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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节

2468-生命淡如水-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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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平光代最喜欢的一段话是后来成为她养父的大平先生送的:“现在就是出发点。我的将来就从现在开始。”    
    (本文作者:林宣和)


第二章幼稚园大学

    在这里,走出教室我常有被掏空的感觉,好似被针刺破了的气球一般。学生像个无底的扑满,把钱投进去、投进去,却没有什么惊奇会跳出来,使我觉得富有。    
    这是一班大三的学生,聪慧、用功、循规蹈矩,标准国立大学的好学生。    
    看完期末考卷,批完论文报告,我把总成绩寄出,等着学生来找我:零分或是一百分,他们总得看着卷子的眉批,与我印证讨论过之后,才能知道为什么得了一百分或零分。    
    假期过去了,新学期开始了,学期又结束了。    
    学生来找我聊天、吃消夜、谈功课;就是没有一个人问起成绩的事。    
    有一个成绩应该很好的学生,因为论文的注脚写得凌乱散漫,我特意大幅度地降低了他的分数,希望他来质疑时告诉他一个教训:做研究,注脚与正文一样重要。    
    但是他也没有来。    
    等了半年之后,我忍不住了:“你们为什么不跟教授讨论成绩?”    
    学生面面相觑,很惊讶我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怎么敢呢?教授会很生气,认为我们怀疑他的判断力,不尊重他的权威。去讨论、询问,或争执成绩,等于是跟教授挑战,我们怎么敢?”    
    那么,假设教授打了个盹,加错了分数呢?或是一个不小心,张冠李戴呢?或者,一个游戏人间的老师真的用电扇吹考卷来决定成绩呢?    
    逐渐地,我发觉在台湾当教授,真的可以“getawaywithmulder”,可以做出极端荒唐过分的事而不致遭到学生的反抗,因为学生被灌输了二十年“尊师重道”的观念,他不敢。    
    有一天,一个泪眼汪汪的女学生半路上拦住了我的车子:“有个同学扭伤了脚踝,你能不能送我们下山搭车回台北?我拦了三辆路人的车,他们都不肯帮忙!”    
    好吧!于是泪眼汪汪的女学生扶来了另一个泪眼汪汪的人,一跛一跛的,进了我的车。    
    下山只有几分钟的车程,可是车后两个人拼命掉眼泪、吸鼻涕。受伤的哭,因为脚痛,想妈妈;没受伤的也哭,因为她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个情况。    
    事实上,这个惊天动地的“情况”只需要两通电话:第一通打给校医,第二通打给计程车行,如此而已。    
    我很惊异地看着这两个女生哭成一团。她们今年20岁,正在接受高等的大学教育。    
    她们独立处事的能力,还不到5岁。    
    开始的时候,课堂上问学生问题得不到回音,我以为是学生听力不够,于是我把英语慢下来,一个字一个宇说,再问,还是一堵死墙;于是改用国语,再问。我发觉,语言的问题其次,思想的贫乏才是症结所在。    
    学生很用功。指定的小说或剧本上课前多半很尽责地读完。他能把故事的情节大纲说得一清二楚,可是,当我开始问“为什么”的时候,他就瞠目以对——不知道,没想过。    
