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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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琶空胖宦�3角5分钱，加上“娱乐捐”、“慈善捐”（当时每张票都必须附加捐税），约4角钱。如富连成社演夜戏，则票价每张4角，加捐后为4角6分，不论在华乐戏院即先前的天乐园（一般是星期四、五、六、日），或在哈尔飞大戏院（每周一、二固定演出），都是这个数目。华乐戏院，地处正阳门外鲜鱼口，现在是“大众剧场”；哈尔飞大戏院，地处西单旧刑部街，现在是“西单剧场”。
从1930年9月14日开业到1937年初，是哈尔飞大戏院的兴旺时期，这与西单地区只此一家和经营者的灵活手段是分不开的。1930年10月25日至29日举办的游艺大会，从中午到夜晚连开四场，每场2小时，重点节目话剧和京剧每天不重复，而且票价不高，每场4角、5角、7角，包厢4圆。结果场场客满。这样演出不但增加收入，而且提高了戏院的声誉。1930年11月初，京剧名家马连良的扶风社与哈尔飞大戏院商定，每周三、四夜场长期在这里演出，每场票价1圆2角。
11月14日夜场，梅兰芳演出其代表作之一《黛玉葬花》，票价最高2圆。
11月22日至25日，以黎锦晖为社长的上海明月歌舞剧社来京首演于哈尔飞大剧院，在京城引起了又一次轰动。从22日至24日，每天一场，先后演出了《湘江娘》、《大江东去》、《醉沙场》等21出歌舞剧。25日改为日夜两场，节目有《五日落梅花》、《小小画家》等。每场票价为3角、4角5分、7角、包厢3圆、4圆。这是儿童歌舞剧目在北京舞台上首次展现。
中华戏校在东城区王府井东安市场内的吉祥戏院演日夜场，票价与此相似。
一般初出茅庐的女演员 （当时称为坤角） 每票不过6、7、8角。
票价最贵的是梅兰芳。1932年，吴小如随一位父执在中和园 （地处正阳门外西粮食店，现为中和剧场） 看《牢狱鸳鸯》，这是他第一次看梅先生的戏，前排票价已每张2圆。
程砚秋自巴黎归国，组秋声社，每周在中和戏院定期上演，票价每张1圆2角钱，加捐后为1圆3角6分。
马连良的扶风社也与程同样票价。高（庆奎） 郝（寿臣） 同台或杨（小楼） 郝同台，票价都在1圆以上。
其他老生挑班者如言菊朋、王又宸、雷喜福、谭富英等，前排每票不过7、8、9角，最多不超过1圆，加捐15 ％ 在外。
1934年秋余叔岩在珠市口大街的开明戏院为湖北赈灾义演《打棍出箱》，前排虽每票5圆，却仍然万人空巷。
年末大义务戏则前排每票5圆。吴小如少年时代看义务戏大都随先母或舅父同往；如果自己买票，只能坐后排或楼上了。从1934年秋至1936年暑假，除了上学以外，大部分生涯都是在戏院里度过的。
当时城内外戏院买票情况并不一样。东城的吉祥戏院和西城的哈尔飞戏院，一般都由售票处预售戏票。每场均有一张“票板”（座位表）供观众选择，卖出一张票就划掉一个座号。人们只要早一两天去买，总不致向隅。
看戏保存戏单，天长日久以后就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周明泰先生根据所存和所见戏单，辑成了《五十年来北平戏剧史料》，后来又续补了十年。
在北京看戏所见的戏单，从印刷形式来看，大体可分木刻活字、石印和铅印三种。
1932年在北平已只剩广和楼一家的戏单是用古老传统的木刻活字印成的。这种戏单字型大小不一，字迹也模糊不清，从右向左，竖行排列着演员和剧目。所用纸张五颜六色，但质地薄劣，想保存也颇不容易。广和楼是富连成科班每天日场演出的场地，所以这种戏单是关于富连成学员演出的忠实记录。
30年代北平其它戏院则大抵用石印戏单，白纸上印着红字，比较醒目。
至于铅字排印的戏单，印象中最初只有梅兰芳的承华社和程砚秋自法国归来后组成的秋声社，以及中华戏校是用铅印的。梅、程两位先生如演个人独有本戏，还附有主角唱词。中华戏校为了对学员一视同仁并表示对教师的尊重，不仅连龙套、宫女的名字也一一列出，而且还把这出戏的授业老师的姓名也在剧目下标出。
