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华之抗日铁军-第7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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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先云总算放下心来。不打信阳，并不是信阳不能打下，“马家军”骑兵也不可怕，单单“红军炮”就是骑兵的克星（历史上西路军遭“马家军”骑兵重创有特殊原因）。真正的原因是，红四方面军太需要休整了。
只听刘伯承说：“我赞成特派员的意见，我军连续作战，疲惫不堪，当务之急是养精蓄锐，休整训练，消化俘虏和新兵，以利再战。”
徐向前赞同说：“我军从去年秋天以来，连打四大战役，连续作战大半年，指战员疲惫已极，战士开始出现烂脚病的现象，非战斗减员日益上升，好比弓弦拉得太紧，有绷断的危险！一旦敌军大兵压境，我军以疲惫之师仓促迎敌，必将十分被动。所以部队必须休整。”
这时在座的一个新面孔的年轻人说：“既然部队需要休整，那么南下打麻城岂不背道而驰？麻城一带驻有敌31军2个师又1个旅，我军要打下势必出动大兵团，且麻城工事坚固，我军难以速决，如此何谈休整？”
蒋先云心中赞叹：果然不愧为未来共和国的36位军事家之一，目光如炬，虽然初来乍到，却一眼就看到问题的关键所在。
这时曾中生说：“段主任说得很对，不过特派员早作了安排，大军打麻城不过是虚张声势，花不了多大力气就可达到目的。”
听了曾中生的详细解释后，这位年轻人才释去了疑惑。
在座的这位27岁年轻人，就是红军史上战功赫赫的卓越领导人之一——段德昌。他是蒋先云近期“请上山”的三名“神秘人物”之一。
关于段德昌，只说一点就够了：他是彭德怀的入党介绍人（详见背景资料）。他也是蒋先云前段时间通过胡底的政治保卫局安排来鄂豫皖的两位“神秘人物”之一。
这时的段德昌原是湘鄂西根据地的红9师师长，按照历史发展，不久后他就牺牲在夏曦的“肃反”屠刀下。蒋先云到了鄂豫皖后，处理完“白雀园”事件，立即就要胡底开展挽救段德昌的工作。
关键手段就是：夏曦任命的“肃反”委员会委员兼湘鄂西分局政治保卫总局局长江奇，是一名国民党特务。
江奇是夏曦的表弟，从小一块儿玩大的。“马日事变”时，夏曦与江奇跑散了。江奇被许克祥抓住，还没等敌人打，他就把什么都交待了。许克祥见江奇是个软骨头，连夜报告何键，何键亲自审问了江奇。江奇投敌后，便在长沙开了个“姜记”杂货铺（江奇原名姜琦），利用这个联络站暗中向国民党特务机关输送情报。胡底按照蒋先云的指点，暗中派出得力人员秘密监视“姜记”杂货铺，密捕了江奇的联络员，得到了江奇通敌的手书，并派人送去上海呈报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赵容（康生）。共产国际大怒，博古等人虽然保住了夏曦，但夏曦不得不将江奇处死（历史上江奇处决段德昌时，故意用生锈的大刀砍段德昌的头，目击者称段德昌死时特别痛苦！现在他总算有了报应！），从而暂时制止了湘鄂西的血腥“大肃反”。蒋先云知道，历史上即使江奇暴露后，夏曦也没有停止“肃反”，而以自己的力量制止湘鄂西“肃反”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发电给临时中央，称为协调鄂豫皖与湘鄂西根据地的联系，希望鄂豫皖、湘鄂西部分同志对调工作，以便协同两大根据地夹击武汉，并开出了段德昌等多名同志的名字（历史上都是被夏曦不久后“肃反”处死的），不料夏曦只将顶撞他最厉害的段德昌派来湘鄂西。蒋先云心急如焚，但也无能为力，只好以毕竟保住了一位共和国的军事家来安慰自己。段德昌到鄂豫皖后就任红四方面军参谋处主任，原担任此职的舒玉章转任方面军炮兵司令员（接替去中央苏区的朱瑞）。
段德昌的目光果然锐利，刚参加红四方面军的总部会议就看出打麻城不妥。历史上红四方面军攻打麻城确实是败笔，也是第四次反“围剿”失利的重要原因。不过来自异时空的蒋先云有了巧妙的处理办法并已着手实施，将“败笔”化为“妙笔”。
