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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节

十少年作家批判书-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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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峰批判当头一棒(1)

    当头一棒:给处心积虑想写出最好华语小说的蒋峰    
    给简单的情节以复杂繁琐的叙述方式,冠庸俗的故事以文学的名义。“如果你不能说服你的读者,你就先将他绕蒙。”蒋峰俨然得到了说这句话的人的真传。整部小说保持着一种紧绷得近乎神经质的语言特质。很简单的一条故事主线被他撕得四分五裂,然后狡猾地将这几根毛线绕成一个毛球,然后在几个线头之间换上不同的身份不同人称进行多角度的叙述……    
    (上)    
    我一直坚信写作的最高境界是“归之朴素”。而文本创作真是要归之朴素的话,无疑需要文本创作者摈弃所有的浮华与暧昧,摈弃词藻与笔调的刻意使用,切断所有的复杂利益的浸染,进入到一种平缓、冷静的创作状态。创作者所要做的事情是对将要用来表达其思想的故事进行形象、理性的描述,深入全面的概括。而这种创作,我们可以称之为“叙述”。这里的“叙述”,脱离权益,脱离伎俩,脱离一切能对叙述本身造成任何偏差的东西的侵入,乃至挣脱叙述人思想里的偏执所可能造成的框架的束缚。而行使此种叙述的人,我们可以亲切地称之为“叙述者”。    
    当一个平凡的叙述者用理性的思维来操控冷静的语言的时候,请坚信这种语言里所展示的意象的真实性。这种真实性或许连叙述者本人都无法察觉,那类似于一种自我解剖,操刀人是叙述者本身,而旁观解剖过程的最直接者就是阅读者。阅读者在目睹解剖过程的同时,对作者思想意识也进行最直观的记录。与此同时,读者通过阅读,通过对表象的观察,进而对叙述者讲述的故事内涵发动深入的破解与汲取,最终达到理解故事,理解讲故事的人,理解讲故事的人所想要在故事这个文本载体里承载的思想理念、社会评论、哲学感悟,如此等等。    
    叙述一旦开始,不论这个过程如何的艰辛,不论情节或者思想多少次被故事的洪流反复淹没,叙述者始终有义务有责任为阅读者创造一个适合的倾听环境,运筹帷幄将局势控制在自己的范围内,而又给予读者提供更为丰富的空间去自由发挥和想像。作品不同,叙述者创造出来的场景也会各自不一,也许是草原湖畔,也许是沙漠戈壁,也许是深山幽谷,更或者就是你家客厅可以直接通往的那个阳台。叙述者一如既往地调动着读者的兴趣和意念,维持着文字的走向及阅读者所能承受的阅读空间的最大限度。    
    一旦叙述者失去了基本的亲切感之后,他对读者所表现出来的诚意将大大地削弱,读者与作者之间应该顺利发生的神交将难以实现并升华。三国时的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指出:“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笙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笙也。”王弼的分析中特地引入了读者接受的概念,先“寻言以观象”,而后“寻象以观意”。这样渐进的接受远比一刀切入要来得简明得多。但是历史上“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人比比皆是。蒋峰,算是睁着眼睛却仍然跳进深渊的一个。    
