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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童年回忆-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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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讲到的这个时期里,她是我们的管家,也是这四个气球般的满族孩子生活中的恶魔。我记得很清楚!她是多么固执著自己的成见啊!    
    “太太……”    
    每当她来要我们做些什么,或是为我们而抱怨的时候,她总是用这两个字开头,我们知道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指我们的母亲。    
    在满族家庭中和汉族家庭一样,太太是最高的主宰。当孩子们听到这两个字的时候,不管这两个字是以什么方式出现的,也不管它们是从谁的嘴里说出来的,孩子们必须停止一切活动,立刻接受教训,那些教训必须是无条件服从的,因为那是从太太那里来的。尊敬父母是满族和汉族家庭中基本的一条准则。    
    当红芳用卑鄙的、自满的(直到现在,我还想不出用另外的词来形容她)神气在计划着她所要说的话时,我们却必须站直了,她先用太太两个字抓住了我们的注意力,于是以后无论她说什么话好像都是我母亲的话而由她来传达的。    
    “太太要你这样做,德龄!太太不准你那样做。我已告诉太太你不听话,她说她要处罚你!”    
    这种规矩的不合理,我们是无法控诉的。我们甚至于不能验证她的话来确定这些教训是否真正由母亲发出。红芳看得很清楚,只要她提起“太太”,就没有控诉的余地了。不知有多少次红芳用了“太太”的名义使我们屈服于她的荒诞的主张。    
    我恨透了红芳,因为我知道她常常威胁着我们奉行那些连太太自己都不知道的“太太的命令”。    
    一切命令冠以“太太”两字,我们就不能考究它的来源,由于这种规矩,我们四个孩子就无形中做了婢女红芳的奴隶。她有最高的权力。或许她也感到苦痛,因为她是个奴婢,或许我们不应该责怪她对我们的虐待,可是在奴婢买卖自由的情形之下,我们小孩子是无能为力的?!    
    不管对与不对,红芳对我就相当于中国的“夜叉”。    
    这里我又记起孩童时代的一个插曲,这又证明了我父亲裕庚善良的心地。    
    我们有一只很大的金鱼缸,还有一个洋娃娃,那是一个好心的朋友送给我的。这洋娃娃是美国的还是英国的,我忘了,总之她的面孔既不像汉人又不像满族人。    
    还有那金鱼缸呢?    
    这已经是古董了,据说是宋朝的遗物,可说是无价之宝。中国人相信,新的金鱼缸,因为出窑不久,还保留着火气,会把金鱼烧死。但是这只宋朝的古缸,是一只又大又美丽的缸,已经冷却了一千年,所有的火气都已经跑掉了,使它成为金鱼的一个小天堂。在汉族或满族家庭中,金鱼是不可少的点缀品。    
    这只宋代遗物是我父亲的宝贝,他朋友都羡慕他,常常听他兴奋地叙述他得到这件宝物的经过。    
    后来有人送我一个洋娃娃。那时候我正站在金鱼缸旁边,当盛放礼物的匣子打开,洋娃娃到我手里的时候,赶巧红芳也站在我旁边。    
    像我们的家庭,在那时候已经游历过许多地方,当然不会觉得一个外国面孔的洋娃娃会对我们不利,但是红芳,她是个中国人,她像当时一般的中国人一样,深信“外国恶魔”会带给我们不幸。所以,一等着机会,她就从我手里把洋娃娃抢去。    
    “你不准玩这个东西!”她愤愤地说,“这是一个外国恶鬼,他会给你带来晦气,你必须抛掉、烧掉或打破它!”    
    “但是,红芳,”我反抗着说,“我们在欧洲的时候,我也常常玩外国面孔的洋娃娃,可是我们家里从没有碰到什么晦气的事情!为什么从前坏运气不来,现在我们回到了中国,就会来呢?”    
    “不准闹,”红芳喊道,“我去告诉太太,你不听话!”    
