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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启功杂忆-第3节

小说: 启功杂忆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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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功的老伴惟一的遗憾是他们没有孩子,她一直执著地认为是自己的过错。启功在辅仁大学教书的时候,经常和女学生去看展览。亲戚中一位老太太好意地问她知道不知道?没曾想她反而对那位老太太说:“不说他不会有问题,就是他有问题我也无怨言,我希望哪个女人能给他留下一男半女,也了了我的心愿!”她的善良已经到了超自我的程度。    
    1975年,老伴临走的时候,除了告诉文稿的藏处外,还嘱咐启功说:“我死了以后,你一定再找个人照顾你!”    
    启功听后说:“老朽如斯,哪会有人再跟我?”妻子说:“你如不信,可以,赌下输赢账!”启功说:“将来万一你输赌债怎么还?”妻子说:“自信必赢,且不需债还钱!”    
    妻子死后,做媒人四面八方来,启功先生不同意,介绍人竟来查房是双人床,说,启功肯定有意。启功知道以后,干脆把双人床换成现在用的单人床。    
    启功先生的好友张中行先生评价说:“像启功这样的好老伴,世间上没有超过她的,再怎么找,也找不到的!”    
    启功对老伴的感情是极深厚的,如果说启功尘缘未了,那么这绳子一头便牵系在夫人身上,使启功日夜萦怀,寐寤思之。启功与夫人栉风沐雨,相濡以沫,共历坎坷数十年,正当启功要“得劲儿”时,夫人却忽然撒手而去,启功悲伤至极。启功还有了“我应该受些苦才对得起她”之想。这种朴实宽厚的夫妻之情,以及可以猜测的启功心中“她跟着我没过上一天好日子”的那种愧疚,不正是反过来说明了启功的道德情操吗?    
    启功不止一次对朋友说:“我这一辈子有两个恩人,一个是陈垣老师,一个是我的老伴。但他们两个都是为我窝着一口气死去的。老伴在时,连现在看来极普通的要求,我都没能满足她,她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她虽死而无怨,我却心里更加难受。我们是‘有难同当’了,却不能‘有福同享’。因此今天我的条件越好,心里就越不好受,特别是我今天得到的一切,已经觉得名不副实了,怎么能安心地享受这一切呢?况且我已无父母,也没有兄弟姐妹,又无儿无女,身内之物一件都没有,我要钱、要物、要名、要那么多身外之物还有什么用呢?我只有刻苦一点,心里才平衡一些。”    
    


第一部分:身世背景右派运动时的劫难(1)

    启功到北师大以来,生活一直是比较安定的。不料,1957年以后,启功的生活就像突然间作了一场恶梦一样,一场劫难降临了,先是莫名其妙地被划成“右派”,接踵而来的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革”。当初,他的确不知道,这档案子的由来。后来,他被揪到中国画院开批斗会,才把事情的原委慢慢地弄明白了。    
    当时,周总理为筹办建立画院事,从香港请来一位画界的名人叶恭绰,任政务院文化教     
         