    蒋峰在《维以不永伤》中给读者创造了这样一个阅读环境:黑色的墙壁黑色的方桌黑色的椅子穿着黑色衣服的人被有黑色灯罩的聚光灯落下的强光投影到地上的黑色的影子。这种环境,其实更适合恐怖小说。但是蒋峰没有,他要讲的只是一个《故事会》上面都可以轻易读到的情节普通的小说。当然,情节普通并不是错误。因为这个社会依旧有很多读者愿意沉溺于这种无端的反复和无聊的叙述当中。现而今真正能够畅销的书,一捧到手上就可以嗅到一股根深蒂固的商业气味来。蒋峰酝酿着自己的故事,兴许是发觉如果就这样将故事不加经营地丢出去,一旦毫无反响,或者只造成“低俗”效果,他的故事就将真的和《故事会》上面的故事一样,仅供人们在等公车或者上厕所的时候用来消遣。这样的结果自然是蒋峰所不允许的,他曾经宣称要写出“最好的华语小说”,而这个愿望的实现肯定需要他的小说得到更多的认可,更多的赞扬。    
    于是蒋峰想了一个自作聪明的办法:给简单的情节以复杂繁琐的叙述,冠庸俗的故事以文学的名义。“如果你不能说服你的读者,你就先将他绕蒙。”蒋峰俨然得到了说这句话的人的真传。整部小说保持着一种紧绷得近乎神经质的语言特质。很简单的一条故事主线被他撕得四分五裂,然后狡猾地将这几根毛线绕成一个毛球,然后在几个线头之间换上不同身份不同人称进行多角度的叙述(我想这和他的精神支柱福克纳有关),并在故事的某个部分把毛球上的一个线头再撕成三部分,卖弄地告诉读者:请按照编码进行阅读,每一种重新组合的文本都会令你有新的发现和感受。    
    这简直是故意不让读者读明白!写作技巧的滥用使《维以不永伤》读起来艰涩无味,也使蒋峰陷入了一种费力不讨好的尴尬困境。这种困境,在蒋峰的不少短篇小说写作中同样存在,譬如《63578342》。应该说,某些故事的难懂是由故事本身的生涩和复杂决定的,但是如果刻意地将一个故事往生涩复杂里面拽,将一些简单的情节复杂化,将清晰的脉络绕成乱麻,这是叙述者的失败,也是对阅读者极不负责的做法,但是蒋峰就偏偏这样做了。这就犹如明知道此路不通却偏撞南墙,伤筋损骨的结果可想而知——蒋峰的小说让读者感觉思维混乱、生涩虚浮,这个命运是跑都跑不掉的。可蒋峰自己并不以为然,他甚至还十分兴奋地表示:一个故事被重复上四遍,故事的全貌就被展示出来了。在我个人看来,这句话是相当幼稚而可笑的,一个好好的故事被他拆得支离破碎再重新组合得满布裂痕,他居然还天真地认为故事的全貌被展示了出来。这就好像是把一个好好的人被劈成四片,然后再切成几十大块,有意识无意识地让其扭曲地排列在一起,有的部位甚至还被换上了其他动物的躯干,但是,肢解的人指着被他肢解的对象说:看,这个人已经完全彻底地展示在了大家面前!试问蒋峰,这算是一个完整的人吗?如果说这是动物解剖课,兴许还有人看。可惜的是,小说是一种相当依赖整体性的文体,这种整体性是拒绝肢解和重复的。我坚信如果蒋峰按照时间顺序来写这本小说,我们读过一遍后,对情节的理解绝对比现在被蒋峰设计的圈套欺骗四次要深刻得多。蒋峰似乎有一个暗示的习惯,他会在读者对他的文本失去信心之后紧接着鼓励读者:你读下去吧,后面讲的肯定是你意想不到的精彩。这种对读者的欺骗,在《维以不永伤》以及新作《一,二,滑向铁轨的时光》一直没有断过。    
    当然,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阻止一个作者对自己的信任。但是媒体的跟风让人大跌眼镜。因为媒体们奇怪,在一个韩寒和郭敬明们涌现的时代里,“80后”的作者们应该保持一种对商业写作的殷诚和膜拜才对,没有理由非要把自己的故事弄得生涩难懂让人难以接受吧。令人鼓舞欢呼的是,蒋峰不仅将这样一本书写了出来,并且据说还销量不错。于是媒体更加纳闷了,一个写出来的书让别人看都看不懂的作者,为何还如此受欢迎?其实很简单,正是因为看不懂,所以才显得有档次,有内涵。于是很大一部分人马上从哈“韩”哈“郭”的圈子里跳出来,进入到一种愚蠢的跟风当中;在他们看来,蒋峰仿佛即将结束一个“80后”作者稚嫩写作的时代。这种趋势的一个明证就是马原主编的一本叫作《重金属——“80后”实力派五虎将精品集》的书,“实力”这个概念我尚且可以理解,在这个时候提出“实力”概念固然可以彰显出“80后”作者们试图改变现状进入技巧型写作层面的理想,但是可笑的是,这种实力变成了谁的作品越难懂,谁的写作技巧就越高超的攀比。    
