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99-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第1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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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7月31日，他看了毛的日记之后，记道：“观其日记，甚切实，文理优于章甫（陈昌），笃行两人略同，皆大可造，宜示之以方也。”1917年8月31日收到毛的信，说他的信“大有见地，非庸碌者”。 黎锦熙的日记虽极简略，但我们从毛泽东1915年9月6日给萧子升的一封两千余字的长信中，可以看到他对黎的印象，黎同他谈论的内容以及当时所受于黎的影响。毛当年很厌恶学校课程繁多，妨碍他专心致之的学科。大概是由此向黎求教，如何解决上课与自修的矛盾。黎谈到除博学于文之外，还须具通识之才，并谈到历史、地理之学，以及设体操、图画、音乐、手工等课为美学与技能之学的必要等等。信的开头即写道：“闻黎君邵西好学，乃往询之，其言若合，而条理加详密焉，入手之法，又甚备而完。吾于黎君感之最深，盖自有生至今，能如是道者，一焉而已。仆问邵西，学乌乎求？学校浊败，舍之以就深山幽泉，读古论籍，以建其础，效康氏、梁任公之所为，然后下山而涉其新。邵西不谓然，此先后倒置也。盖通为专之基，新为旧之基，若政家、事功家之学，尤贵肆应曲当。” 1915年9月1日，黎锦熙应聘到北京教科书编纂处工作。动身前两天，即8月29日是星期日，毛泽东同王季范、萧子升等人来到芋园，依依送别，那天黎的日记中还记了“谈学颇久”的事。
第三部分：芋园问学及对留学的态度芋园问学及对留学的态度（2）
分别以后，他们还时有书信往来，从1915年11月到1920年6月，毛泽东寄去的6封信，现均保存下来。从这些信中，可以见到毛对故人的关心。袁世凯帝制自为，一些名流失身劝进。毛泽东不希望黎锦熙卷入劝进活动，1915年11月9日写信劝勉说：“方今恶声日高，正义蒙塞，士人丁此大厄，正当龙潜不见，以待有为，不可急图进取。”他希望黎早日脱离北京这是非之地：“急归！无恋也。”同时，也表示了自己的渴念：“生平不见良师友，得吾兄恨晚，甚愿日日趋前请教。”黎锦熙在复信中说明了情况，他在京编纂书籍，不过是书生事业，不会受到袁氏笼络。毛泽东在下一封信里表示前一封信里说的，是自己的过虑。君子爱人以德，我们可以从其过虑中看出他对黎真正的爱护和关切。 在以后的几封信中，涉及了时局，涉及了教育，涉及了哲学“大本大源”，涉及了体育，内容十分丰富，是研究当年毛泽东的思想极其重要的材料。从1920年6月7日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年毛泽东虽然开始热切地学习马克思主义，但仍然保持着广泛的学习兴趣和独特的学习方法。信中说：“我对于学问，尚无专究某一种的意思，想用辐射线的方法，门门涉猎一下，颇觉常识不具，难语专攻；集拢常识，加以条贯，便容易达到深湛。斯宾塞最恨‘国拘’，我觉得学拘也是大弊。”“国拘”是严译《群学肄言》中用的一个术语，大意是为褊狭的国家观念所拘束；“学拘”是毛泽东仿拟“国拘”造出的一个词语，大意当是指学科方面偏爱偏废导致知识的缺陷。他想怎样避免“学拘”的大弊呢？“文字学、言语学和佛学，我都很想研究，……希望先生遇有关于言语文字学及佛学两类之书，将书名开示与我。多余的印刷物，并请赐寄。收聚了书，总要划一个时间，从事于此。我近来功课，英文、哲学、报，只这三科。哲学从现代三大哲学家（按指杜威、罗素、柏格森）起，渐次进于各家；英文最浅近读本每天念一短课；报则逐日细看，剪下好的材料。我外国文还在孩子时代，不能直接看书，我只想于未出国去的两三年内，用我已经得到的国文一种工具，看新出的报、杂志、丛书及各译本，寻获东方及世界学术思想之大纲要目，以为出国研究的基本。”从这里，我们知道当时毛也有过出国留学的想法，后来没有成为事实。