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99-史无前例的年代-第2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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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说：我们是偏向你们五个领袖的。你们脱离工人、农民，脱离大多数的学生，脱离你们自己的人。
江青说：不要搞得我们爱莫能助。你们五个人先做起来，反正不要打了。
这次接见之后，五个人联名整理印发了《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传达要点）。北京大学聂元梓、清华大学蒯大富、北师大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一致表示：坚决听毛主席的话，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最高统帅的讲话，对制止武斗起了一定作用。
横行一时的红卫兵领袖，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后来都堕落成了反革命罪犯，于1983年3月16日受到历史的审判。
学会在地上看世界
1968年9月，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进入斗批改阶段。
大专院校和许多中学，开始了复课闹革命。积压在大学的数十万应届毕业学生，同千万以上不能升学的高初中学生，聚集在城市里。这些曾是文化大革命的生力军，现在都成了没有学业的劳动后备军了。
知识青年到何处去？正当千万青年陷入既不能升学，又难于就业的困境时，1968年12月，毛泽东向全国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千万知识青年开始从城市转向农村，热情投入上山下乡运动。自此，以“反修防修”开始的红卫兵运动，又以戏剧性的“反修防修”而告终了。
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乡锻炼的红卫兵，除极少数头头外，绝大多数始终同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跨越过曲折、艰苦的历史道路，在实践中茁壮成长！
清华大学附中首批红卫兵发起人的卜大华，上山下乡时到了陕北农村，经过几年锻炼，认识了社会。后来，他在反思这段历史时说：我当初参加红卫兵，真诚地相信，戴上红袖标，喊几声“反修防修”的口号，在社会上冲几冲，就能破坏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当初，我是从“天上”看世界。到了陕北的山沟沟，住进破窑洞，我第一次发现，中国还有这么落后、贫穷的地方！那些曾为革命洒过热血的老红军、老贫农，仍在吃糠咽菜，看到这些，我流下眼泪！还搞什么“文化大革命”？和人民的愿望相距十万八千里！这时，我是在地上看世界……
千百万青年，经过十年动乱的反思，从迷乱中醒来。他们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全心投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一月风暴（1）
社论：“展开总攻击的一年”
1966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73岁生日。12月25日，毛泽东邀请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关锋、王力等七个人到家中吃饭。
姚文元首先举杯，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毛泽东举杯向大家敬酒，并对“文化大革命”发出“最高指示”，预言下一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
根据毛泽东“最高指示”精神，陈伯达和“中央文革”的“秀才”们撰写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社论指出：
“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
1967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
1967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
1967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
社论体现了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毛泽东所说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新阶段。伴随着左倾错误路线指导下的全面“夺权”，加深了人民群众和干部队伍的严重分裂，全社会陷入极度的混乱。
上海滩的“造反司令”
在庆祝毛泽东生日的家宴上，据姚文元后来交待，毛泽东谈到上海形势时说：
上海的形势大有希望，工人起来了，机关干部起来了，学生起来了……
毛泽东称赞的“形势大有希望”，指的是上海“天下大乱”了。
“大乱”的头目之一，是上海国棉17厂保卫科干部王洪文。这个1935年出生在吉林长春郊区贫苦农民家中的青年人，16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当了抗美援朝的志愿军。五年以后，复员到上海，在国棉17厂任基干民兵连长。
就是这个民兵连长王洪文，1972年12月，笔者在上海访问他的时候，王洪文已经调到中央工作，列席政治局、中央军委和国务院会议了。这天，他从北京回到上海，由上海市革委副主任徐景贤、马天水陪同接见笔者。他就上海民兵武装的诞生和“一月风暴”侃侃而谈。在谈了上海夺权经过和武斗事件之后，他还特地批准在电视台为我放映了攻打上海柴油机厂的武斗现场纪录片。这样，就使笔者对“一月风暴”有了更系统、更深切的了解。
1966年6月，北京首先刮起“史无前例”的狂风骤雨。狂风吹到上海，王洪文找到几个人，于1966年6月12日上午，在国棉17厂医务室旁，贴出《剥开党委画皮看真相》的大字报，贴出“坚决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坚决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决挖掉修正主义老根！”等三条大标语。
1980年6月5日，王洪文受审时对写这张大字报有如下交待：
“……我们认为厂党委执行修正主义的干部路线。我当时在保卫科工作，有两个人，应定为反革命，厂党委未表态。我在第一张大字报《剥开党委画皮看真相》上，点了两个人。厂党委停止了我的工作，派人盯我的哨，我思想不通，就写了第二张大字报，点了三个人，家庭出身不好的……”
王洪文接着交待说：
“写第一张大字报后，厂党委和我有对立情绪。有一天，我在屋里写大字报，别人把门倒锁上，党委副书记来敲门，问有没有人，我心想，你们还派人监视我，我不吭声，书记觉得屋里有人，叫了武装部长带十多人到保卫科搜查，我就火了，骂了党委书记……”