    他可以读十篇爱伦坡的谋杀小说,每一篇都读懂,但不能够综观十篇整理出一个连贯的脉络来。他可以了解苏格拉底为什么拒绝逃狱,也明白梭罗为什么拒绝出狱,但这两个事件之间有怎样的关系,他不知道。他可以说出诗人艾略特对艺术独创与模仿的理论,但是要他对王三庆的仿画事件发表意见——他不知道,他没有意见,他没学过,老师没教过,课本里没有。    
    我爱惜我的学生,像努力迎取阳光的黄色向日葵,他们聪慧、纯洁、奋发,对老师尤其一片真情。但是,他们也是典型的中国学生:缺乏独立自主的个性,盲目地服从权威,更严重的是,他们没有——完全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错在学生吗?    
    当然不是。学生是一坯混沌的黏土,在教育者的手中搓揉成形。从小学到大专联考这个漫长过程中的种种问    
    题,暂且不谈,让我们看看这些“不敢”、“泪眼汪汪”、“没有意见”的大学生正在接受什么样的高等教育。    
    20岁的人表现出5岁的心智,往往是因为办教育的人对学生采取一种“抱着走”的育婴方式。常常会听到一些大学校长说,“我把学生当自己的儿女看待”,一派慈祥。他也真做得像个严父慈母:规定学生不许穿拖鞋在校内行走,上课不许迟到,周会时要正襟危坐,睡眠要足八小时,熄灯前要洗澡如厕,清晨六点必须起床做操,讲话时不许口含食物,夏天不可穿短裤上课,看电影有害学业,看电视有伤眼睛,吃饭之前要洗手,等等等等。    
    我一直以为大学校长是高瞻远瞩,指导学术与教育大方向的决策人,而不是管馒头稀饭的保姆。    
    教育者或许会说:这些学生如果进大学以前,就已经学好自治自律的话,我就不必要如此提之携之,喂之哺之;就是因为基础教育没教好,所以我办大学的人不得不教。虽然是亡羊补牢,总比不教好。    
    听起来有理,其实是个因噎废食的逻辑。这个学生之所以在小学、中学十二年间没有学会自治自律,就是因为他们一直接受喂哺式的辅导,那么到大学来继续进行“育婴”,这岂不是一个没完没了的恶性循环?把学生口里的奶嘴拿掉,我们总要有个起点,大学不做,更待何时?再说,我们对大学教育的期许是什么?教出一个言听计从、中规中矩、不穿拖鞋短裤的学生,和教出一个自己会看情况、做决定、下判断的学生——究竟哪一个比较重要?为了塑造出“听话”、“规矩”的青年,而牺牲了他自主自决、自治自律的能力——这是我们大学教育的目的吗?    
    在生活上,教育者采取怀里“抱着走”的方式;在课业上,许多教书的人就有用鞭子“赶着走”的态度。    
    就上课点名这件小事来说。以学生出席与否作为评分标准的老师很多,他们的论点是:学生都有惰性,今天我逼你读书,日后你会感谢我。    
    这个说法也很动人,却毫不合理。首先,我们不应该忘记,开一门课程最根本、最重要的目的在传授知识,而不在铃响与铃响之间清数“少了几头牛”。    
    反过来说,一个学生没有那门知识却一再缺课,教授当然要淘汰他,但淘汰的理由应该是:你没有得到知识;而不是:你点名未到。上课出席率与知识吸取量并没有因果或正比的关系。    
    为师者“严”,我绝对赞同,愈严愈好。但是那份“严”与“逼”必须在实质的知识上,不在僵化的形式上。他如果尊重学生是一个有自主判断能力的成人,他就没有理由拿着鞭子把学生抓到教室里来;充其量,做老师的只能严肃地说:上不上课在你,努力不努力也在你;你要学会如何为自己的行为担负后果。    
    从小学到高中,我们的学生已经在“鞭策”之下被动了十二年,如果最后的大学四年他们也在鞭下长大——他们会长大吗?毕了业之后又由谁来执鞭呢?    
    在国外教书的那许多年,我踏出教室时常有生机盎然的感觉,因为在与学生激烈的反应与挑战中,我也得到了新的成长。在这里,走出教室我常有被掏空的感觉,好似被针刺破了的气球一般。学生像个无底的扑满,把钱投进去、投进去,却没有什么惊奇会跳出来,使我觉得富有。    
    把我们的大学生当“成人”看吧!给他们一个机会,不要牵着他的手!    
    (本文作者:龙应台)


