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作家批判i-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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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诗歌相比，中国散文在其历史进程中始终扮演了一个可悲的角色，散文是诗歌与小说的话语残渣，堆积在文学史的边缘，成为每个时代主流话语的底衬。在唐宋年间，它是诗词花瓣以外的枝叶，而在明清和近代，它是宫廷诗歌和民间小说的附庸。只有在民国的动乱时代，散文获得了翻身的锲机。政权更替、军阀混战、农民暴动和白话文的诞生，推动了政治话语的繁荣。
散文首先呈现出政治檄文的激越面貌，而后才在文人的亭子间（四合院）里发育为温柔敦厚或温软香侬的小品。胡适之、林语堂和周作人（最后才是张爱玲）渐次开拓了散文进军书案和卧室的道路，晚间灯下的亲切〃娓语〃（林语堂语）成为散文主流。只有少数作家坚持了尖锐的写作姿态。鲁迅无疑是这方面的代表，他的《野草》不仅是其毕生最杰出的作品，而且也是现代散文最具魅力的文本。由于这个人的存在，〃娓语〃和〃锐语〃发生了长达大半个世纪的对峙。
鲁迅的早期〃锐语〃（以《野草》为范本），一方面保持了犀利、批判和愤怒的言说风格，一方面深蕴着生命幻象、爱语、对瑰丽事物的迷恋、以及在一个宗教缺席的语境中探求终极真理的渴望。越过黑暗的坟场，〃过客〃的绝地追问，超出了他自己的彷徨目光，成为回荡于二十世纪早期的最凄利的叫喊。
然而，二十年以后，鲁迅竟变成了一个冷酷的话语杀手，〃横眉冷对〃着他所蔑视的世界，沉浸于世俗的诸多仇恨（党争、门派之争及私生活之争）之中。他的后期杂文（通常被认为是〃散文〃的一种）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仇恨话语〃的极端代表，混合着反讽、刻毒的隐喻和尖酸的嘲笑。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人能够像鲁迅那样，对〃千夫〃进行广泛而有效的话语杀戮，并在其身后制造了无数个〃冤狱〃。这正是他获得毛泽东赞赏的主要原因。在一个〃仇恨入心要发芽〃的革命年代，鲁迅是话语战争中最伟大的〃旗手〃和〃主将〃。
而在鲁迅坚毅冷峻的面颜的背面，〃娓语〃的亲切温和的面貌并未消失。经过了数十年、尤其是〃文化革命〃的〃洗礼〃，毛的话语革命（文化革命的一部份）遭到彻底挫败。在数十年尘封之后，毛语和鲁语终于被一种在姿态和质感上都更为柔软的话语所替代。八十年代后期，林语堂和周作人开始从书本中逐渐复活。这也就是〃娓语〃大规模复活的一个信号。作为鲁迅的兄弟，周作人提供了一种截然不同的话语经验。
稍后，一种由《新民晚报》等媒体推出的晚报语体悄然涌现，其中包括了所谓的〃小女人散文〃〃夜壶箱小品〃〃厨房文学〃以及各种〃午夜耳语〃和〃豆腐干絮语〃。这些南方式的话语〃宵夜〃，与北方（北京）式的胡同俚语（以小说和电视连续剧为主要样式）风格截然不同，却共同标志着文人与市民的和解运动揭开了序幕。在这场运动中，出版商获得了空前的利润。而散文本身的收获更是空前绝后：在中国文学史上，散文首次同小说一起成为话语时尚和主流。
然而，以小日子、小情趣、小思想和小笔触为基本特征的〃小散文〃，尽管获得城市市民的热烈鼓掌，其局限却是不言而喻的。对于一个充满著阔大意象的中国文化而言，它也许只能是某种日用文化缀品，或者说，它充其量只是家庭里的一个细小的摆件，汇入了由日历、草纸、钟表、硬币、钥匙环、打火机以及茶具聚集成的日常风景。
这就为所谓〃大散文〃诞生提供了一个有力的理由：散文需要长〃大〃，需要更为〃大气〃的构架和运作。正是基于在这一文化策略，上海的〃东方出版中心〃（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和知识出版社）推出了〃文化大散文系列〃，这是出版商以敏锐目光介入宏观话语建构的一个范例。而令人失望的是，作为这套丛书的首选之作，《文化苦旅》的商业价值却远在其〃文化〃价值之上。尽管余文具备了某些〃大〃的要素－－悠远的历史、博大的地理、以及苦楚行走的文人豪情，但这些外在的话语时空，并未解决散文的内在的话语力度问题，恰恰相反，它使这些问题变得更加尖锐。
