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99-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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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从《纲鉴易知录》到第一篇史论读《群学肄言》（1）
在严复翻译的八大名著里，对青年毛泽东影响最大的，除《天演论》外，大概要数英国斯宾塞的《群学肄言》了。八大名著以《天演论》、《原富》、《法意》、《名学》为最著名，《群学肄言》等其次。斯宾塞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学者，对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和自然科学都有研究，著作甚多。在他的著作中，力图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总结为一个综合哲学体系，并且要用来取代中世纪统治思想界的神学体系。他强调用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这本被严复译为《群学肄言》的书，原来的书名是《社会学研究法》。《群学肄言》于1903年出版。在“译余赘语”中，严复这样谈到他翻译此书的缘起：“窃以为其书实兼《大学》、《中庸》精义，而出之以翔实，以格致诚正为治平根本矣。每持一义，又必使之无过不及之差，于近世新旧两家学者，尤为对病之药。”严复在戊戌时期没有直接参加康梁的政治活动，维新变法失败之后，他虽然还在提倡西学，但对政治态度却日趋保守，对中国旧学日益推崇。这里指的“新”，即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他想以斯宾塞的阶级调和论去抵制当时的革命运动。他译甄克思的《社会通铨》，也出自这种企图。当时就遭到章太炎的驳斥。 毛泽东读这本书，是由于黎锦熙的推荐。黎是他在第一师范求学时最敬重的教师之一。1915年9月黎到北京任职之后，毛还同他有书信往来。1920年的信中说：“先生及死去了的怀中先生，都是弘通广大，最所佩服。”可见仰慕之深了。在现在保存下来的黎锦熙日记中，就记载了他介绍毛研读《群学肄言》的事（1915年7月15日、20日）。 1915年9月6日给萧子升的一封信中，毛泽东谈到他读过这书之后的心情：（黎君邵西）“于是又介仆读《群学肄言》‘缮性’篇。仆因取其书观之，竟，乃抚卷叹曰：为学之道在是矣！盖是书名《群学肄言》，其实不限于群学，作百科之肄言观可也。” 严复在“译群学肄言序”开头即说：“群学何？用科学之律令，察民群之变端，以明既往，测未来也。肄言何？发专科之旨趣，究功用之所施，而示之以所以治之方也。”《群学肄言》全书共16篇，从第五至第十二这8篇，分述了研究社会学时，常常遇到的来自8个方面的困难或者偏颇。 第五篇“物蔽”。讲的是客观世界、客观事物（物）往往因一些因素的影响而不能正确认识（蔽）。这些因素例如载记传闻多有乖谬，认主观之变为客观，成见，私心，处境不同而见有明暗，以间接之知为直接之知，肤浅的观察只看到表面现象而看不到实质，此外还有时间空间的因素。书中说：“物蔽也，固常有也，知而谨为之所，足矣。” 第六篇“智”，讲的是智力受到的拘束。其中举例谈到：以己度人之不足恃，因果难稽，物理之繁，非心能之简者所能副，世事纷纭复杂，变化万端，浅见者囿于习惯，以己见判定是非，可说是智力受到的一大拘束。作者并且预言，后世必有不同于今天的是非标准。 第七篇“情瞀”，讲的是因感情引起的愚暗。例如卞躁者以公理之不可胜而怒之，人心竦于势力，久处于积威权势之下者，难与言一群之是非，史家也因为崇尚权力而详写帝王将相，而不注意平民生活等。 第八篇“学”，讲的是教育方面的偏颇。有两种教育主张：“其一曰为己之教，其一曰为人之教。为己者主于相胜，为人者主于相亲。”认为战争有利于促进社会进步，所以为己之教未可厚非，可是其积极作用有一定限度，过度了就有害。因此为己之教必不可终行。为人、为己二者不可偏废。 第九篇“国拘”，讲的是褊狭的爱国心。爱国人同此心，而褊狭的爱国心又人同此蔽。因为能够爱国，国家得以存在，而褊狭的爱国心又会惑乱人群的心理，这是社会学中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爱国之过与为己之私，同出于一源，然为己之私易见，而爱国之过难知。怀有褊狭的爱国心就不可能研究社会学。 第十篇“流梏”，讲的是行业的偏见。书中举例说明了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偏见，分析了这些偏见产生的原因以及它的利害。 第十一篇“政惑”，讲的是政治方面的偏向。斯宾塞认为，效果与动机常常是不一致的，甚至常有适得其反的事。“自我观之，则勤于耕者不必多稼，畜于财者不必善贾。而事效相反者，亦频频有之。不独一身一家之中然也，一国天下莫不如此。”希望的结果不一定出现，出现的结果却又不是所希望的。主张革新的人怀着良好的愿望，却不一定能看到新也有新的弊端，而反对的意见却可以匡正其过头的做法。主张保守的人习惯于遵循旧章程，“而不知凡古圣先王所创制者，要皆为一时之法，于其所遭之运会为最宜，然道德典章，无亘古不变者也。”斯宾塞认为，在一个社会中，这两种主张都“不可偏废”。
第二部分：从《纲鉴易知录》到第一篇史论读《群学肄言》（2）