1932…33年间，高庆奎、郝寿臣每逢星期六、日，白天都固定在华乐戏院联袂演出，下午1时许开戏，要演到6点钟以后才散场，足足有5个小时，演出的剧目每每有八、九出之多。
1935…36年间，中华戏校实行龙套、宫女轮换制，当时主要旦角如赵金蓉、侯玉兰等女生，都沦流担任过宫女，并在戏单上注明。后来富连成也改用铅字排印戏单，并标出剧中人和扮演者的姓名。但是那种白纸红字的石印戏单，流行了很久，直到30年代中期。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二部分戏剧、电影业的兴起（3）
每份戏单的代价是1至2大枚铜元，后来上涨到1至2分钱法币 （当时每一角法币约换大铜元22—23枚）。要在开戏后座客上得差不多时，才由茶房或临时雇用的童工挨着座位散发叫卖。这大约是根据上座率来决定戏单印数的，所以总要在开戏1至2小时后才拿出来叫卖。而所印的内容，大抵只有当场的后面的几个主要剧目——从开场到中轴子 （倒第三） 以前演出的戏。
［陈注：30年代的北平，1银圆的购买力相当于今人民币30圆。1分钱约合今人民币3角，1大枚铜元约合今1角多。］
从“照相馆”到影片公司
1896年8月11日，上海徐园“又一村”放映了“西洋影戏”（据《申报》副刊广告栏，1896年8月10日的预告消息）这是电影第一次在中国。此后十年，在上海、北京、天津、江苏等地出现了一批放映外国纪录影片的影戏院。一些新派人物萌发了拍摄电影的愿望。
最早尝试在中国拍电影的是北京丰泰照相馆创办人——任景丰。任氏青年时代留学日本学习照相技术，回国后在北京琉璃厂土地洞开设了丰泰照相馆。1905年秋，丰泰照相馆摄制了由平剧名伶谭容培主演的《定军山》片断，以后又陆续拍摄了一些名角表演的武打、舞蹈和富于表情的戏剧片断。这些无声电影在北京大观楼影戏园、吉祥戏院放映时，京城出现了“有万人空巷来观之势”（据《电影》周刊第14期，1938年12月7日的介绍。）
民国建立后，中国人开始拍摄故事影片。1913年，上海文化人郑正秋与商人张石川等合组新民影片公司，借用美商亚细亚影戏公司的资金、器材和发行渠道，自行组织当时的新剧演员拍成《难夫难妻》《老少易妻》《风流和尚》《滑稽爱情》等短片（据《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第一辑）
1919年，南通文化人张謇、朱庆澜等集资10万圆，成立中国影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并于1920—1921年间完成了《海誓》《红粉骷髅》等长故事片摄制。上述拍片活动虽然以中国人名义进行，但均有外国人或公司参与。
完全由国人经营的并具一定规模的电影制片机构，当自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始。该馆于1918年派人赴美考察电影业，影戏部中拥有摄影棚和全套制片设备，且资金充足，管理制度完善，所拍影片为“风景”“时事”“教育”“新剧”“古剧”等五大类，前后历时10年之久。
1922年，新剧界文化人郑正秋、周剑云和一度参与交易所生意的张石川等人决定投资电影事业，筹备成立明星影片公司。他们欲通过电影来“补家庭教育暨社会教育之不久”以改良社会（参看《影戏杂志》第1卷第3号，1922年5月25日文章） 何况“影戏潮流”有利可图。明星影片公司就设在贵州路原大同交易所内，公司职员中不少是交易所倒闭后求职人员。明星公司拍摄了一批思想性、艺术性尚佳的作品，如《孤儿救祖记》《玉梨魂》《二八佳人》等。明星公司的成功，使社会上投资开设电影公司者日众。
据1927年出版的《中华影业年鉴》统计，1925年前后，在上海、北京、天津、香港等地共有近40家摄制电影的公司，其余挂牌面形同虚设的尚有一百多家。在这40家公司中，以大中华、百合、天一、长城、祚州、民新、联华等公司为佼佼者。拍摄的片种有“黑幕片”、武侠神导片、古装戏曲片、绿录片等，既有《白芜蓉》《东方夜谭》《媚眼侠》《盘丝洞》之类庸俗低劣之作，也不乏像《天涯歌女》《胡都春梦》《难为了妹妹》等佳品。