第二章家,心的港湾

    我觉得,家不仅仅是港湾,在你累的时候,让你停泊、休息,家最重要的功能是充气筒,无论是你累了,还是你受到伤害了,家都能给你充足气,让你重新鼓起生命的风帆。    
    我在演艺圈漂泊了几年之后,蓦然发现我最为钟情的地方是家,是家人的亲情、纯朴的家风和亲人团聚时的那种甜甜的味道。    
    在拍戏小憩的时候,在异乡漫步的时候,我的脑海出现最多的是家,有时是家中餐桌上的那盘风味咸菜,有时是妈妈身上的那件破旧的毛衣。我问自己,为什么会想起这些?    
    慢慢地我懂了,心会随家一起走。因为家滋润了我、培育了我。无论我走到哪里,家的风气、家的精神都会在我的行为中延续,产生新的活力。家已深深扎根在我的心里。    
    作为公众人物,被人误解、甚至被人贬损是常有的事,自己深感心力疲惫,孤独也是常有的。这时我一定会想起家。一想到家,我就会有力量。家一直作为一种力量支撑我、伴随我,我前行的步履才变得轻盈。    
    和黄和祥结婚前,我专程回老家接母亲赴香港参加婚礼,才得知母亲患了重病住在医院。当时,我的心情很复杂,深深地陷入了两难境地。作为她老人家惟一的女儿,我没有理由在她要做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手术之时不在她的身边,但在香港举行的婚礼请柬已经发出,如被媒体探知延期,会对我产生什么后果,我不用想也知道。    
    母亲以更改婚期对我不吉利为由,坚持要我先期回港;三个哥要我以公众信誉为重,如期举行婚礼。他们都是我至爱的亲人,他们的理解让我觉得我立足于社会不是孤单的,我不仅仅是为自己而工作。我油然升腾出一种力量。    
    母亲有一件酱紫色套头毛衣,是我几年前为她买的,被虫子咬过,已经很旧了。母亲得了脑血栓之后,右臂抬上抬下有困难,穿套头衫很费劲儿。我想给她买件开衫,淘汰这件旧的,母亲不允。她请姨母帮忙,把毛衣中间剪开,找颜色接近的毛线织了一条边,把套头改成了开衫。    
    我看着母亲这样做,真是很感动,他们那代人都是伴着苦和汗生活的,现在儿女有条件让他们享福了,他们为什么还这样?这就是一种观念、一种精神。这些东西潜移默化地渗透在我的生命里,影响着我,我做任何事,别无选择地带着家的印迹。    
    有一次,在饭店吃完饭打包回家,有位记者写了《巩俐吃不了“兜”着走》一文。其实,我妈每次都这样。妈妈有一句说了很多遍的名言:“谁也没有贤格糟蹋粮食。”那次,我和妈妈一起在外边吃饭,要的鲫鱼汤上晚了,每人只是象征性地喝了一口。我觉得汤不好拿,就说算了。妈妈说:“不行。”她让小姐把剩汤倒出去,把鲫鱼和豆腐装包带回家。第二天,我们喝到了她重新做的白白的鲫鱼豆腐汤。    
    可能很多人都不相信,我经常到北京的“秀水街”地摊买衣服,一是因为我平时的衣着都很简单,那地摊上的衣服就能满足我的需要;二是因为我一直认为,在日常生活中,没有必要把自己包装得雍荣华贵而脱离最舒适、最人本化的生活,也就是说,身外的一切都是为人眼务的。这就是家给予我的最基本的生活认识。只要不是演戏和应酬,我平时几乎不戴任何首饰。我不喜欢珠光宝气,因为母亲就是这样。她70多岁的人,没扎过耳朵眼儿。这是很少见的。她甚至像对小孩那样给我讲奢华的弊端。我给她买过的一些首饰,她从来不戴,似乎她的乐趣只在收藏。    
    剖析成功者的家庭,我们会看到在那些家庭土壤里长着勤奋、俭朴、上进、诚实的大树,每一棵大树都能给家人必需的成长绿荫。从这样的家庭走出来的人,不管辉煌与否,起码在做人上是会得到一致肯定的。    
    我觉得,家不仅仅是港湾,在你累的时候,让你停泊、休息,家最重要的功能是充气筒,无论是你累了,还是你受到伤害了,家都能给你充足气,让你重新鼓起生命的风帆。    
    我能有今天,非常感谢父母为我营造了一个积极向上的家,这个家给了我巨大的支撑力,而且会一直支持我走下去。    
    (本文作者:巩俐)


第三章人格是最高的学位

    世纪老人在陆续地离去,他们留下的爱国心和高深的学问却一直在我们心中不老。但在今天,我还想加上一条,这些世纪老人所独具的人格魅力是不是也该作为一种传统被我们向后延续?    
    很多很多年前,有一位学大提琴的年轻人去向本世纪最伟大的大提琴家卡萨尔斯讨教:我怎样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大提琴家?    
    卡萨尔斯面对雄心勃勃的年轻人,意味深长地回答:先成为一名优秀和大写的人,然后成为一名优秀和大写的音乐人,再然后就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大提琴家。    
    听到这个故事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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