第十二篇“教辟”，讲的是宗教的乖辟。“自其大者而言之。则神道之严威既重，将人伦之修饬以轻。其论事也，将以合于教者为善，不合于教者为不善，而民义举以废矣。”而且每一宗教都指其他宗教为异端，入主出奴，莫衷一是。书中介绍了欧洲基督教的几个教派。可是，斯宾塞认为“宗教为物，乃群治所不能废。”他反驳了那种认为“民生群治无所用于宗教”的意见，他的意思用严复概括的话来说：“盖常人思力之浅，于日用之际，在在见之，况于远大，乌能自作则而率由之乎？盖宗教精粗不同，而无可废之一日。” 在分别论述了以上八个方面的困难或者偏颇之后，斯宾塞作了一个概括或者总结，认为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性灵的修缮，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可以通过训练而求得解决。他于是写了第十三篇“缮性”，这可以说是提纲挈领的一篇。黎锦熙推荐毛泽东读的，就是这一篇。这一篇讲的是治学的方法，通过训练排除研究中困难的方法。严复解释说：“知为学之难，思诚之不易，而后有省察之功。虽然，徒言省察，尚非学也，则继此而论其所以缮性者。缮性非他，亦言其所以为学之方而已。” 斯宾塞提出了一个论点：“盖群学（社会学）者，一切科学之汇归也。”“欲治群学，于是玄间著三科之学，必先兼治之。”这三科是这样划分的：名学（逻辑学）和数学都是十分抽象的思辨科学，“所以研不易之事理，究不遁之物情者也”，属于玄科。理性思维（理）由抽象（玄）而逐渐及于具体（著，显著）。居于“玄”与“著”之间的，斯宾塞称之为“间科”；“其玄与著之间，是为间科，则质（化学）力（力学，借指物理学）诸学之所有事也。”间科是研究事物变化的因果关系的，“言群学不能置因果也，故间科尚焉，然而知因果对待矣。”著科的研究对象，是显著存在的客观世界，“不及其著，则不知其为物之悠久蕃变旁通错综也。故有天（天文学）地（地学）人物（生物学）诸学。之数者皆大物也。”书中详细论述了三科之用与其利害。 毛泽东在给萧子升的这封信中，谈到了他读此书的心得： “其旨以谓为学之难三：其一在物，其一在心，其一心物相对。在物者曰物蔽，在心者曰情瞀、智，心物相对者曰学、国拘、流梏、政惑、教辟。是三难者，将欲祛之，则必缮性。缮性在学。学有三科，曰：玄、间、著。玄科者，名、数二学属之；间科者，物理学、化学属之；著科者，博物学属之。三科习，而后三难祛，心习，性灵缮，于是乃可言学。络之以心理生理，关于群学者大也。吾谓此岂惟学也，德即寓乎其中矣。于此有人焉，不蔽于物，瞀于情，于智，而又无学国拘流梏政惑教辟诸弊，其人之为君子，尚待言哉！近每与人言及为学，即介以此书，以其所言者切也。足下有暇，可览观焉。” 1918年7月24日，蔡和森复毛泽东的信中说：“兄之‘梦呓’，尤是弟之兴经，通我智，祛我情瞀。”用的也是《缮性》篇的词汇。看来，毛同蔡的交往中也讨论过此书。由此皆可见当年毛泽东对此书倾心的程度了。 严复译书，用的是上乘的典雅古文，这译笔使它在当时的士大夫中争取到了读者，却使今天的读者感到了困难。他翻译的《天演论》、《原富》、《孟德斯鸠法意》、《群己权界论》，都已经有了白话文的新译本，希望《群学肄言》也能出一个白话文译本。尽管比起斯宾塞的其他著作来，这本书并不是怎样重要的，就凭它曾经如此强烈地吸引过毛泽东，对于每个有意研究毛泽东的生平和思想的人，想必都会有兴趣一读的。
第三部分：芋园问学及对留学的态度一个用心听课的学生（1）…（图）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 毛泽东在师范学校念书，很用心听课，现在保存下来的一本听课笔记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这本毛边纸抄本印有红色直行格子（先前的行话叫“朱丝栏”），每页两面，每面九行，共有47页。前11页是手抄的《离骚》和《九歌》，全文一笔不苟，可见对楚辞爱好之深。《离骚》正文上面批有各节提要。后36页给标上了《讲堂录》这个题目，近两万字，记录的各种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词、句、段等文字，约400条。这是1913年冬天，他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时听修身和国文两科（还有一节“算术”课）的笔记本。其中记有八个日期，最早的一个是10月28日，最后的一个是12月13日，可知这一本记于这年10月至12月之间。那时，担任国文课的教师是袁仲谦，担任修身课的教师是杨昌济。我们在谈论这本笔记之前，最好先看看他同这两位教师的关系。在后来同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是这样说起他们的： “学校里有一个国文教员，学生给他取了‘袁大胡子’的绰号。他嘲笑我的作文，说它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半通不通。我只得改变文风。我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文体。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 “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我在他的影响之下，读了蔡元培翻译的一本伦理学的书。我受到这本书的启发，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那时我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赏我的那篇文章。他给了我一百分。” 毛说的那本“伦理学的书”，是德国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蔡元培从日文转译，商务印书馆1909年初版。1917年下半年到1918年上半年，杨昌济曾用它作为教材。毛读的这本书被人保存下来了，各页上下左右空白处及行间，打了许多记号，写了许多批注，这一情况我们以后再细说。 关于这本《讲堂录》，拙作《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1991年出版的第二次修订本改名《早年毛泽东》）一书中有过交代：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时，“写的日记、各种读书笔记、读报摘记等是很多的，曾积有一大网篮，存在湘潭韶山家中。马日事变之后，他的族人为防反动派迫害，将他的全部书籍文物连同这些笔记搬到后山烧了。他的幼年塾师毛宇居从灰烬中救出这本读书笔记和课本两册，珍藏到解放以后。”“《讲堂录》所记范围很广，在学术文章方面，凡先秦诸子、楚辞、汉赋、史记、汉书、唐宋古文、宋明理学、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和文章家顾炎武、颜习斋、王船山、侯朝宗、吴伟业、宁都三魏、汪尧峰等，及桐城派、阳湖派诸家，以及曾国藩等，都曾涉及。此外有许多处是评论历史上的政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