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三国-第4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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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寿的解释，是既公平而又没有火气的。倘若他仅仅指出这三项诸葛亮未能在军事上达到“龙骧虎视苞括四海”的原因，而不加什么“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的按语，后世大多数的崇拜诸葛亮的人，就不会责备陈寿对“私怨”未能忘怀。因为，既然是对手方“或值人杰”，“众寡不侔，攻守异体”，又找不出王子城父与韩信那样的人作为助手，诸葛亮即使有“奇谋”，也不敢轻试，即使长于“将略”，也难以实施。怎么就可以因他之“连年动众，未能有克”，而说他“短于奇谋与缺乏将略”呢？
打仗的事，胜败不系于一方，而系于双方，单就某一方而论，统帅有将略与奇谋，未必就能够每战必胜；所需要的别的条件，还多得很。陈寿犯了“以成败论英雄”的毛病。况且，诸葛亮并不曾败。他虽则没有来得及拿下长安，却也达成了“以攻为守”的任务，使得蜀汉先后免于被张郃、司马懿占领，以延长了几十年的生存。
诸葛亮“以攻为守”的战略，与现代军事科学中的“攻势防御”的战术，不谋而合。他的“将略”，非同时的若干“人杰”可比。陈寿本人，对军事完全外行，懂不了诸葛亮的将略。
裴松之引了一位“袁子”的话，说诸葛亮用兵“止如山，进退如风”。这一位袁子，生存于诸葛亮死后仅有数十年之时，所听到的“口碑”很多；所说的极可能是事实。
一个带兵的人，能够“止如山”，这已经是了不起了。岳飞也做到了这一点。岳飞使得金兵感觉“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诸葛亮不仅能叫他的部队“止如山”，又能叫他们“进退如风”。这还了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将领实行了闪电战，所用的是飞机、卡车、大炮、坦克。诸葛亮到了第五次与第六次对魏战役，才分别有了木牛与流马。这两种运输工具，依然是倚仗人力，只是略为省力而已，他在头四次的战役中，连木牛流马都没有。他竟然能够把部队运动得“进退如风”！他不是第一流的将才是什么？
《三国演义》的作者把木牛流马描写成自动的、不用人力或兽力的运输工具，使得许多人以为这是神话、造谣，根本不曾有过那么一回事。其实，木牛流马诸葛亮的的确确是发明了的。虽则并非自动的运输工具，而只不过是略省人力的运输工具。
诸葛亮也设计了“八阵图”。可惜，这“八阵图”又被《三国演义》的作者形容成妖气弥漫，以石头代替兵马的迷魂阵，神奇得叫读者难以相信。我在幼年之时，便是不相信有过这八阵图的一人，后来我读唐诗，读到“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这二十个字，才修正我的怀疑。我想，像杜甫那样的道德君子，总不会把“道听途说”作为歌咏的对象吧？又过了若干年，我读的书多了一些，才完全相信诸葛亮确是设计了“八阵图”。不过，杜甫以为刘备在攻打东吴之时，用过这“八阵图”，却有点“未加深考”。
“八阵图”究竟是什么呢？是八个阵势的图，而不是一种兼有所谓生门、死门等等八个门的阵。这一张图，本是一种用以教导高级将领的教材或“教范”，指示了他们以八种基本阵势，与如何于敌军来攻之时，变化这些阵势。
在诸葛亮的时候，两军相遇，不像今天我们之双方猛掘壕沟，蹲在里面，互相密切注意。他们所做的，是赶紧安营扎寨。倘若双方的距离十分相近，他们就立刻“射住阵脚”，不让敌人来得太近（箭的有效射程，最好的也不过是一百步，亦即一百米左右）。
成千上万的兵，不可能挤住在一个营寨之内。一个营有五六百人，也不可能挤在一个帐篷之内。所以，双方的营寨都很多，而每一个营寨之内的帐篷也很多。
