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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节

新中华之抗日铁军-第2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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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的国民政府变换如下:孙科接替陈铭枢担任行政院长后,入不敷出,蒋介石指使何应钦三天两头向孙科要钱,孙科一筹莫展。外交问题上更令孙科头疼,前任外交部长顾维钧引退后,孙科以陈友仁继任。陈主张对日强硬,但立即遭到在奉化的蒋介石的责难,认为是“隔阂国情,徒为孤注一掷”,声明“对日宣战,三天可以亡国”。陈友仁一气之下,愤然辞职。蒋介石又指使何应钦有意向日舰挑衅,引起日舰几乎炮击南京,孙科吓得六神无主,赌气自行前往上海,不干了。这时蒋介石来到了杭州,加紧拉拢汪精卫,并派飞机去沪接孙科来杭。孙科即与何应钦、吴铁城同往杭州。1月18日,蒋介石在杭州西湖风景幽静的烟霞洞举行宴会,汪精卫、孙科、张继、张静江等均在座。蒋介石对汪、孙表示:“余不入京,则政府必贸然与日绝交,绝无通盘计划,妄逞一时血气,孤注一掷,国必亡灭。故余不顾一切,决计入京,以助林主席挽救危机,本我良心,尽我天职而已。”烟霞洞会议否定了陈友仁对日绝交的外交方针,成立了以亲日派蒋作宾为首的外交委员会;同意了孙科辞职,商定由汪精卫出场组织行政院。1月23日,赶抵南京的蒋、汪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孙科以自动让位姿态宣布辞职。28日,由蒋介石主持召开了临时中央政治会议,会上批准孙科辞呈,同时改组南京政府。新内阁由汪精卫任行政院长,宋子文为副院长。

    在孙科内阁垮台的同时,被迫辞去外交部长的陈友仁满腔悲愤地说:“余敢正告国人,蒋氏对日的消极政策,必导致日军的得寸进尺。”陈友仁一语言中,1月28日,日军在上海动武,蒋介石和汪精卫赶紧把国民政府的首都由南京移到洛阳。汪精卫为了实现他同蒋介石的协议,在洛阳主持召开了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决议成立军事委员会,提议由蒋介石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此议一出,众人反对,一说蒋介石独裁,二说蒋介石不抗日,三说蒋介石是阴谋家。汪精卫却一定要蒋介石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从而“主军”,他知道不办到这一点,他自己“主政”就一定主不成。结果,就在会上强迫通过蒋介石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总参谋长。蒋介石遂发表就职视事通电全国,说:“国难至此,遑计短出;许身革命,义不容辞,进退去留,一惟党国之命是从,始终生死,无敢或苟。”这样,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后几十天,就又重新上台,职位从“蒋主席”变成了“蒋委员长”,全国军权完全操于股掌之中。一切如他设计的一样:以退为进,收服了汪精卫,逼走了胡汉民,玩弄了孙科,自己掌握了更大的权势。

    日本帝国主义的一系列挑衅行为,激起上海军民的强烈义愤,强烈要求政府当局进行正当自卫,回击外敌进犯。1月23日,我被通知到上海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开会。

    与会的是十九路军驻上海部队营长以上军官。蔡廷锴首先在会议上作了慷慨激昂的讲话:“日本人这几天处处都在向我们寻衅,处处都在压迫我们,商店被其捣毁,人民被其侮辱,并加派兵船及飞机母舰来沪,大有占据上海的企图。我最近同戴司令一再商量,觉得实在忍不下去下了决心,就是决心去死。”

    淞沪警备司令戴戟亦在会上作了战地动员,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败何足计,生死何足论。只有尽我辈军人守土御侮的天职,与倭奴一决死战。”

    作为十九路军总指挥的蒋光鼐抱病出席并讲话,他激励说:“我们明知物质上不是日寇的对手,但有万众一心的精诚,就可以打开一条必胜之路。何况我们还有3万人,就真不能挽救中国吗?下面,请叶参谋长作具体布置。”

    会议期间,传来日本海军又有6艘军舰、数千陆战队抵达上海的情报。由于我的判断完全应验,各级军官均无比敬服,我之威望空前提高,这对我今后指挥作战是很有利的。

    我当下布置:“我军以守卫国土,克尽军人天职之目的,应严密戒备。如日本军队确实向我驻地部队攻击时,应以全力扑灭之。78师第156旅担任京沪铁路以北至吴淞、宝山之线,扼要占领阵地。第155旅担任京沪铁道线(包括铁道)以南至虹桥、漕河泾之线,扼要占领阵地。吴淞要塞司令率原有部队固守该要塞,并且与附近要塞之友军,确取联络。铁道炮队及北站之宪兵营归78师第6团团长张君嵩指挥。丹阳第60师黄茂权团,限明日开至南翔附近待命外,其余沈光汉师、毛维寿师为总预备队,在原地候命。各区警察及保卫团受各该地军队高级指挥官指挥。十九路军总指挥部移驻真茹。警备司令部仍暂驻龙华。”

    与会全体军官一致表示死守上海、矢志不渝!