这时只听蒋先云说：“红四方面军全面转入休整，除治疗烂脚病、苦练军事技术外，还要重点贯彻徐总指挥、戴师长的《军事问题决议案》，加强正规化建设，进一步完善思想政治工作，加强根据地的兵工建设，发展经济，养精蓄锐，以最好的状态，迎接空前残酷的第四次反‘围剿’。”
历史上，蒋介石于7月初就出动30万大军，发动了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迫使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川陕。现在，由于四次大捷远远超过历史，国民党军损失空前惨重，特别是豫东南和皖西的部队被红军一扫而空，一时难以恢复元气，蒋先云估计，敌军的第四次“围剿”，很可能会推迟两个月以上，从而为红四方面军赢得3个多月的休整时间，趁此机会得以进一步提高战斗力。
红四方面军的休整，主要又几个方面：
成立3个军团。由于红四方面军已下辖7个军，又有3个作战方向，方面军直接指挥不便，所以蒋先云提议仿效中央红军的编制，成立军团（历史上尽管红四方面军一度壮大到8万多人，超过中央红军，但一直未成立军团）。
3个军团的番号是红四、八、十军团。
历史上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的军团番号基本上是奇数：红一、三、五、七、九军团。不知为什么，红四军团一直缺编。红二、六军团大名鼎鼎，所以蒋先云除红四军团外，要来的另外2个军团番号就是红八、十军团。后两个军团历史上只是短暂存在过，红八军团在长征前夕才组建，于湘江血战中损失殆尽，被撤销番号；红十军团是红七军团北上（抗日先遣队）途中与地方武装合并组成，存在时间也很短。所以这次蒋先云“提前借用”了这两个军团番号。
红四军团的军团长王树声，政委傅钟。下辖红4、9军。红4军的军长王宏坤，政委陈海松。红10师的师长陈再道，政委叶成焕。
红八军团的军团长许继慎，政委倪志亮。下辖红1、24军。红1军的军长周维炯，政委熊受暄。红32师的师长查子清，政委李奚石。
红十军团的军团长陈赓，政委吴焕先。下辖红25、27、28军。红25军的军长徐海东，政委戴克敏。红73师师长张绍东，红74师师长聂洪钧。
其余军、师首长不变。
红八军团使用于豫东南方向，红十军团使用于皖西方向，各有1个3万人的主力军为核心（红1、25军）。红四军团下辖的2个军（红4、9军）均达3万人，是红四方面军的头等主力，集中于红安、七里坪附近，与方面军总部和警卫师、炮兵部队共同行动。
红军的师装备60毫米迫击炮和掷弹筒，军装备82毫米迫击炮，军团装备“红军炮”。方面军炮兵部队除“红军炮”外，主要装备75毫米山炮。由于苏家埠战役的巨大缴获，红军的炮兵火力大大增强。
在红四方面军中全面开展了学习《军事问题决议案》的热潮。在徐向前一系列对于我们党和军队建设的深刻论述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文章首推《军事问题决议案》，此篇文章是可以和毛泽东著《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相媲美的卓越文章。
1929年11月20日，鄂豫边特委在光山南部胡子石召开了中国共产党鄂豫边第一次代表大会。12月2日，大会通过了由徐向前、戴克敏起草的《军事问题决议案》。《军事问题决议案》里，人民军队的一些基本特点已经具备：各级建立了党组织，实行了党代表制。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部队设士兵委员会，官兵平等、经济公开，废除肉刑，有严格的组织纪律。这些建军思想和基本原则，内容不多，可要真正建立一支党领导下的新型的人民军队，则需要付出更多的艰辛和努力；则要从方方面面做许多具体而细致的工作。
