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47-罗马有多远 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第4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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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年之间中东与东亚之间存在联系，但人数及速度将会相当稀薄，可从今天来看由于长时间积累，这个传播的数量总和还是很惊人的。比如2000年的时间无论怎样稀少的传播最终都会显得相当充沛，实际上我一直在强调传播的可能时都是以压缩的眼光来看问题的。还有另外一个可能，中间出现过一个较为强劲的中转站，他们把文字符号分别传播到东亚与中东地区，这就使得传播更加频繁、容易。这些人的身份很可能是商人，地理中转的位置最大可能是印度或者其附近地区。从印度到中国西南地区很容易。汉武帝已经知道有一条蜀道通向印度与阿富汗地区，但中原的人却不知道怎么行走。这种信息的闭塞实际上还影响到今天的历史研究，许多秘密不为众人所知。从中国西南地区来人可以顺江河到达浙江以及山东，河姆渡以及良渚、大汶口、甚至渤海湾以北的红山文化都可以考虑与这条线路之间的水上联系。
网友荣松认为，希伯来人的起源很可能不在两河流域，而“在印度河流域、甚至克什米尔。犹太人要迁移到‘应许之地’，是因为被流放”。他一直在潜心研究伊朗与中国古代神话的对比，曾经在伊朗留学。但他对我的“同源”说持保留态度。我对他这个意见非常感兴趣，我认为他的这个假设并非没有可能。假如可以证明希伯来人的发源地不在中东而在印度附近，那么对于解释早期文字符号的东西方传播就更方便了。比如这批人可以立于中国与中东之间左右逢源，由他们传播文明到东亚就更为方便可行了。或许印度河上的哈拉巴文明正是希伯来人祖先的遗泽。当然这只是一个猜想，期待荣松的进一步研究探索①。这样的猜想也更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希伯来人熟悉并喜欢到东方去。
《罗马有多远》 第四部分伊特鲁里亚人与腓尼基人（2）
伊特鲁里亚人与腓尼基人
伊特鲁里亚人是《难以置信》这本书的一个讨论重点。我的观点是，伊特鲁里亚人与中国沿海，尤其是山东一带的龙山文化有同源的可能，但其根源在哪里尚不清楚，当然他们发达时间不一也是个问题。我也怀疑伊特鲁里亚人与腓尼基人有历史渊源。遗憾的是，无论是腓尼基人还是伊特鲁里亚人，都属模糊不清的历史文化现象，至今学术界亦无定论。或许某些西方的死结只能等待东方考古去最终解开。
布氏把焚化尸体实行瓮葬看做是印欧人的一个特征（143页）①。有此习俗的民族于公元前12世纪征服了中欧与意大利原住民。但他们之前的原住民依然有可能是另外一群印欧人。这些人还到达了英国与当地人获得融合。有关这些印欧人的移民倾向，“被我们称做侵略的人口爆炸，首先于公元前约2000年出现在高加索和匈牙利的黑海海域；第二次是在公元前1500…前1000年，始于匈牙利和波希米亚；最后一次则是公元前600年以后，克里特人从莱茵河和高卢开始的探险。爆炸的中心就这样缓慢地自东向西逐步转移”（145页）。又是与中国文明开端的夏朝同时开始的一个公元前2000年的浪潮！实际上布氏在这里想提醒我们的是，意大利北部的伊特鲁里亚人最初与这一移民波浪潮有关。
在一座公元前700年的伊特鲁里亚人坟墓中出土了一块象牙板，那上面发现了腓尼基文字（148页）。这多少说明了来源不明的伊特鲁里亚人与腓尼基文化起码是有密切关联的，假如还不能说他们就是同一个族群的话。