如何把若干营寨布置在地势优越的地方，保有水源与后方交通线，而且构成“箭网”，能够于被攻之时互相援救，攻人之时迅速集中，分途前进——这便是一个在当时身为将帅的人所必须具备的“实务”才能。
到了出击或应战之时，汉方于集中以后“摆开阵势”。最简单的是所谓“一字长蛇阵”。这长蛇阵的长处，并非如“外行人”所说，能够“首尾相应”，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首尾相距很远，实际上不仅不能首尾相应，而且最容易被敌人切成首尾两段，或若干段。这一字长蛇阵的长处，是便于包抄敌人的两翼或两翼之中的一个翼，绕到敌人后方。西洋的军事学家，称这种动作为outflank，中文译成“延伸两翼”。
在西洋的历史中，希腊人有所谓“方阵”，罗马人有所谓“分段阵”。我们中国人在春秋时代就已经有了“鱼鳞阵”。鱼鳞阵可说是“复式”的分段阵，以次一排的分段单位，填补前排的空隙。
诸葛亮的“八阵”，是哪八阵？我个人研究得不够。八阵的总原则，我们可以从《三国志·蜀书·姜维传》中窥见一二：“初，先主留魏延镇汉中，皆实兵诸围，以御外敌。敌若来攻，使不得入。及兴势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制。”兴势，在今天陕西洋县之北二十华里，王平于后主延熙七年（公元244年）抵挡曹爽，派护军刘敏与参军杜祺，带兵守住兴势，自己以主力留在洋县之东八十华里的黄金谷，作为呼应。
诸葛亮曾经在汉中郡首县南郑县的外围，新造了汉城与乐城两个城，用意也是为了“实兵诸围，以御外敌”。他当然不至于用石头代替兵马。杜甫所见到的石头，可能是刘备营垒所遗留下的残迹。造营垒的壁，是必须用石头作为基础的。诸葛亮在五丈原的营垒，也留下了石头基础，甚至墙壁，这些石头与墙壁，后来被司马懿看到，司马懿很赞赏，说诸葛亮是“天下奇才”。
诸葛亮的才具，确是“兼资文武”。中国汉唐及其以前的读书人，文武兼修，不曾“分途”。孔子注重礼乐，同时也教学生练习射御。子路（仲由）是他门下的一位很会打仗的人。中国在宋朝以后，才出现了“文人不知兵”的现象。到了曾国藩操练湘军，这种怪现象才被逐渐改变。可惜，从袁世凯创办新军以后，又有一些所谓“军人”，自以为读过了步兵操典之类，便成了专家，把所谓“文人”一概不放在眼里。其实，步兵操典之类，文人也颇有读得很熟而了解得十分透彻的。孙中山先生不曾进过职业性的军事学校，对军事理论却颇有很精到的见解。在革命元勋之中，黄兴、陈其美、于右任，都不曾进过军事学校，而他们都以副元帅、都督，或总司令的身份带过兵，打过相当成功的仗。
诸葛亮的成就，超过了他在青年时代的愿望，他在隆中抱膝长吟，自比管乐。管仲在功业上不过是扶助了齐桓公成为诸侯的盟主，在道德上却免不了有“三归”之玷。乐毅替燕国向齐国报仇，一举而打下了七十几个城镇，然而结果却受了奸人的谗毁，丢了官职，功败垂成。诸葛亮在表面上没有做到管仲的领导群伦，或乐毅的势如破竹，却在事实上奠定了天下三分。
诸葛亮并且使得全中国的人心不为那不顾道义的曹氏父子所迷惑。他敢于以区区益州一个州，抵抗曹家的八州一部；而且也在他本人的公私行为上做出一个好榜样，使得当代与后世的人不仅佩服他的行政能力与打仗技术，而且更崇敬他的为人，他的道德。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臣”，他是一个“宗臣”，值得推为模范受人宗仰的贤臣。
杜甫在他的另一首诗里说：“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
杜甫接着说：“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这两句相当费解。一种解法是，三分割据的工作，太委屈了诸葛亮；诸葛亮的大才，好比是“威凤一羽”，具备五德，它升入云霄，经过千古万古，才被人们见到一次。另一种解释是：三分割据的功业，在诸葛亮的成就之中只不过是犹如羽毛一般的小事而已。我觉得第一种的解释较为说得通。