    “可是我要我的洋娃娃!”我尖叫着。    
    “不准你要!”红芳发怒地说。    
    可是我一定要,我恨红芳甚于怕她。我像一只小猫一样窜到她身边,想要再夺回我的宝贝。她把洋娃娃高举到我够不到的地方,直到我们的吵闹声引起了其他仆人的注意,当别人有机会来干涉的时候,红芳才把我的洋娃娃往鱼缸里一丢。    
    于是她跑开了,一面还恶意地对我笑着。    
    我奔到缸前面。这缸放在一只高高的架子上,而且缸口很阔。不管我怎样努力地伸长我短小的手臂,不管我怎样用各种可用的东西垫高脚,我仍拿不到洋娃娃。直到今天。我还说不出那时候是伤心还是愤怒。我的洋娃娃是失掉了,但是我要把它找回来。    
    忽然一个念头掠过我脑际。


害人的洋娃娃害人的洋娃娃(2)

    我跑到庭院里拾了一块我力所能及的大石,急急地再回到金鱼缸前,举起石头向缸上猛掷,立刻这缸就碎成无数片,好像被枪弹打过的一样。水像潮水般涌到地上,金鱼在地上挣扎着,喘息着。    
    我已把这无价之宝的宋朝古董毁坏,并且把这许多金鱼置于死地,可是我重新获得了我“外国恶魔”的洋娃娃!    
    自然地,这吵闹声把一家人都吸引过来了。在那里,我正紧紧地抱着那浸湿了的洋娃娃,又喜又忧地哭泣着,喜的是洋娃娃重新被我得到,忧的是那破缸无法复原了。    
    这时候人们议论纷纷,讨论该如何惩罚我。最后,我被带到父亲面前。父亲把我抱在他膝上,耐着性子向我解释这只缸是多么的名贵。    
    他不但不用鞭子责罚我,而且对我一点都不严厉,他那和蔼可亲的字句深深地刻在我的心上,同时也治愈了红芳给我的创伤,使我重新感到人生的愉快。    
    直到现在,我所说的似乎都是我个人的,但是我不得不这样。我父亲和我原是一体的。我必须从我的生活中刻画出这样一位我经历中的最伟大的人。    
    他不但对我,对一切他所接触的人都是这样;并且许多年后,我在太后身边任职时,有许多指斥我父亲的论调传到朝廷来,由于太后对父亲的了解(这种了解使我父亲的地位非常稳固),因此太后竟拒绝考虑那些诋毁我父亲的言论,并且对那些奏章都不理会,或是毁了,或是原封退回本人。


害人的洋娃娃从屏门望进去(1)

    我童年时代永不满足的好奇心使我对父亲的事情知道得很多,现在我很容易回忆到沙市。在那里,我父亲做监察御史,那已是第一等的官阶,是红顶羽翎的官阶了。    
    可是在他见客的时候,他从不戴红顶羽翎来表示他的官阶。我常常从大厅的板门里望进去,偷看我父亲接见客人,我看着来宾们来来去去,永不厌倦,而且大部分的时间总把自己藏得好好地不让别人看见。    
    这大客厅非常壮丽!是一个用麻栗木筑成的长厅,天然的色泽。厅里的摆设都是蓝的,麻栗木的屏门上装饰着各种人物图案,我每次总是毫不厌倦地要来辨别、了解它。在我看来,那些龙和那些穿着古老的袍子的人物都非常逼真,甚至有时候,当我单独在客厅里,没有事可做的时候,我就会使自己和那壁上的中国野史上的人物作假想的谈话来消磨时间,一直等到有客人来,这就又有新鲜的事物来满足我的好奇心了。    
    这天早晨,当地的县官来见我父亲商量公务,他被引进厅里,经过了两重从屏门上开出来的通路(屏门是用来把整个大厅隔成三间的)到最后一间,等候我父亲出来。我拣了一个看得见听得到的地方把自己藏好,这些来客永远是这样地吸引着我。    
    县官是个胖子,当他被单独留在客厅里等候我父亲的时候,我就仔细地观察他。真的,去偷偷地看那些客人在他们自己以为是没有人看见的时候,确是一件最有趣的事,我最感到兴趣的就是暗暗地看人家不受拘束的举动。我对于受我父亲——一位一等大官的接见,丝毫不觉得有什么价值;可是大多数来访的人都表示特别看重这一点,尤其是在我父亲的面前。    
    直到今天,我记忆中还能清楚地看到他当时的情形:他交叉着腿坐着,狡诈地看着厅里的家具、厅的建筑和那屏门。那些屏门是可以自由扯动的。完全扯开的时候,三间小屋就打通成一个大厅;扯开一部分,就成为一个通路,让外面的客人从这里经过。一直到里间的炕上,那里就是我父亲接见客人的地方;完全拉拢的时候就可以把三间中的任意一间隔断。    