王洪文说：
“第二张大字报贴出后，群众不满，说我骂厂党委，是野心家，阴谋家，全厂写了六千多张大字报……”
这时，市纺织工业局派来一支文革工作队，王洪文说：
“工作队由市总工会副主席任队长，一进厂就支持我，正式宣布要我列席党委会。起初，我和他们合作，后来，由于他们和党委观点一致，我又和工作队对立起来。”
市委工作队进厂十天，王洪文转过头来，把炮口对准工作队，贴出轰动全厂的大字报——《市委工作队滚出去！》
八月，来上海“大串联”的北京红卫兵，穿着没有领章的黄绿军装，佩戴红袖章，戴着军帽，斜背着书包，举着红皮书《毛主席语录》，像潮水似地涌进上海的大街小巷。一部分红卫兵喊着“学生运动要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口号，涌进了国棉17厂。
王洪文受到红卫兵“停课闹革命”的鼓舞，决心到北京去取经。
王洪文对此交待说：
“10月上旬，我和其他13人到北京上访，告厂党委、工作队的状。上访期间，我们参加了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到北京大学、国棉三厂等很多地方，把当时中央领导人讲话抄了不少，有陈伯达、江青、关锋、王力、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讲话。”王洪文说：“这些对我的影响很大。”
王洪文等人在北京大串连10天，“提高了路线觉悟”。他说：
“回上海后，厂党委已靠边站，全厂工作由工作队领导，我对工作队的情绪更利害了。”王洪文对工人们说：“在北京，工作组早已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可是，在我们厂，还是工作队的天下……今天，我们成立‘永忠队’，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赶走工作队！”
工厂工人很快分裂成“捍卫毛泽东思想委员会”和“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两大派。
王洪文领导的“永忠队”贴出“工作队靠边站”的大标语，写出《工作队十大罪状》的大字报。
11月4日，“永忠队”占领了工厂的广播台，宣布《通令》：“从今天起，工作队靠边……”
涌进上海市的红卫兵，不断炮轰上海市委。蒯大富领导的“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派出“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四处活动，联络各系统的造反派，召开“上海工人串联经验交流会”。
“11月6日，国棉31厂黄金海到我厂通知说，有一个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学生××，他找了一部分工人，串联了上海机车修配厂、上钢三厂、良工阀门厂等十七八个单位，在上海华山路开会，叫我去听听。我带了四个人去，头头是我。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一月风暴（2）
会上，××分析上海市委曹荻秋讲话是修正主义，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我同意××的观点。他提出工人应该组织起来，湖北、江苏已经组织起来了。接着，大家讨论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工农兵是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主力军为什么不动呢？应该组织起来。
怎么组织？人少怎么办？先筹备领导人。在这些人中，我是唯一的党员……我是筹备组的负责人。”
会议经过讨论，同意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王洪文还当场提议，加一个“总”字，叫“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王洪文说，“加了这么一个‘总’字，表示全上海的工人造反派，都归这个‘总司令部’领导。”他又说：“我是党员，我是保卫干部。”这样，他就当上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总司令”。
这个司令一“上班”，立即打砸抢。当晚，抢了上海八仙桥边大祥布店和金陵东路棉布批发部的红布和“四清”档案。
九日，召开“工总司”成立大会。这天，来自各单位的造反派，乱哄哄地涌向市中心人民广场。会上相互对立的各派代表，你争我夺地辩论发言。万多人的会上，有人高喊，把上海市委书记曹荻秋揪出来，勒令他到会上“接受批判”。
曹荻秋根据中央关于“坚守生产岗位，不要到厂外串联”“不要成立跨行业的组织”的指示，根据市委讨论的“不参加，不泼水，不支持”的决定，对秘书说：“今天的大会，社会上的渣滓都出来了，我就不参加，我参加就是犯错误了！”
消息传到会场，激起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的不满，会上多次呼喊口号：“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打倒曹荻秋！”
对这次大会，王洪文在13年后这样交待：
“这个大会开两个小时，实际开会半小时没有，两派就开始辩论，抢话筒的时间多。会上，还通过工总司的成立《宣言》。《宣言》是北京红卫兵起草的。当时，工人参加是少数，筹备工人组织，实际上是红卫兵的作用。《宣言》事先我不清楚，工总司还未成立，公章已出来了。”
王洪文说：“宣言的主要内容，就是要打倒市委，夺权！”
宣言说：
“我们要大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大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大造一切牛鬼蛇神的反！我们要夺权。就是要把人民的权，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回来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我们要把那些企图篡党、篡政、篡军的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分子，一个不漏地揪出来，斗臭，斗倒！再踏上一只脚，叫它永世不得翻身！”
夺权，向谁夺权？
向上海市委夺权，向市委书记曹荻秋夺权！
晚上九时多，王洪文煽动会场上留下的四五千群众，到市委去，要求曹荻秋接见！
王洪文当即领着扛起“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大红旗的群众，喊着口号，走上街头，向延安西路的上海市委进发，冒着阵雨，深夜把市委包围起来，再三要求曹荻秋接见。
曹荻秋继续坚持“三不”，拒不接见。
聚集在马路上的群众一夜未眠，情绪更加激昂。王洪文为进一步扩大事态，鼓动大伙说：“我们上北京，去告曹老头去！”
造反派群众齐声呼应。大伙立即举着红旗，迎着黎明的寒风，高呼：“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恩情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