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华之抗日铁军-第107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名学员满脸羞色，难过地说：“报告教育长，我叫林彪，刚才吃不消了。”
“停止跑步！便步走！”邓演达告诉值星官：“跑步要兼顾学员体力，逐渐增加路程，不可硬来。体弱多病者应视情况分别对待。”
黄埔军校的早跑，既是一种纪律的约束，又是锻炼身体的好方法。日积月累，持之以恒，以后林彪也逐渐适应了这种马拉松式的早跑，体质渐渐增强。到后来，身体虽然仍旧那样瘦削，但已经炼成了一副经得起摸爬滚打的筋骨。由于邓演达的这次关怀，使黄埔四期生林彪对邓演达终生感激。
邓演达每周还对学生做一次国内外形势报告，讲解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进行爱国主义和纪律教育，反对封建主义，抨击旧军队的腐化，宣传重视农民力量和解决土地问题。邓演达军容威武，昂首挺胸，脚步坚定有力。他的高尚品德，渊博学识，英武从容的风度，龙马不羁的精神，赢得了学生的尊敬和爱戴，甚至把邓演达的举止当作规范来模仿，被称为“邓演达式”的学生。
北伐战争开始，邓演达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在他周围，聚集了不少共产党员和革命左派人士，如恽代英任秘书长，郭沫若任宣传科长。国民革命军8个军中，除第1、5军外，全部由共产党员任党代表或政治部主任，各师团政工人员也多由共产党员担任。
邓演达支持农民运动。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湖南农民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下迅猛发展。邓演达十分重视和支持农民运动：以党中央农民委员会名义发表《对农民问题宣言》；担任农民部部长；与毛泽东、谭平山等人成立土地委员会；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自兼所长，邀毛泽东为副所长。在湖北省农民代表大会上，旗帜鲜明地宣讲农民运动的重要意义，驳斥“糟得很”、“痞子运动”等攻击农民运动的论调。毛泽东同志盛赞邓演达在农民运动方面同他的合作。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4月18日在南京另组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邓演达积极投入讨蒋斗争，由此愈加遭到蒋介石的忌恨，多次在公开场合诬陷邓演达煽动暴乱，下令通缉。邓鉴于革命形势急剧逆转，而自己虽弹精竭虑也无法挽救革命的失败，于是决定从武汉出走，转道陕西潼关，抵达莫斯科。邓演达到达莫斯科后，受到共产国际的热情接待，11月他与已在那里的宋庆龄、陈友仁等商量，决定成立一个临时性的革命领导机关——临时行动委员会，由邓演达起草《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即莫斯科宣言），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3人署名，表示要在孙中山革命精神领导下，“为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完全实现”而斗争，痛斥蒋、汪是旧势力的化身、军阀的工具、人民的公敌。
在国内革命同志的一再敦促下，邓演达决定回国开展革命活动。1930年春，邓演达从欧洲回到上海。当时，一个由谭平山等人所组织的中华革命党，人员主要是前总政治部人员，在国内已存在了两年。1930年8月，该党召开会议，正式命名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选举邓演达为总干事。会议还通过了邓起草的《政治主张》，随后在14个省市建立了组织，开展活动。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政治主张，主要矛头指向蒋介石的独裁令制反动统治，愿意在特定条件下与共产党合作，企图建立第三种势力，走第三条道路。因此，当时很多人将其称为“第三党”（这个组织于1947年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为新中国建国后八大民主党派之一）。一些外国人也用最高级的赞美词赞扬邓演达，说“他这位革命伟人象美国华盛顿、法国拿破仑，是中国空前绝后的人物。”