那时他的好些朋友（新民学会会员）正启程赴法国勤工俭学，他很热心地为他们奔走筹款，力促其成，甚至送他们到北京、到上海。他自己是不是也出国去呢？比起法国来，他更加向往经过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俄国，他当时在写给新民学会女会员陶毅的信中说：“彭璜君和我，都不想往法，安顿往俄。何叔衡想留法，我劝他不必留法，不如留俄。”不多久，留俄的想法也放弃了。早在1915年9月致萧子升的长信中，毛泽东就谈到，同日本（土疆三岛耳）、德国（土地敌吾二广者耳）相比，研究中国学问之难：“有为人之学，有为国人之学，有为世界人之学。为人之学者，父子夫妇昆弟之道，布帛菽粟之宜也。为国人之学者，明其国历史、地理、政教、艺俗之学也。为世界人之学者，世界观、国际学也。顾为人国人之学易，为吾国人之学难。历史半万载，地方七千里，政教若是其繁邃，人情风俗若是其广复，将恶乎求之？”1920年3月14日致周世钊的信中，毛泽东终于这样写道：“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我觉得暂时在国内研究，有下列几种好处： 1．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可于较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 2．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 3．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一来无方才所说的困难；二来又可携带些经验到西洋去，考察时可以借资比较。 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它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有工夫能将所刺取的编成一本书，更好。所以我对于上列三条的第一条，认为更属紧要。” 从这信中可以看到，不论是否出国留学，毛泽东求学的目的是为世界和中国尽一点力。而且，实地的调查研究，以增进对国情的了解，甚至是比读书更为重要些。他还认为，必先对本国文化有所研究，才能更好地学习外国的文化。这些意见今天看来，都是很值得重视的。 关于留学问题的这些观点和议论，毛泽东也受到杨昌济的影响。杨极看重国文和国学知识，认为这关系到中国传统的精神财富。外国语再好，不知道国情，又有何用。他在《劝学篇》中说：“盖能有志，即在国内未尝不可为学也。……余曾留学日本，又曾留学西洋，受益孔多，良堪自幸，然以余自知之明，余即不往西洋，专在日本，亦可以为学；即令不去日本，专在本国，亦未尝不可为学。” 黎锦熙一生从事教学与著述，为有名的语言学家。他珍藏的毛泽东早年给他的六封信、三集《新民学会通信集》以及1920年平民通信社（驱张运动时，毛泽东在北京主办的）的十多份通信稿，于1952年清找出来，后又于20世纪60年代对这些资料作了说明。
第三部分：芋园问学及对留学的态度印象最深的老师——杨昌济（1）
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到他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的情形时说：“给我印象最深的老师是杨昌济，他是一位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我后来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联系。” 在学校生活中，老师的关系最大，一个好老师的思想学识行为品德，往往对学生发生深远的影响。杨昌济是一位学贯古今、融通中外的学者，更是一位爱国心切、道德高尚、思想进步、诲人不倦的教育家。他一生“以直接感化青年为己任，意在多布种子，俟其发生”①；曾有明志诗句：“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被人称为：“经师人师，备诸一身，以故来学之士，一受其熏陶，无不顿改旧时之宇宙观，如饮醇醪，受其影响。”