民国初期电影公司林立，拍片甚多，原因是拍片成本不高，只要影片稍够水准，就不难售出。以1926—1927年为例，那时底片4．5分钱1尺，付片2分钱1尺，洗一套拷贝约300银圆。编导演员酬劳均低，女主角日工资4～7圆，或月支200圆，男演员更少，配角和临时演员大多义务参加。所以拍一部片子仅需4000圆。电影市场以上海为主，片于在上海放映收入即可收回成本的1／2，加上发行到全国和海外的收人，盈利高达一倍以上。民国初期拍摄的电影很呆板，谈不上什么镜头导演、技巧运用。只要把摄影机架好，镜头对准演戏的演员，固定不动，永远是一个“远景”，直到一盒200尺底片拍完为止。又因为是无声片，不需录音，演员表演时只要动嘴，不必出声，技术很简单。
1926年12月，美国的有声电影传入中国，各地大电影院纷纷改装设备。放映有声电影。
20—30年代中国现代电影院
1927年，“美国商业部海外代表”有一份报告《中国的电影市场》（刊载于美国《贸易信息公报》467期）提供了当时中国电影状况的信息。这份报告提到：“中国目前有106家电影院，共68；000个座位。它们分布于18个大城市”主要是通商口岸，而在106家影院里面，上海占26家，也就是四分之一。1920年代最豪华的电影院是奥登Odeon，有1420个座位：“底楼的座位按现代影院的风格来设计，包厢里则都是皮套座椅（在上海，好座位总是在包厢里，便宜的在底楼）。”
1930 年美国商业部的《贸易信息公报》722期刊载一份《电影在中国》的报告，指出“欧美所有的大制片公司都在上海有代理和发行人”，还记录了豪华影院的门票价：“从2角到3圆（合美金7分到1元）。”为了吸引上海的电影观众，“电影院几乎用尽了所有的广告策略，尤其是那些首轮影院。广告的主要媒介是中外日报，在城市各处、电车和公共汽车上张贴的海报和宣传画，霓虹灯以及其他的电招牌，新片预告邮件”，再加上电影院出售的一系列电影杂志。在《良友》画报上连载了好几期的奥登影院的英文广告上是这样写的：“奥登是东方最宽敞最华美的电影宫殿。完美的构造和设计。一切为观众的舒适和健康着想。奥登首家为您提供最佳影像。”
奥登亦不过是上海十二家有殖民英文名中的一个，其余还有卡尔登Carlton、恩派亚Empire、夏令配克Olympic（即Embassy）、中央Palace 、维多利亚 Victoria 、巴黎Paris、上海Isis、美琪Majestic，等等。在这些影院，好莱坞的八大电影公司都享有放映他们首轮影片的权利。
不过，奥登的豪华魅力迅速被革新了的大光明影院取而代之。大光明于1933年开张，配有空调，由著名的捷克建筑师乌达克 （Ladislaus Hudec） 设计，计有2000个沙发座，（1939年后还配备了“译意风”，也即当地的一家英文报纸所谓的“中国风”Sinophone，可资同步翻译。）宽敞的艺饰风格的大堂，三座喷泉，霓虹闪烁的巨幅遮帘以及淡绿色的盥洗室。《大美沪报和水星》为“大光明的新发明”登了这样的标题——《中国风：给本土影迷的大恩惠》。
电影院在物质和文化上给城市生活带来了一种新习惯——看电影去；而如果没有这种文化气候，中国本土电影业的迅速发展是难以想象的。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早期电影制作环境简陋，但中国电影制作者们还是力争跟上西方电影的潮流。早期电影业的一大赞助商实际上是商务印书馆。到20年代，从流行小说和戏剧中取材的中国无声电影已经有了相当的观众。1927年，世界上第一部“会说话”的电影在好莱坞首映的第二年，上海的首轮影院就开始播映有声片了。
1930年，明星、友联等影片公司开始从事国产有声片的摄制。由于资金、设备和技术上的困难，这两家公司采用了成本低、制作简单的蜡盘发音方法。1931年3月15日，明星制作的中国第一部国产有声片《歌女红牡丹》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