邓演达不仅在政治上积极进行反蒋宣传，还积极准备军事倒蒋。他在国民党军队中广泛开展联络和策反工作，如对江西的陈诚、陈铭枢，陕西的杨虎城、邓宝珊，山西的冯玉祥、阎锡山，河南的郜子举、张轸，四川的孙震、邓锡侯，武汉的胡伯翰，福建的卢兴邦等，都以反蒋为基础建立了不同程度的联系，邓宝珊等还参加了第三党。
当邓演达回到上海时，黄埔军校的一些毕业生如胡宗南、李延年等就秘密到上海和邓见面；陈诚也秘访过上海。为了将一些黄埔学生团结在自己周围，邓演达发起成立黄埔革命同学会，作为建立平民武装的骨干。这个革命同学会在18个省市建立了分会或支部，从国民党军队中吸收和联系了黄埔学生近6000人，其中的骨干分子和部分会员参加了第三党。陈诚也参加了第三党，是国军中著名的“第三党分子”。陈诚投奔粤军时，就是投奔邓演达，以后又随邓进入黄埔军校，陈诚和邓演达有着非同寻常的私人关系。从陈诚的思想和作风看，是属于励精图治，对国家、对民族都要有所贡献的一类，这一点他也更接近邓演达。1930年邓演达回国后，忙着在上海组织第三党，经费无着，陈诚到上海看望邓演达时，仍表示支持邓的政治主张，愿从18军11师公积金内，为邓提供活动费用。陈还请邓派人到18军中工作，18军的一些军官，除陈诚而外，如主力11师的师长萧乾等对邓演达也相当尊重。
邓演达特别重视军事工作，强调“军事第一”，把武装斗争看作是夺取政权的根本手段。反蒋各派势力都跃跃欲试，冯玉祥、杨虎城等均派人秘密与邓演达联系，希望他率先发难。为此，邓演达专门讨论制定了以江西为中心，武汉、陕西、四川、河南、山西、福建等省所有建立联系的军队一齐响应的武装起义计划，以推翻蒋介石的统治。
邓演达对他在粤军中的号召力颇具信心，认为粤军主要将领和他都很有渊源，因此只要他义旗一举，粤军将领必然响应。按照邓演达和陈铭枢商定的计划，由“陈铭枢到江西吉安指挥十九路军停止对红军的‘围剿’，将部队从吉安经泰和趋赣州入广东，树起停止内战、反蒋的旗号，与广东部队联合，在南方建立反蒋基地”。由“邓演达去江西陈诚第18军驻地临川、清江一带指挥起义，起义后首先攻取南昌”。“与此同时，武汉、西安、华北方面的杨虎城、冯玉祥等人的部队一齐响应，迫使蒋介石下台，推翻南京的统治。”
邓演达的军事策动全盘计划被蒋介石发觉后，蒋介石下令悬赏追捕邓演达，他本人并于8月中旬由江西来到上海，亲自坐镇指挥追捕邓演达。邓演达为了准备武装起义，专门办了干部训练班。1931年8月17日，干部训练班结业，邓演达在即将赴陈诚18军驻地指挥起义前夕，到结业式上讲国内外形势，为叛徒陈敬斋告密。淞沪警备司令部伙同租界巡捕房暗探冲进课堂，当即逮捕了邓演达等20余人，夜间又查抄了“黄埔革命同学会”，抓走了该会负责人10余人。
蒋介石此时也并未下定决心要杀邓演达，认为他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蒋对邓的看法是：“杀之可惜，纵之可畏。”所以此时蒋要求邓演达，最好是能合作，如果不能合作，也不要在这四面楚歌的情况下反对他。邓演达刚被押到南京，陈立夫就按蒋介石的意思派人劝邓说：“你不是主张中国革命要中国人自己来干吗？何不帮助委员长削平内乱，然后从事建设，再行抗日呢？如果同意，可先去南昌暂住，或在南京襄助军政大计。”邓严厉斥责：“蒋行个人独裁，完全背叛了孙中山主义，叛离了革命！”他闸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之后说：“共产党是政治问题，不可能凭武力解决。”“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又派人向邓转达他的意思，企图说服邓演达。说：现在日寇深入，大敌当前，我们之间理应捐弃前嫌，共赴国难。并提出要邓公开声明取消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任命邓为“剿匪’副总司令。邓愤然斥责说：“政治斗争是为国为民，绝无个人私利存乎其间。我的政治主张决不变更，个人更不苟且求活。”蒋介石亲去见邓演达三次，每次去时，不许其他任何人接近。最后一次是11月20日，蒋对邓说：“择生，别人反对我，还有可说，你我是多年朋友，有什么不可以讲清楚的呢？你应该同我合作呀！”邓演达答复得很干脆：“只要你听取我的意见，不违背总理的意志行事，我当然可以同你合作，并且能合作得很好。”两人争论一阵后，谈不下去了。蒋匆匆走了出来，满脸阴沉而铁青。最后，蒋介石又命陈立夫派邓的朋友李熙元见邓，只要求在蒋介石下野以后，邓演达不写反蒋文章，邓即可获释。邓演达断然拒绝。