    蒋峰乃至所谓的“80后”的实力派作者们应该明白的是:雅俗共赏的作品才真正具有生命力,形式不过是内容的载体,任何形式大过内容的小说都难免会显得笨拙。但是蒋峰依旧相当不安分地以此为豪,这不得不让我怀疑他正在距真正的实力写作越来越远。    
    在美术当中,素描是必须的基本功,几乎每个从事美术创作的人都需要有扎实的素描功底。但是素描能力再怎么扎实,也仅仅是功底而已,没有人会无知到把显示自己扎实素描基本功的作品当成伟大的艺术品。要知道,一根制作手法再娴熟不过的扁担,也是不可能陈列在家中当艺术品的;能够陈列在家中当艺术品的,只能是那些经过艺术加工与改造之后的扁担。只要蒋峰能够将其自身的潜质挖掘出来,他还是不失为一个“80后”中的好作者。其实,这样的潜质在他的某些作品中时有表现,比如在《比喻:鹅卵石、教育及才华横溢》那篇文章中就相对做得比较好。


蒋峰批判当头一棒(2)

    (下)    
    中国文化曾经在一段时间里领先世界,于是中国文人大都认为“天朝上国”哪有必要向西方蛮子文化取经?尽管中国文化本身有很大的自我繁衍和矫正的能力,但一湖死水终究会变黑变臭,一如柏杨先生在《丑陋的中国人》中提到的“文化酱缸”。西方小说则在“文艺复兴”后快速地发展、成熟起来,到了19世纪之后,小说这门手艺已经锻造得颇为完善。而在中国,直到“五四”以后,小说作者们才开始借鉴西方小说的写作技巧,开始向小说的“现代化”进军,并逐渐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作者和作品。    
    在中国传统小说中,小说偏重于对事件、语言及人物表面特征和客观环境的刻画和描写。惯用的手法是,将人物形象的刻画,归入到对事件矛盾冲突的描写中。所以这些小说难免流于性格单一,少变化,轻主体。西方小说则偏重于心理描写,旨在挖掘沉淀于小说人物内心的潜意识,善于刻画出丰满、善变的人物性格,让有血有肉的人物跃然纸上。西方小说中包含着作者的广博知识,涉及社会许多方面,因而内容丰富翔实,人们可以从中获得许多领域的知识。    
    蒋峰的文本创作方法是什么?东方还是西方,难以说清楚。最为流行的一种说法是“翻译体”,所谓“翻译体”是不是就是东西方小说写作的汇流处,是不是就是东西方小说交流之后的结晶?我在阅读蒋峰小说时也在不停地思考着。读罢之后我猛然觉醒,原来“翻译体”只是因为翻译工作者的外语能力和母语能力之间的协调性不够好,尤其是翻译比较生涩难懂的句子时,经常把原意扭曲或者变形了翻译出来,甚至索性变得不知所云。所以说,翻译体其实是一种相对牵强的文体。    
    在我看来,一个作者刻意模仿翻译体,好比一只跳蚤在鼻子上插根牙签充大象,一样具有幽默色彩。西方的小说创作的确有很大一部分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但我们要学习的并不是一个外壳,西方文本的魅力来自其对人的内在精神、心理的深入挖掘,并不是因为其生涩难懂,更何况某些生涩难懂还是因为翻译时的语言断层造成的。对于西方的读者来说,好像并不存在这样一个生涩难懂的问题。    
    可惜的是,人们常会错误地把语言断层当成宝贝,认为那才叫“先锋”,那才叫“内涵”,那才叫“成功”。于是先有余华再有蒋峰等人虔诚地去学习这种断层文字。为了彰显另类,他们于是断得更厉害、更离谱。“池子里的水位迅速上涨,一直淹到水龙头声音才逐渐变小。之后水便从浴室的门底缝流出来,浸湿了地面。要不是有哭声从里面传出来我真的认为我表哥已经死在了五十多度的热水里。那是杜宇琪的哭声,开始低低的,像从耳边轻轻吹过的风。几分钟后他控制不了自己的时候就在里面失声地痛哭起来。很多年以后我都无法将那种声音遗忘,一种可以漫过水面,浮在空气中,将玻璃击碎的声音。我想我一辈子都不会明白到底经历什么样的事情才能使人如此伤心。后来有个女孩告诉我,假如一个人痛苦到极致,眼睛就不再是泪水的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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