毛泽东的《关于纠正党内错误的思想》是古田会议的核心议题和主要内容。徐向前之《军事问题决议案》是胡子石会议的核心议题和主要内容。这两个会议都于1929年12月召开。毛泽东、徐向前著作该文的背景及其行文风格、特点很不相同，但表述内容大致相同，是殊途同归的。毛泽东这篇文章是针对红4军前期存在和面临的问题基础上，有破有力。行文风格也体现了典型的毛派风格，对问题的论述，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并有比较强的思辩色彩。卾豫边的问题，没有井冈山那样复杂严重。文章的叙述也体现了典型的徐派风格，在平和条理的叙述中，清晰明了地阐述一个观点，一个问题。
当然，这两篇文章也有些不同之处。毛泽东的文章主要侧重于党自身建设，徐向前的文章在于党对军队的建设。这与两人的经历和背景有关。毛泽东是党的一大代表，中共创始人之一，而徐向前是黄埔军校出身的军人。在哪个时代，党的建设也主要是党对军队的建设。所以他们的内容是相通相近的。
80年代初期，我国军史专家曾经到卾豫边实地考察，对胡子石会议及其《军事问题决议案》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红四方面军的成长壮大，也正是践行《军事问题决议案》的产物。
蒋先云以深入推行《军事问题决议案》为契机，彻底禁止了红四方面军内部残存的随意打人现象。历史上由于受军阀作风影响，红四方面军内部打骂行为比较普遍，而且严重地长期的存在着。陈昌浩就曾用马鞭抽打倪志亮，跟余天云（红30军军长）一道的警卫员、通讯员没有挨过他打的很少，一个通讯队100余人，全部被他打过，还有挨几次打的。何畏（红9军军长）要一个连指导员的表，这个指导员不愿给他，何畏当时不但是打，而且他还把这个指导员杀掉了！现在经过曾中生、刘士奇等一段时间的狠抓纠风，终于禁绝了这股歪风。
通过彭杨军事学校的培训，推动部队的正规化建设。红四方面军的团级以上干部均要到军校进行轮训，刘伯承亲自授课。
刘伯承参照苏联军队的体制，将正规化的参谋系统带入了红军；他学习外国军事家的先进理念，并融入到战争指挥艺术中。他翻译苏联军事著作，首先是把原文吃透，再根据中国人的阅读习惯重新写出来。好些军事术语还是刘伯承创造的：像“混成旅”，当时有人按外文字面的意思直译为“杂种旅”，而刘伯承翻译成“混成旅”；最著名的是“游击战”，这词据说来源于西班牙语，外国人把游击战叫“黑猩猩战”，因为在丛林中作战，作战方式就像黑猩猩，讲究快速突然的袭击。是刘伯承将“黑猩猩战”翻译为“游击战”。另外还有“司令员”、“炊事员”等等。
七里坪彭杨军事学校操场的北面，耸立一棵千年古槐，峻拔雄挺，枝叶繁茂，犹如国画大师以云空作宣纸，劲笔怒挥而成的一幅奇特的画。英雄巾式的巨型冠盖之下，密织的浓荫大如篮球场，真可称之为俯瞰人世沧桑的万木之王。这是军校召开团以上干部大会的会场。
一位身材魁梧的首长，戴着黑框眼镜，戎装肃整，走到树下，一望而知正是鄂豫皖军事委员会主席刘伯承。紧跟他身后的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曾中生，参谋长蔡申熙，参谋处主任段德昌，特派员蒋先云，最后是参谋警卫人员。首长们来到古槐阴下一个大石碾盘边，碾盘边摆了几条板凳，权作开会的主席台。蒋先云心中涌起一种激情：眼前这棵万木之王的威严，似乎大为减色，这是树有自谦之灵呢，还是人有移情之感？
刘伯承立在碾盘前，环顾会场，问身边的军校校长蔡申熙：
“准备好了吗？”
“好了。人也到齐了。开吧？”
刘伯承点点头。蔡申熙一声令下，全场的干部齐集到碾盘前，立正受命。
刘伯承喊声“稍息”，接着讲道：
“两个学生谈读书，两个屠夫谈杀猪。今天，我给你们谈练兵，谈整军。我们练兵，不光是练战士和下级干部，而是要全军上下一齐练。我们不能要‘军人其表，书生其里，毛色甚美，捕鼠无能’的那种军人。整军，首先要把各级领导干部身上不适应革命战争的思想作风端正过来。”
刘伯承不抽烟，而爱喝茶。可是在战争中他一直喝的是白开水。警卫员担来两桶开水，搁在碾盘边，用带伤疤的搪瓷口杯舀个满杯放在碾盘上，刘伯承一手捂着杯子，待水温降到适度时，才端起来一饮而尽。接着，一口气讲50分钟，再饮一杯，又讲50分钟……
“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