但是，只要变换批评的视角就不难发现，余文所具有的优点是不言而喻的。在我看来，历史散文正是作者最为脆弱的部份，作者的才识和言说技巧难以支撑这一宏大的话语框架，但在另一方面，余文中的某些乡情散文或游踪散文，如《信客》《酒公墓》和《庙宇》之类，却仍然流露着某种魅力：迷人的乡村故事行走在在质朴言说的松软小路上，散发着没有矫饰的清淡气味。这是余文中最有价值的部份，它把余文还原到了〃小散文〃的级位。而后者才是余文所应是和应在的位置。事实上，公众在读码方面比评论家们更为正确：他们从未误解过余文的话语本性。
在我看来，余秋雨进入历史和政治话语领域是一个错误。他旅行于一个他完全不能驾驭的领域。并陷入了阔大的迷津。我们已经看到，余文所依据的所有政治、道德文化和历史〃线索〃（即人们通常所说的）都是相当可疑的，他们构成了迷津中最阴险的圈套，令急欲摆脱困境的苦旅者更深地迷失。而这才是最令人痛楚的话语事件。在一个精英已经崩溃的时代，任何企图扮演精英并渴望受到人民喝彩的行动，都已面临难以破解的困境。
而更令人担忧的是，余文所依托的那些陈旧的话语体制，正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里缓慢地崩溃。我痛切地看到，所有出现在这些怀旧书页中的言说都是一种挽歌，哀悼着所有正在随风而逝的政治、道德和文化传统。余文并未让历史向我们开放并成为我们的，恰恰相反，它显示了一个旧式文人的普通特征 ：屈从于陈旧的历史阐释和历史语法，同时又沉醉在一些细小的话语改造之中。而这样的文本无法成为新散文的方向。
散文应当从这思想的迷津中彻底解放出来。散文应当终止这种紧张的文化漫行，返回到伫立、安坐或躺的舒适状态。在一个高速运转的超级资讯时代，散文完全没有必要成为思想者的承重文本。〃四轻〃应当成为散文的常态，而〃娓语〃才是当代散文的主流。对此我不应有任何异议。在一个无需〃原创性〃的时代，散文作家应当放弃进行精英话语推销的使命，他们的工作现在已经变得非常轻松和简单：只需进行各种小型话语复制（〃克隆〃）：从历史和当下生活中拷贝一些感觉和话语碎片，然后把它们拼贴到〃散文〃文本里，藉此维系住一个与公众充份和解的状态。流行散文的真正面貌就是如此。
王蒙：城头变幻大王旗王蒙迷雾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王蒙无疑以他勤奋而富有才智的创作占据了一隅显赫的位置。众多不乏重复的评论，曾经异口同声地肯定过王蒙的忠诚和信念，王蒙的敏锐的宽容。以及王蒙大胆的艺术精神和多才多艺。虽然在枝节问题上不乏否定之音，但王蒙终于不仅在五六十年代他那个打成右派的作家行列中显得卓然不群，而且在比他更年轻的一代作家中，也是一面最先冲击着沉闷的文坛的旗帜。不过，在新旧观念交替和反复的大变动时期，在老中青作家之间的代沟显得越来越深的时候，王蒙以他的应变能力获得了差不多来自几方面的喝彩，
也遇到了各式人等的批评，这种现象不啻是饶有情趣，它的正面和负面，无疑还蕴含着中国文人特定的文化心理及其人格方面的内容。王蒙实际上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作家，而且还是作为一个深谙中国政治环境的作家，作为一个集传统儒道文化于一体的大成者，机智地活跃在当代文化发生深层裂变的缝隙中。虽然在内心深处我相信他会有和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相同的苦闷，但是他的素质所产生的自我调节力，使他总的看起来生活显得并不太坏。精明与圆滑，深刻与噱头，自我保护与保护他人，宽容与愤怒，他都运用得游刃有余，并使王蒙看起来好似一团难以驱散的迷雾。的确，驱散这团迷雾是困难的，但这又是必须的。
王蒙：城头变幻大王旗权威意识与忠诚信念（上）
最先映入我们眼帘的王蒙形象，大概是80年代由岳之峰、钟亦成、曹千里、张思远、缪可言这些一生坎坷多舛、但始终保持着对我们革命事业无比忠诚的人物组成的。借用李子云当初的话说，这些人物群像浑身充溢着“对于理想及信念的虔诚，始终不愉的追求与为之献身的渴望”（参见李子云与王蒙的通信），他们毫无疑问出自王蒙对于文化大革命后全民的“信仰危机”的一种主观性应战。这一现象在王蒙笔下及时出现，再一次昭示着“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的空前劫难，从文化的意义上，并没有将我们对“信念”的认识提高到西