② 当年以萧子升、毛泽东、蔡和森为代表的一批好学深思、力求上进的第一师范学生，聚集在杨昌济的周围。他们课后常登门聆教，或谈治学方法，或讲做人之道，或阅读书笔记，或论天下大事。老师的教导，首在思想志向和抱负，尤鼓励精读哲学；次为独立奋斗精神，即父子兄弟间也不可互相倚赖；读书治学，提倡自学为主，由博而精，重批判分析，决不盲从；尤讲究实践，学以致用，知行统一；做事有效率，深谋远虑；生活方面，严谨刻苦。所有这些，直到为人处世，养生之道，老师无不讲到做到，以身作则。在这样师生相敬、相得、相爱的情境中，潜移默化，终于开花结果：继承维新变法、辛亥革命在湖南的传统，以第一师范这批进步青年为基础而成立的新民学会，成为五四运动时期湖南革命力量的核心，而且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很好的组织准备。在学会成立时，毛泽东特别讲明这个学会的创立，同杨昌济的教导分不开。 杨昌济（1871—1920），号怀中，长沙县板仓人。他家世代书香，外祖父平江向家出过翰林，尤以理学传世出名，父亲终身授徒为业，关心时政，是儿子的蒙师。他“八岁失恃，十四岁失怙”，幼年曾受父亲影响，发愤自学，学古人的闭门不出，专心读书，持之以恒。1892年在《达化斋日记》中这样写道：“恒之云者，判数年之功，治指定之数书；一旬之中，不容有一书之阙；一月之中，必须有数十条通透之识。一年之中，或抄或作，必须有一二卷之成书；十年之中，必须小成；三十年之中，必须大成。如是以终身焉，则恒之谓也。”“然恒之云者，非必死守一书，弃绝百氏，读上句如无下句之云也。贵攒零合整，融化贯串。古人书文，为类百千，而各有其相通之处。”他提倡这种治学精神和读书方法，也一生实践了自己的主张，并影响于他的门徒。 杨昌济19岁考取秀才，乡试（考举人）未中，即弃科举。1895年到1898年，继承父业，在家乡当塾师，自学重点转向王船山、顾亭林等知行统一、经世致用之学，接受龚（自珍）魏（源）康梁影响，借古鉴今，以“张三世”为改良变法的理论根据，认真研读《春秋公羊传》，也相信“天下大同”的儒家理想。同时刻苦自学英文和日文，准备出国留学。1898年进入长沙岳麓书院后，积极参加南学会的各种活动，为“通讯会友”。在讲演会上，曾向谭嗣同请教，谭很赞赏他的提问。在“百日维新”发布新政诏书时，他的论文《论湖南遵旨设立商务局宜先振兴农工之学》，在南学会课卷中被评为第三名，并发表在《湘报》上。他认为，农工本性为“朴钝”，“苟无士人为之联络，则各事其事，没世而不能相通”。“振兴农工之法，约有三端，一曰学堂，一曰学会，一曰学报，而三者之中，又以学会为最先。”必由“读书明理”之士人倡导，“慨然以振兴农工为己任，则随处聚会，随处讲论，而振兴之策，自日出而不穷也”。谭嗣同为变法牺牲后，杨昌济对这种视死如归的献身精神特别钦佩。后来在他的著作《论语类钞》中这样写道：“世之君子，有杀身忘家而不悔者矣。”“天下万世有大难，死一身一家，而生天下万世，仁人所愿也。”“谭浏阳英灵充塞于宇宙之间，不复可以死灭。”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之后，清政府开始实行废科举、办学堂、派留学生等“新政”，饬令各省设立专款奖励留学。杨昌济是在留日高潮中较早出国的。他自己说：“余自弱冠，即有志于教育。……处此时势，非有世界之智识，不足以任指导社会之责，于是出洋求学，留于日本者六年，复至英国留居三年有余，又往德国留居九月。”1903年赴日本留学时，改号“怀中”，表示“身在异邦，心怀中土”。同行共30多人，他的年龄最大。先入东京弘文学院，后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文科。1909年离开日本，转赴英国留学，在阿伯丁大学攻读哲学、伦理学和教育学等。那时正是清朝末年，外侮频仍，国事江河日下，留学生中多有一种执著的忧国之心。留日学生办的刊物达20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