盐行在七星岗的一处小院。小院有两进，前面是货栈，后面是客房带小花园。花园里有假山鱼池，各式盆景，几树桂花开得正繁，满院的香。
盛世钧、谭恭仁、谭书兰各住一间上等客房，都在二楼上，打开房门就是栏杆，正对着花园。视线越过前面的屋脊，可以看到江对岸林木葱茏的南山。还没放下行李，谭书兰就啧啧赞叹了一番。看见她兴奋愉快的样子，谭恭仁跟盛世钧一路都在笑。
第二天早上，盛世钧跟盐行掌柜去办理提货，海关通行证什么的，下午还要迎接孔令枫的到来。盛世钧起来自嘲地笑道：“我这个无事包精这两天怕要脱层皮了。”
盛世钧吃过早饭离开小院后，谭书兰也准备去教会医院报到。谭恭仁找女儿私下谈了次话。老先生虽说信服女儿的判断力，但还是想知道她究竟是咋个打算的？
“我想到通巴办个教会医院，还想在通巴城里办个教会学校。”谭书兰说道。“那里啥都缺，我就喜欢从头做。”
谭恭仁说：“你都二十啰，你娘去得早，你自己的事……”
谭书兰听了就笑：“爹，你那么洒脱一个人。”
谭恭仁：“你的事，我再洒脱也洒脱不到哪里去噻。盛先生人不错，心花点，随便点，我看他对你是想说又不敢说。”
“爹，看你说哪里去了。”谭书兰还是笑，“我早就跟他说明白了的，我们做个兄弟姊妹。一夫多妻，这都是啥年月了？再说，我根本就不想当哪个人的太太，中国的外国的都不想。我的心早就献给主了，人世间的这些事，陷进去拔都拔不出来。我才没这么傻。我真的不喜欢拖儿带女的做个太太，尤其是做盛家的太太。”
谭恭仁呆住了：“这个……当初我送你去教会学堂，本来是想……唉，你倒是真的信进去了。”他顿了顿，“那……盛先生那个样子……你要么就……”
“爹，你宽心点。盛先生很好，我就喜欢他这种随意的样子，啥子都不牯倒（牯蛮、勉强）来。要是他做得跟真的一样，我恐怕早就走开了。”
谭恭仁：“那……还有别的……”
谭书兰就笑：“爹，你又不是看不出来，我还硬是不喜欢那些一本正经的……再说，还有个缘份噻。”
谭恭仁没奈何：“要怪呀，还是要怪老爹我，弄得你现时而今高不成低不就的。唉，幸亏你娘不在了，要不然，唉！”又转过话头，“我也晓得，找个知情知趣的那是不容易。不过，盛先生这里，你这个样子也不是个长法。”
谭书兰：“管他的，你不是常说走哪山路唱哪山歌吗？就现在这样子，你看盛先生不也是很快活的嘛。我也不是不喜欢他，就是不想那样做，觉得没意思……嗐，听主的安排吧。”谭书兰站起来说道：“我去看约翰牧师了。”
谭恭仁就有点急：“他又不是你，信基督的，咋个听主的安排？你那个主又咋个安排？恐怕以后……”
谭书兰又站住了，挽起她父亲的胳膊，说道：“信不信主没关系。你不是也这样么？人的心思主都知道，我一直都在为你们祷告呐……行了，” 她晃晃谭恭仁的胳膊，撒娇似的说，“爹，你答应我，这个事，你就当把我宠坏了，不管了，也管不了啦，等我自己看着办，好吗？”
“你这个翻了天的女子哟！”谭恭仁看着女儿，眼眶有些湿润。
第三部分第55节 历史背景
“你那么信实谭书兰，你看她信基督好不好呢？”我问驼子。
驼子很久都没说话。我们坐在南佛山山坡上的破庙旁，懒洋洋晒着冬日的太阳。我已经摸到驼子的脾气，等他慢慢去回味。隔了好久，驼子说：“唉，你呀，你以为你那脑壳不是沙罐是铁打的么？我跟你娃娃说，莫去管这些事。信这个信那个，信来信去都莫意思。还是各人吹各人的冷稀饭……嘿嘿，就是那个谭书兰，那么机灵，信啥子基督，又有啥好下场了？依得她的本事，哼！”
我不知道驼子这“哼”的后面是什么意思：是指谭书兰在信与不信之间哪样会更好呢，或者是更坏？
上世纪70年代，乍一听到像谭书兰这样的人有另一种信仰，这让我很是好奇，总想知道个究竟。
我下乡的时候，在离我们生产队二十几里路远的平安场有一个教堂，在文革期间被彻底毁坏了。那教堂据说是上个世纪初外国传教士修建的。70年代末期，我到了曲艺团，在省内各地演出，有时候在非常偏僻的地方也能见到教堂。
我上大学以后，觉得我们这一代恐怕要比较公允地（当然不可能完全公允）去判断和体察我们过去的那些岁月。比方说到谭书兰的信仰生活，这里就有一组数据和简单材料值得参考和了解：
上世纪10～30年代，世界基督教的三大教派—基督教（旧称耶稣会、耶稣教，新教以英美教会为主）、天主教（以罗马教廷为代表，很古老，以西欧教会为主）及东正教（以俄国东欧教会为主）都在中国有所发展。其中基督教和天主教最盛。高峰时全国有上万座教堂，天主教的外籍传教士有2700多人，本土传教士1800多人，拥有280多万教友。基督教有外籍传教士有6200多人，本土传教士12000多人，有65万教友。总和有345万人。按当时中国3亿多人口算，差不多有1％的中国人进入了这些教会。
在这个时期，天主教主要在全国农村乡镇活动，基督教主要在全国城市活动。天主教进入中国很早，从16世纪明代传教士利玛窦时期就开始了。他们还带着近代科技知识，所以受到朝廷和一些士大夫的欢迎。明末宫廷有信徒500多人，全国有20万人。一些重要人物如徐光启（相当于今天的副总理、院士）受了洗，成为教徒。这是天主教在中国最初的根基。基督教的进入要晚得多，直到19世纪初才开始进入中国，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才初具规模。
有趣的是，就像我们好些普通人不知道如何区分基督教和天主教一样，当时全权处理这些外来宗教的钦差大臣也弄不明白。从1844年10月24日签订中法黄埔条约后，直到1845年12月22日，这位主管钦差大臣才大致搞明白：“本大臣与各国习教规矩，有无分别，本不知晓，今已知之较多。故再宣布：天主教无论供奉十字架图像与不供奉十字架图像，凡习教为善者，中国概不禁止。” （法 史式徽（J。 de la Serviere 1866－1937）：《江南传教史》，天主教上海教区史料译写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一卷第81－82页）当时的基督教牧师认为，这还有点美中不足，没有专门把“基督教”指出来与“天主教”区分。不过这也将就了，反正一般人和官员们也不会去搞明白。
天主教的十字架上钉有耶稣“苦像”，基督教（耶稣教，新教）的没有；基督教也不供奉圣人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