    育委员会委员,受命组建中国画院,任院长,并招揽了一批中青年画家到画院工作,也邀请启功到中国画院去。但启功想:“我是师大的人,主业是教书,再说,校长陈垣是他的知己,怎能抛弃师大这一摊事业,转去搞画院呢?”就对叶说:“我有封建感情,老记着陈垣先生的知遇之恩,我一辈子也报答不完的,他活着一天,我就不会离开师大!”两人来回纠缠了几天,还是陈垣说了话:“这样吧,师大这边不要离开,但你可以拿出半天去画院,权当帮忙!”老师的话,启功只得服从。    
    到了画院,他确实帮了不少忙,所有的公文报告都是他起草的。到了“反右”运动时,画院的人忽然想起了他,说他是叶恭绰的“狗头军师”。    
    其实,启功在画院的问题,最后也没几条像样的“罪状”,查所有档案记录没有任何言论,因为是搞运动,后期不得不照此例划几个“右派”,启功就这样被划进来啦!    
    不过,启功对“右派”两个字是无所谓的,只是后来加“分子”两个字,他就受不了啦!因为一加“分子”,他这个具体的人就突现出来了。当时他的心情不是很沉重的,而是一种无可奈何。他想,既然是搞运动,好比发一次大水,把多少房子和人都给冲了,命好的,可能逃出来,命坏的就要溺于水下,我就是那个倒霉的,这能怨谁呢?    
    划了“右派”,课也不能上啦!亲朋好友几乎不来往了!家里清净得很,这倒给他写作、思考提供了极好的条件。启功慢慢地从倒霉中品出其中的滋味来。每天开批斗会,他就优哉游哉,他就计划着写几本书,他的“脑力劳动”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当他被拉去陪斗,被抓去给造反派抄大字报的时候,台上哇哩哇啦大喊大叫的声音,在他脑子里却变成了古诗文平仄的声律;当年在课堂上给学生们讲课的情景在脑子里一幕幕地影现出来。他非常惊异地发现,自己的脑子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好使,这么灵便,写得很快,每一个句子,都是那么清楚。他自己备了一个小记事本,还有一根铅笔头,一有奇思妙句,便记下来。半夜里睡觉,忽得一妙句,就爬起来匆匆记下来。第二天早晨一看,竟是逻辑性很强的、很精彩的见解,自己也不相信这是出于自己的手。    
    因为怕人家看到,批他“不好好改造,走白专道路”,所以他在这个时期的著作大部分写在香烟盒、旧信封、小学生作业本的背面。写好后,就塞到房屋的一个布口袋里,到1962年,宣布摘掉“右派”帽子的时候,已经装满了四个口袋。    
    老伴深知启功的为人,每天回家的时候,便摸一遍启功的口袋,凡是有字的纸便掏出来,用手理平藏到后屋里的布口袋里边。在被划入另类的日子里,这个一向老实巴交的人,就是用这样“虚与应付”的法子,到1974年宣布解除他的管制的时候,完成了他的第二部著作———《诗文声律论稿》。当时一个“右派”出书,不是一帆风顺的。    
    当时中华书局的一个造反派头头,煞有介事地说,启功书稿中有不健康之处,他回答启功,你的书我们“不要”。启功回答也干脆:“不要就不要。”因此,这本书一直拖至1977年才得以问世。    
    结成集子前,启功做了些修改、补充,然后用小楷写成大32开给了中华书局。出版社提的这些意见,说修改后才能出版,启功先按出版社的意见进行了修改,又用小楷重写成小32开,之后,交给了出版社,这才给出版了。    
    《诗文声律论稿》一书,是启功教古典文学的一些经验所得,是古典诗、词、骈文、韵文、散文等文体中的声调特别是律调的法则,启功先生很谦虚地认为,现在只能指出它们的“当然”,还不能讲透它们的“所以然”,这些初步的结果,仅能说是进一步研究的阶梯和材料而已。    
    《启功丛稿》是启功继《古代字体论稿》、《诗文声律论稿》之后出版的第三本书,这一年启功50岁。    
    稿子是20世纪六十年代写的。启功带着稿子去陈垣先生家,请他题签。这时老师已经病了,身体虚弱,看起来是禁不住劳累的。陈垣一见有这么一大叠稿子,心情兴奋,非要看看不可,启功见了老师这般情景以后特别感动,又怕加重老师的病情,就想了个法子说:“这稿须修改,等改完以后再拿给老师看,先只留下书名,请老师给写一下!”启功心里明白,以后恐怕连这样简单的几个字,也不易多写了。于是,想出“启功丛稿”四个字请老师先写出来作为大题,长篇出来,再分别用在各篇名下。1967年政治空气正紧张之际,启功去看老师,老师口诵他最近给一位朋友题的小诗两首,现在启功只记得老师捋着胡须念:“老夫也是农家子,书屋于今号励耘。”抑扬之声调至今如在耳旁。    
    


第一部分:身世背景右派运动时的劫难(2)

    这段时间内,带给他的最大困难是经济上的拮据。他本来是北师大教授,划“右派”以后,工资只剩30元生活补助费,原有的积蓄也只能变卖一空,不得不打自己心爱的书画的主意啦。    
    一次,陈垣去逛琉璃厂,发现了展出在“荣宝斋”的一些书画,马上就认出这是启功家里的,就喊来秘书辨认。秘书一看说:“没错儿,这是启功家里的!”陈垣便把书画买下,     
         