    会后,蔡廷锴电呈国民党政府,表明十九路军抗战决心:“职等为国家人格计,如该寇来犯,决在上海附近抵抗,即使牺牲全军,亦非所顾!”

    同时,十九路军指挥部发出《告十九路军全体官兵同志书》,揭露日本人“兽性鬼态”已全然暴露的事实,为避免“惶惶五千余年之华胄,将沦为奴隶牛马万劫不复之惨境,”“子子孙孙千秋万岁,都要骂我们为欺世盗名、亡国灭种不中用的东西”,发出“是而可忍,孰不可忍”,“我不自救,谁敢救我”的声明。28日,蒋、蔡、戴又联名发表了《敬告淞沪民众书》,历数日本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种种侵略罪行和准备进攻上海的情况,表示“宁为玉碎而荣死,不为瓦全而偷生”,并提出了军民合作、共同抗日的7项措施。就这样,十九路军全军气焰冲天,有了充分决心,准备随时迎击来犯的敌寇。

    1月27日清晨,我接到命令,立即到上海法租界金菊村的蔡公馆去。我心知肚明将有何事发生。在蔡公馆顶层平台上,蔡廷锴对我说:“希夷,上海市商会主席王晓籁以及杜月笙就要前来拜访,我找你商量,看他们想干什么。”

    “在商言商。他们两人在上海有巨大的商业利益,自是希望十九路军退出上海,息事宁人。”

    “哼,问题是日本人肯息事宁人吗?我必当面痛斥。”

    “没有必要,他们两人在台前,幕后自然另有其人。”

    “谁?”

    “张静江。他们两人说不动你,张就会出面。”

    不出所料,王晓籁以及杜月笙一见到蔡廷锴,就说了一番冠冕堂皇的话:“希望贵军长体念政府的苦心,遵命撤退上海驻军,以求息事宁人,保存上海数百万人的生命财产,同人将无限钦佩。并代表上海民众慰谢”等等。

    蔡廷锴将两人赶走后,张静江果然按捺不住,亲自把蔡廷锴找去说:“十九路军素来军纪严明,革命战争有功。上海日军处处挑衅,如果不善于应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望你体念中央的意旨,最好撤到后方南翔一带,以免与日军冲突。上海华洋杂处,繁华之区,如果战端一开,损失极大。倘能撤退,我可报告蒋总司令。”杜月笙和史量才也从旁相劝。蔡廷锴坚决答道:“上海是我国领土,十九路军是中国军队,有权驻兵上海,与日本帝国主义毫无关系。万一日军胆敢来犯,我军守土有责,决定迎头痛击,张先生也是中国人,应接纳我的意见,向蒋总司令报告。”张静江听罢,面红耳赤,无法下台。杜、史二人从中缓和,史量才说张先生和蔡先生双方都是爱国,只是方式不同云云。因此不欢而散。张静江的行动,显然是蒋介石所授意的。

    1月27日夜,军政部长何应钦和参谋总长朱培德给蔡廷锴连发3次急电,谓:“着该军忍辱求全,避免冲突,万勿妄动,以免妨碍国防大计。”蒋介石又密令宪兵第6团于1月28日赶到上海,从北站下车,准备接替十九路军闸北的防务。

    蔡廷锴又把我找去:“军政部、参谋总部一晚3道催命金牌,又派宪兵团接防,我们怎么办?”

    “军长有何意图?”

    “我当然准备‘顶硬上’(广东话,硬顶之意),拒不交防。”

    “这样一来蒋介石、何应钦就有了你违抗军令的口实。虽然现在他们不能拿我们怎样,但以后必将制造更多的麻烦。”

    “那依你之见当如何处置?”

    “他有金牌,我有拖刀计。”

    “拖刀计?又能拖到几时?”