关于腓尼基文字这个线形文字的起源，作者认为可能起源于“公元前2000年在西奈半岛的埃及绿松石矿场工作的闪米特工人们使用的文字—— 一半为（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另一半为字母文字”。假如这真的是事实的话，我要指出中国的玉文化与这些与石头为伍的工人之间或许另有牵连；另外中国人对绿松石的喜爱似乎也正是从夏开始的，目前的考古在二里头文化里即有绿松石的发现。这一文化至今残存于中国的藏区，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在腓尼基文字出现之前很早中国地区就已经出现了一些符号，他们与中东初期的符号是非常接近的（请参见拙作《难以置信》一书最后一章），时间可以追溯到六七千年前。我甚至猜想最初的文字符号有可能是从东亚流传到西方的，但是在大约4000年前由于中东的文明快速成熟可能促进了文字系统在中东的成型，最后他们又以变换了的面目回到东方。假如说在公元前3000…前5000年之间中东与东亚之间存在联系，但人数及速度将会相当稀薄，可从今天来看由于长时间积累，这个传播的数量总和还是很惊人的。比如2000年的时间无论怎样稀少的传播最终都会显得相当充沛，实际上我一直在强调传播的可能时都是以压缩的眼光来看问题的。还有另外一个可能，中间出现过一个较为强劲的中转站，他们把文字符号分别传播到东亚与中东地区，这就使得传播更加频繁、容易。这些人的身份很可能是商人，地理中转的位置最大可能是印度或者其附近地区。从印度到中国西南地区很容易。汉武帝已经知道有一条蜀道通向印度与阿富汗地区，但中原的人却不知道怎么行走。这种信息的闭塞实际上还影响到今天的历史研究，许多秘密不为众人所知。从中国西南地区来人可以顺江河到达浙江以及山东，河姆渡以及良渚、大汶口、甚至渤海湾以北的红山文化都可以考虑与这条线路之间的水上联系。
网友荣松认为，希伯来人的起源很可能不在两河流域，而“在印度河流域、甚至克什米尔。犹太人要迁移到‘应许之地’，是因为被流放”。他一直在潜心研究伊朗与中国古代神话的对比，曾经在伊朗留学。但他对我的“同源”说持保留态度。我对他这个意见非常感兴趣，我认为他的这个假设并非没有可能。假如可以证明希伯来人的发源地不在中东而在印度附近，那么对于解释早期文字符号的东西方传播就更方便了。比如这批人可以立于中国与中东之间左右逢源，由他们传播文明到东亚就更为方便可行了。或许印度河上的哈拉巴文明正是希伯来人祖先的遗泽。当然这只是一个猜想，期待荣松的进一步研究探索①。这样的猜想也更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希伯来人熟悉并喜欢到东方去。
《罗马有多远》 第四部分地中海的政权与宗教
地中海的政权与宗教
亚里斯多德提供了一个布匿人（即腓尼基人）政权结构图，可以作为中国商朝政权结构的一个参考：“曾经国王统治的迦太基采纳了贵族政府。经全民公选从大户家族中每年选出两位最高执政官（最接近词源的词义为法官），以及参议院议员和对有效政府负责的各种委员会：这是一种尚未定型的威尼斯做法，104人的议会与10人议会同样令人生畏。”他们“拥有寺庙、牺牲场（tophet）、狭窄的街道和高层房屋，几乎和所有的腓尼基城市相差无几”（168页）。
迦太基人或许还派生出类似腓尼基文化的宗教与神明。假如腓尼基人确实在中国开辟殖民地，那么一定会留下他们神明的痕迹，但变异也是可以想象的。
我特别对“腓尼基万神殿”发生了兴趣，它让人很容易想起中国的道教格局①：“腓尼基万神殿由三神组合操控，而三位神明的名字则因城市而异，其中包括众神之王、象征旺盛生育能力的母神以及一位年轻的神明……在西顿，三神一体是由巴力、阿斯塔特和埃斯代姆组合而成的；而在比布鲁斯，三神组合为厄勒、巴丽（巴力的女性）和（美男子）阿多尼斯。”
中国每个传统的城镇里一定有一座“三神庙”（有的称呼为“山神庙”），实际上有可能与中国道观里一般置“三神”有很大的关系。中国道观里一般总是供奉“三神”，可谓“三神一体”的集中体现。“三神”之中无论怎样不同，其中总会有一位女人，这就是王母娘娘，其他两位多为玉皇大帝等人。就神明数目与性别比例，腓尼基人与中国人以及迦太基人丝毫不差。当然，这个根源也可以追溯到美索不达米亚去。但无论如何，这个“三神”都体现了明显的东西方交流痕迹。