    回校后送到启功家里,还兑了100块钱,给他贴补家用。启功拿了钱,不好意思地对老师说:“我家里地方太小,实在没办法,卖了它们图个清爽、干净。”老师的关怀让启功心里头很感激,使他在逆境中坚持下来,并在学术上有所建树。    
    “反右”结束后,想不到一场更猛烈的“文革”来了!启功再一次成了被审查批判的对象。这时启功实在感到绝望了,他对老伴说:“‘反右派’我熬过来了,可是看来这次恐怕实在熬不过去了,不如死了算了!”老伴慌了,赶忙去找一些亲朋好友劝他。他一看老伴这么认真,倒笑了,说:“你们放心,我还有许多事要做,没工夫自杀!”    
    他提笔写了两句诗,上联是“草屋八九间”,下联是“梨桃松柏树”。启功曾引用陶渊明诗句中的“草屋八九间”写过一副对联:“草屋八九间,三径陶潜,有酒有鸡真富庶;梨桃数百树,小园庾信,何功何德滥吹嘘。”恰好“八九间”有双关寓意。这两句诗并不是启功当时的真实处境。他一直寄居在小乘巷内弟的两间草屋里。这里所说的八九间,是说他自己是排列在地富反坏右或知识分子间的八、九之间。    
    “文化大革命”时期,学校把所有被审查的对象分为三类人:一类是关起来;一类是挂起来;再一类是靠边站。启功被列入挂起来的一类中,处境稍微好一些,还可以参加运动,跟造反派一起讨论和学习。他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特长———抄大字报,晚上可以回家,不过有事时,得随叫随到。他对这仅有的自由,已经很满足了。    
    那时候大字报如潮,造反派都喜欢找启功抄,因此他写的字一时成了学校有名的大字报体。启功对这件事,乐此不疲,他总结出抄大字报有五大好处:一是写起来不心疼纸;二是写好以后挂在墙上好坏能一眼看出来;三是他们这些有学问的“分子”每天都必须看这些大字报,优缺点都得到他们的品评;四是有些重要段落,他必须站着在墙上写,从而练起了悬腕和悬肘的功夫;五是不择笔,不管什么笔拿起来就能写。一次在绍兴开笔会,我去探访他,问他的字是怎么练出来的,他哈哈大笑说:“是写大字报练出来的!”    
    启功的解放多亏了毛主席当时的一句话:二十四史还得出。这下可把造反派难住了,他们哪懂二十四史呢?造反派不得不放启功到中华书局去搞注释。    
    他到了中华书局,如同鱼归大海,浑身有一种满足感。他把几年遭遇的不幸,一古脑儿都抛在脑后,全心全意地干起来。他分到的任务是负责《清史稿》的标点注释,由于他对清代历史、人物、典章、制度、文化艺术各方面都有比较丰富的知识,任务完成得很好。从1971年至1980年,这项长达10年的艰苦工程使他逃脱了乱世。    
    平反后回到家里,他思绪万千。此刻他最思念的是他的老师和老伴。他面对他们的遗像,眼眶里盈满了泪水,他抬头看了看家中墙上挂的那副“草屋八九间,梨桃松柏树”的对联。在这时,启功把这副对联撕下来啦,他说:“我得有良心!我不能再挂这个八九间啦……这不成讽刺了吗?那个时候讽刺可以,现在不能讽刺了。”于是他兴奋地研好墨蘸上笔写了一副对联,然后踏在凳子上贴在墙上。    
    现在他一心一意掂记着的是后屋里的四口袋材料,那里装着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的心血结晶。他打算在有生之年,摒去一切杂务,写成几本关于书法、汉语语法、古代文学、文物鉴别的书。    
    启功摘掉“右派”帽子以后到如今,据我个人所知,目前已经出版的书有:    
    论语言文字的有《古代字体论稿》、《诗文声律论稿》、《说八股》;书画创作有《启功书法选》、《启功书画作品集》、《启功书法留影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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