    我对这厅里的家具的重视程度不亚于那位年老的县官:那屏门上的花饰、墙上的图画、天花板的灯、蓝色的垫子镶着许多名贵的花边。总之,在那时候,我是常常努力地认识那些墙上、垫子上、屏门上复杂的人物图案。我们那个客厅确是个最舒适、最庄严的地方。虽然到后来几年,我看到了更加辉煌的客厅,可是没有一个能那样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县官的眼睛似乎要把这些陈设都吞下去,我相信他什么小地方都不会忽略,并且我相信他对于每件东西的估价可以精确到一个小铜钱。我没有注意到他的服装,因为我想即使他的服装不美观,我父亲的服装多少也可以替他增些光彩。    
    但是那县官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当他交叉着腿坐着的时候, 他那只搁起的脚没有一刻安静。你可以说这是一种中国习惯,知道这种习惯的人,只要别人一提起中国或中国人,就会想到它。县官坐在那里,脚不停地抖动着,直到使人家想起一只没有尾巴的狗必须摇动它的整个身体。在我看来这人的整个身体好像是一束神经。到后来我自己从书房里出来玩的时候也能模仿他。因为像各处的小孩子一样,我们也是善于模仿的。我们喜欢模仿那些引起我们注意的男人女人的姿势、语气和声音。    
    于是这人把搁起的那条腿放下,又换一条腿搁上去,静止了一会儿。不久,这条刚搁起的腿又开始动了,越动越快,直到这条“大尾巴”又一次地使这“狗”浑身摇摆起来。后来,情形愈加坏了,他索性把搁着的那条腿完全放下,两脚结实地踏在地上,静止了整整有一秒钟。于是他的两膝开始一来一去地前后摆动着。这位县官就像一位坐在纺车前面的老年的南方妈妈。我不知他会不会感到疲劳。我用全部力量来抑制自己的笑,可是实际上我可能还是笑过的,我可以说,对于这位六岁的满族姑娘,是没有不可能的事的。    
    稍过了一会儿,我们的侍从头儿由外门进来站在里面,我知道,这县官也知道,我父亲就要来了,会谈就要开始了。这是一种信号,这位县官立刻停止了他的骚动,似乎冥冥中有一双手操纵着绳子,使他不能活动了。    
    然后是我父亲以威严的姿态出现了。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他当时的样子:    
    他穿一件暗红的长袍,外面套一件紫色的外褂,比长袍只短了几英寸。这种装束使他显得更高大,肩膀更阔,更高贵庄严了。他头上戴一顶叫做困秋的帽(译者按:此乃满洲人所戴之皮帽),是一顶圆形的东西,很容易使人想起沙皇时代的俄国,那是在像这一类的非正式会见时候戴的。在长袍外褂的里面,他穿着长裤,他把裤脚管塞在红缎的靴统里,靴统长到几乎齐他的膝盖。父亲平时可以在靴统里带多少东西啊!这好像是魔术师的帽子,从那里面,他可以搜出多少零碎物件来使那些注意着他的人惊奇,尤其是对这样一个好奇的小女孩——她这时候正在屏门后屏着呼吸注意着事情的发展呢!    
    父亲的裤脚管下部塞在靴统里,而膝的部分,却是耸起在靴统的顶部,这更给人家一种俄国人的印象。当他走路的时候,他的长袍两边的开衩处,随着他的阔步而大大地张开,于是我就清楚地看到他的蓝的绸裤和黑的缎靴,总之,父亲给我的印象是“单纯的高贵”。    
    在外褂的胸前有“补子”,那是用来表示我父亲的官阶的。这只是一个方块,上面有一只鹤。这是一种高贵的鸟,由最有名的刺绣专家用金银丝绣成。它的长颈高高地伸起着,头略微偏转,眼睛里闪着太阳光。因为它正在望着太阳,好像在迎接这早晨。它庄严地站定在它的位置上,只有当我父亲动的时候它才动,在父亲讲话的时候,它看来真像活的一样。    
    这鹤确是一只神奇的动物。我有许多名称给它,但这些都是秘密的,除了父亲外,我谁都不告诉。对于我这种稚气的幻想,我父亲常常很感兴趣,可是从不作冷酷的嘲笑。    
    挂在我父亲颈上的是一串念珠,一共有一百零八颗,这有着宗教的意义,虽然那些我是丝毫不懂的。    
    于是我父亲来见客了,就在这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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