杜甫这一首“七律”的后四句是：“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在这四句里面，只有一个“失”字成为问题。它不仅费解，而且不可解。倘若这“失”字是“轶”字的讹写，我们就很容易懂了。
杜甫的结论是：诸葛亮不是不知道汉朝的天下难以恢复，然而为了报答刘备的知遇，实践自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诺言，所以不惜以烦劳的军务，磨折自己的身体，以至于死。
我个人的看法，与此稍有不同。诸葛亮似乎没有以操劳作为他慢性自杀的手段。他并不想自杀。他只是抱了“尽人事以待天命”的态度，以“一息尚存，此志不懈”的决心，奋斗到底。
他始终一贯，称得上“不负平生”四个字。这便是他不仅对得起君上、家人、僚属、朋友，而且也十分对得起自己的地方（这与自私不同。自私的人，实际上是最对自己不起）。
他死后成了人民所拜的神，也是极应该的。神是什么？神是：“聪明、正直，而一者也”的超过普通人的人。
二十七 蒋琬
诸葛亮在去世以前，曾经秘密上表给后主，说“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
后主依照诸葛亮的意思，就在他的死讯到达成都之时，任命蒋琬为“尚书令”，这时候蒋琬已经是“丞相留府长史、抚军将军”（抚军将军，是一种“加官”，没有部队供他指挥）。
尚书令的职务，不过是主管天子在宫内的秘书处而已，虽则实权很大，可以批驳三公九卿的奏章。但是，自从西汉霍光以来，尚书令之上另有一位“录尚书事”的大官。这位“录尚书事”的大官，不管“本职”叫什么，都在事实上是“真宰相”。
诸葛亮生前是这样的一位“真宰相”。他从刘备称帝之时开始，就当了“丞相、录尚书事”。倘若他仅仅官居丞相，而没有兼了这“录尚书事”四个字的头衔；那末他便不曾有“真宰相”的实权，只是名义上的一个“丞相”而已。
后主叫蒋琬做尚书令，而没有立即叫他兼“录尚书事”，并非不肯让他继掌诸葛亮的职务，而是蒋琬本来只不过是一个“丞相留府长史、抚军将军”，地位太小．声望不够，所以，必须先升他为尚书令；然后，过了一个很短的时间，再升他为“行都护、假节、领益州刺史”。又过了若干天，才终于特任他为“大将军、录尚书事”；同时，封他为安阳亭侯（不曾被封侯的人，不能作丞相或真宰相）。
蒋琬于过渡期间所做的“行都护”的官，也很不小。所谓“都护”，是“什么部队都能管”。我们所熟知的是班超担任过的“西域都护”，那就比较小，因为官名上有了“西域”二字，所管的限于在西域的部队。周瑜在东吴做过“中都护”，那就很大。因为他的官名之上的“中”字，不是指的“中等”或“中部地域”，而是“中央”的意思（汉朝的所谓“中二千石”比普通的“二千石”大，也因为那九卿之官是中央的官，中字指的是中央，有时候指的是“宫中”）。
蒋琬所一度担任的“都护”，官名上边有一个“行”字。这行字是“代理”或“试用”，意思是说这个人资格稍嫌不够，姑且让他先试试，做得好再“实授”。
“假节”的“假”字，不是伪造的假，而是暂借的假。意思是：把皇帝自己的“节”（权杖）暂借给他，于必要时代天于发号施令，节制军队，任免大官（汉朝有过这“假节”的权力的人不多。诸葛亮有过。另外，魏、吴将“假节”改成了“使持节”；其后“都护”改成了“都督”，都督某州或某几州的军事，甚至“都督中外诸军事”。皇帝所保留的实权，越来越小）。
蒋琬又“领”了“益州刺史”。这领字倒不是“代理”、“试用”，或“暂借”，而是“兼领”，以较大的官职兼领另一个较小的官职。然而这益州刺吏官职虽小（薪水是六百石，比不上太守们的二千石），在当时当地却是一个颇有实权的据点。因为，蜀汉所有的，也就是这么一个“益州”；而蒋琬虽则又因为“资格不够”而不能像诸葛亮当年“领益州牧”，在名义上，只是“益州刺史”，然而他在事实上却与东汉中叶的各州刺史不同，作了能够控制各郡太守与主管各郡财源与兵源的“州牧”。
等到他一升再升，于建兴十三年四月升成了“大将军、录尚书事”，他的实权就与当年诸葛亮做“丞相、录尚书事”的时候，不相上下，所不同的，只是在名义上不是丞相而已（请葛亮却也没有做“大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