这时，何应钦、何键、何成浚等人都致电蒋介石，要求杀邓演达。戴季陶也向蒋介石说：“今天可怕的敌人，不是汪精卫、陈济棠，真正能动摇政府根基，分散黄埔力量的，只有邓演达一人。”戴季陶的话正中要害。这样，蒋介石终于起了杀机。
（历史上的1931年11月29日夜，蒋派其卫队长王世和带领几名卫士秘密将邓演达押至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处决。邓演达被害的消息于12月初透露出来，宋庆龄从上海赶至南京质询蒋介石才得到证实。宋庆龄当即勃然大怒，把茶几掀翻，蒋介石窘迫地躲上了楼。经多方查找，才在沙子岗荒野上找到被特务草草掩埋的邓之遗体，由陈铭枢在遇难处附近的小营岗修坟树碑，上书“故友邓择生先生之墓”。全国解放后，人民政府判叛徒陈敬斋死刑，1957年将烈士遗骸迁葬于中山陵左侧，与廖仲恺墓左右并立；重修陵墓，树立何香凝题写的“邓演达烈士之墓”的石碑。毛泽东曾把邓演达与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和著名共产党人瞿秋白、方志敏及著名爱国志士杨虎城、闻一多等一同论列，称赞他们“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现在由于蒋先云的到来，历史就此拐弯！就在1931年11月初，蒋先云和叶挺从德国回到上海，叶挺即在陈铭枢的帮助下，开始积极营救邓演达的工作。叶挺与邓演达同为北伐挚友，更兼惠阳淡水同乡，关系比他人更深一层。叶挺亲自修书一封，托人送入关押邓的南京陆军监狱（当时监狱的看守为邓演达感化，为其传递消息，并暗示可以配钥匙助邓演达逃走，邓演达为不连累他人而未同意），信中阐明了蒋先云对中国未来局势的判断，称两年之内国内局势将有大变化，中国共产党将转向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拥护国民党、蒋介石为抗战领袖；而叶挺也会夺回广东，联合两广逼蒋抗日，全国四分五裂的局势有望一统，凝聚中华民族的精英和精华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殊死抗争，且能得到大国苏联的援助，抗日大业可期。叶挺信中劝邓演达，只要蒋介石停止内战，领导起中国的抗战事业，邓演达就可从“反蒋抗日”变为“逼蒋抗日”，至不济也可出国留洋考察，以观后效，如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能建立，蒋介石坚持内战，那时邓演达再出山反蒋不迟，而十九路军和两广将起而响应，那时胜算更大。
叶挺的书信分析透彻，鞭辟入里，邓演达阅后终被说服。就在1931年11月20日蒋介石最后一次见邓演达时，邓演达表示只要蒋介石能停止内战，领导起全民抗战，他愿不再反蒋，且解散“黄埔革命同学会”，并拥蒋抗日。蒋介石这次来与邓演达谈话，已抱定最后的底线，只要求在蒋介石下野期间，邓演达不写反蒋文章即可获释，哪知邓演达态度突然转变，且表示可解散他最忌惮的“黄埔革命同学会”，还暗示可拥蒋再次出山，不禁大喜过望，终于在下野前下令释放邓演达，送其“出洋考察”。就这样，邓演达在生死边缘被拉了回来。
邓演达出洋后，先后赴欧洲英、法、德等国游历考察。直到十九路军重返广东，邓演达在李济深、陈铭枢等老友盛情邀请下，决定回国共商抗日大计。
李宗仁、张发奎等见到“神秘人物”是邓演达，才明白为什么说只有此人才大事可成。要知道邓演达的“黄埔革命同学会”有6000多人，包括了黄埔系大部分精英和骨干，其中有陈诚等高级将领，还与冯玉祥、杨虎城等地方实力派密切联络，确实有左右风云的能力。要知道蒋介石以黄埔系军人为骨干，而能在中央军系统中与蒋介石抗衡的，也只有邓演达一人了。
白崇禧最重兵权，于是问道：“择公，闻说你被捕前，准备前往江西发动陈诚的18军举义，不知当时有几成把握？”
“九成。”
“哦？”
邓演达解释说：“陈诚也忠于蒋介石，我并不认为陈诚会带18军随我起兵。我是亲自到江西的18军驻地，强制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