方文艺复兴的水平。一方面，新时期确实以她对人价值、尊严的呼唤，回荡着一股人道主义主潮； 另一方面，更多的人们或在痛惜信念幻灭或在因信念的幻灭而导致逍遥与玩世，以及不能忍受这种幻灭而重新寻找信念过程的痛苦与迷惘——它们分别由王蒙和梁晓声的肯定信念、刘索拉与王朔的否定信念而调侃、张抗抗和孔捷生的试图重新寻找信念的典范作品所构成。这使得新时期文学在表面上纷繁的境况下暗潜着两条尚不搭界的河流 ：对于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大部分作品来说，他们无形中张扬着对权威意识和虚幻的信念反思的一种独立人格。这种人格发展下去，便是现代人个体的、孤独的、也是坚强的灵魂铸造：他们决不轻易地再追求和相信什么，但是他们也不会采取逍遥的态度调侃一切，嘲笑一切。而对于王蒙、梁晓声、刘索拉和张抗抗来说，人格不是他们关注的主要问题，他们的心态依然沉浸在对昔日的信念或倦怠、或厌恶、或重建之中。特别是当他们的作品某种程度上获得失去了大地、母亲、理想和信念偎依的共产党员及一群可观的知青游子的强烈共鸣时，笼罩在新时期文坛上的主要氛围，就不是一种清醒的人格意识，而是一种温暖的恋家情结（后者在另一方面直接导致了寻根文学的产生。
王蒙显然代表了那簇曾经初放的鲜花，在遭到扼杀并二度开放后面向社会的一种执着的姿态。那种“九死而未悔”的信念和忠诚通过他笔下的钟亦成、曹千里系列形象和各种明暗的象征符号如老马、破旧的闷罐子车与崭新的火车头、蝴蝶、深的湖，的确得到过令人敬佩的体现，也几乎涵盖了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经过了类似中世纪的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戕害之后，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一种整体的尚未改变的文化态度。强烈的责任感是这批人物形象最主要的思想特征和性格特征。这种责任感强调通过外界决定人自身，个人对外部事物负责，因此就截然不同于《老人与海》那种外界通过人来界定，人对自我价值的实现负责的“桑地亚哥”精神。而且外界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它可以是指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也可是指人与社会的关系。在中国新时期文学中，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也暗含着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一点可以从张承志的《北方的河》、邓刚的《迷人的海》中体味出来。并且我们已习惯了通过人与社会的关系来理解人与大自然的搏斗与和谐。在缺少希腊文化那种探索与社会和世俗无关的大自然的奥妙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中，这一点似乎是必然的。
认识这一点对理解王蒙十分重要。这样一来我们就不难理解评论界为什么一致肯定过王蒙获得全国小说大奖的《春之声》，那些破烂寒伧的、已经剥落掉漆的闷罐子车，被一台蛮好的甚至崭新的内燃车头牵引着的社会化意味并不是偶然的（尽管王蒙曾经竭力否认过这种社会意味，但是王蒙也很难肯定他的出发点就没有这种意味）。问题在于，这种象征所构成的沉重的、略带滑稽的因而也让人振奋和兴奋不起来的另一种意味被评论界所忽略了，因而今天我们重新体味闷罐子车厢撞击铁轨的噪音，是无论如何与泉水的叮咚声联系不起来的。如果说铁轨的噪音和泉水叮咚以及广州人凉棚下面的三角形瓷板在清风中的叮咚声，联合展示出生活的希望，那么这种希望和张思远立志为他曾经劳动过的家乡努力工作，使之早日富起来的希望一样，是否显得廉价了一些？
王蒙：城头变幻大王旗权威意识与忠诚信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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