    “就在今晚。”

    蔡廷锴吃了一惊:“何以见得?”

    “军长,你注意到日本已发出最后通牒吗?今晚就是最后期限。”

    “上海市府秘书长俞鸿钧不是已承诺接受日本提出的全部无理要求吗?那仗怎么会今晚就打起来?”

    “日本政府的通牒接受了,日本军方还会继续提出无理要求,并在我方答复前动手。”我想起,日本偷袭珍珠港前就是这样做的。

    “那我们就要立即准备了!但这接防又如何处置?”

    “何应钦限制下午6时交代完毕。我们就答复何应钦,判断今晚日寇就将动手,如果交防宪兵不熟悉阵地,将吃大亏。十九路军同意交防,但要到明天清晨。今夜日寇来犯即行抵抗,如今夜无情况,明日上午准时交防。这样可对付过去,不算完全违背军令。”

    “那好,就这样办。希夷,今晚真的打起来,你将作何谋划?”

    “闸北前线已经布置好了。如果开战,我希望任命我为前敌总指挥,前往一线直接指挥战斗。”

    现在十九路军总指挥将光鼐患病,蔡廷锴需统筹京沪一线之军事全局,故我去闸北前线最合适。蔡廷锴爽快地同意了。我按捺住内心的激动:四年了!自广州起义以来四年了,我终于可以重返熟悉的疆场!日本鬼子,你就等着领教抗日铁军的厉害吧!

    28日晚发生的事果如我所料。上海市府的接受日方最后通牒的复文是28日下午1时45分送给日本驻沪领事馆的。日本得寸进尺,当晚8时30分,日方即以海军第一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少将的名义发出所谓“公告”,提出更为无理的要求:“帝国海军为了维护闸北一带的治安,预定配备兵力,希望撤退该地的中国军队及拆除敌对设施”,同时“命令上海特别陆战队准备配备警戒”,“命令由在泊舰只编成的第1陆战队(乘员的30%)登陆”。日本送出该公告时又故意拖延送达,直到当日晚11时25分上海市政府才收到日军的通牒,而日军于5分钟后,即深夜11时30分就开始向闸北的中国军队发起了进攻:日军陆战队一小队由便衣队带领,强占与日军陆战队司令部紧靠、属中国军队防区的闸北天通庵车站,并以此为据点,向十九路军发动袭击。

    “一_二八”淞沪抗战就此爆发了!

正文 第六章:闸北巷战(1)

    “经一星期激战,十九路军78师各部在闸北宝山路、天通庵路、江湾路、北四川路一带均击退了日本海军陆战队的进攻。2月5日深夜,前线归于沉寂,青云路一带尤其安静。但我知道,再过1个小时,日军将在这里发动联队级规模的最后总攻,对我防线进行突贯。而我,已经布下死亡陷阱,将要指挥一场震惊世界的大捷……”

    ——摘自叶挺:《一个军人的报告》。

    1月28日晚,与先云预料的一模一样。这天深夜,我站在前敌指挥部所在的商务印书馆大楼顶上,用望远镜观看着宝山路上一小队日军步步逼进十九路军防线。

    冬日寒冷的夜风掠过我消瘦而发烫的面颊,使我时时保持着清醒。当这一刻真的来到时,我竟是这样的激动,激动得内心甚至震颤。十年血火刀枪里滚出来了,但我从未为一次即将到来的战斗像今天这样激动过、骄傲过、自豪过。

    因为,这是抗日战争!

    “不负民族、国家,不辱列祖列宗,这种战争让我做鬼亦无怨!”我畅快地感叹道。

    道路开阔的京沪路肯定是日军进攻的重点。78师第156旅6团在这里构筑了3条街垒防线,配备了轻机枪火力点。156旅的旅长翁照垣是广东潮州人,有着潮州硬汉的精神,是著名的抗日将领,我将尽量提携他,作为我革命大业的心腹。

    日军短促而密集的炮火倾斜在我军阵地上。这是日军的92式步兵炮开火了。日本海军陆战队以轻装备为主,不象陆军野战部队有压制重炮,最大口径的就是直瞄射击支援步兵的75毫米步兵炮。让它尽量开火吧。京沪路一带尽为钢筋混凝土大楼,周围制高点的我军炮火观察员正紧张地测量其大致方位。

    日军小队逐渐逼进后,突然一声发喊,收拢队形进行密集冲击。根据先云描述,二战中日军惯以密集队形冲击,即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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