迦太基的女神最后转化为一个很著名的女神：坦尼特。这个女神似乎来自中东美索不达米亚的阿斯塔特或伊什塔尔姐妹母神。“自公元前5世纪起，（坦尼特）女神统治一切。”在道教里尽管身为女性王母娘娘却位尊第一，这在中国的神话故事里比较清晰，但在中国礼教保守作风下似乎并没有明确王母的真正尊贵地位。坦尼特女神的象征为“三角形上方一个圆盘”，作者还提到巴力神的象征可能是“新月形和日轮结合在一起”，而这些形象从中国山东的大汶口文化到西藏以及蒙古地区，都能发现这些迦太基或巴力神的象征②，这似乎成为一个腓尼基文化传播到东亚的重要象征，当然也不能忽视他们的两河流域根源。
以杀死有名望的人的儿子来进献神明是迦太基人的习俗（171页），它揭示了腓尼基人与希伯来人的渊源关系，我们对于亚伯拉罕祭杀儿子以撒的场面并不陌生。而最终亚伯拉罕用羊来替代牺牲的戏剧性场面提示我们，或许这象征着排斥血腥残暴的“文明”曙光的到来。从《圣经》上看亚伯拉罕已经开始转信上帝耶和华，或许他从残杀儿子为祭品的惨痛中开始反省人类的悲惨命运，致使他开创一个悲悯的一神，从此希伯来人放弃了人性的丑恶习惯，这成为远古时期犹太人与其他民族的一个重大识别符号。
希腊城邦的政治内容同样需要得到关注而与商朝前后的政权得以比较。古希腊占统治地位的贵族阶层是由“富翁”、“精英”、“出身高贵者”和元老等构成。围绕他们的是“不计其数的受保护人、包工工人和处在半奴隶境况中的村民。部族的族长有可能会联合其他部族，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一个集若干地区为一整体的大氏族”。“通常新成立的城邦均有个国王，可是雅典的王权（bsileia）却在其成立不久后被独立大业主们——人称‘小国王’——所解除。……王权的迅速肢解很有利于贵族们。雅典国王的权力最终由9名行政官或执政官所瓜分。他们分别是负责主持祭奠的国王执政官，名年执政官（即以其名为年号的首席执政官），负责领兵打仗的军队司令官，以及6名负责审判的立法官。这个由贵族组成的政府最后建立了一个常设重要机构，这就是原法官们坐台主持的刑事法庭”（205页）。
罗马在公元前5世纪建立的元老院和大贵族家族组成的执政官政府也可以参考。我认为在最初的文明时期，东亚的政权结构与西方有非常接近的可能。真正的中国特色估计是秦汉以后的事情，也所以真正的“中华文明”应该从东周前后算起比较纯粹。
古希腊的“民主”声名远扬。但这个“民主”其实与今天的“民主”有天壤之别，因为它的基础首先就体现了等级：只有部分居民享受公民权，有的人甚至是奴隶。在公元前5世纪，大约31万雅典居民中只有17万人（实际上是他们中的4万人左右）真正享有公民权利。中国“三代”时期尚无迹象表明有类似于古希腊这样的“民主”，但是有研究者认为：起码在秦始皇之前时期越古越“民主”，到了后期的封建时代才变本加厉地专制起来。这个规律令人遐想：到底夏、商时期实行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民主”统治呢？
希腊米利都的科学家与哲学家泰勒斯是个人人皆知的人物，虽然从国籍上他是希腊人，但却长期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旅行。据说他是个腓尼基人。把他作为一个象征或许可以说明，远游旅行的特性是腓尼基人的根本。在2600年前那样的时代，只要想广游其实并非是件难事，只要你可以洒脱地“忘记祖国”就可以达到目的。泰勒斯可谓一个古代文明与民族间自由交流的结果与见证。
作为天文学家泰勒斯有一次只顾仰望天空一不小心掉进了井里。仆人将他拉上来后说：“您只顾仰望天空，怎么不看脚下的土地。”这句话以后成为传世名言。或许在史前研究的领域里存在的两种不同的思维—— 一个是过分大胆猜想，一种是过分小心拘泥，他们都有可能因“仰望”远古的“星空”而掉落深不可测的深井。但过分拘谨的人或许是为了跌落的疼痛预先就把自己安然地放进了井里也未必不是一项退缩的良策。大胆猜想使我时常感受到身居“井”沿的紧张，但更多时候体会到的是一种无拘无束仰望璀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