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我家老影集-第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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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我父亲毛泽东诞辰一百一十周年。我心中总是有一种冲动，有一种特殊的思念，父亲的音容笑貌萦绕在心中。我想到韶山的祖屋，想到井冈的杜鹃，想到长征的风雨，想到雪山、草地，想到延河……也想到母亲身上的弹片；特别是想到我们这个家，想到家中的每一个人，想到做一点什么来纪念我的父亲和母亲。
看到女儿这本书，我感到十分欣慰。没想到：她在回国创业的繁忙工作中，能挤出时间完成这部虽说平常，但也很费心血的作品。这份礼物，是毛家第三代人献给外公的，也是献给我们家几代女性和母亲的。其中，一定有我父亲的母亲文七妹、哥哥的母亲杨开慧和我的母亲贺子珍，她们是后人一面明亮的镜子。
二○○一年，我在友人帮助下完成了回忆录《我的父亲毛泽东》的写作。那么，为什么我们母女不约而同想到写书呢？我想，除了抒发心中无尽的思念，更多的是在继承以我父亲为代表的老一辈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和对祖先精神遗产的学习。无论社会物质生活怎样发达，这种传统都不但不会忽视，相反还会放射出永久的魅力。
东梅留学归来后，以她的外公和我曾经的家――菊香书屋为名，做起了文化传媒事业。我觉得这除了她自小受我影响爱看书以外，也与对事业的选择受到外公当年“激扬文字”、“书生意气”的启示有关。可能这本书像幼儿走路那样稚嫩，但毕竟是她人生旅途迈出的重要一步，我相信女儿能坚持走下去。
李敏
二○○三年九月九日
卷首语老影集里见外公
１９９９年，我家经历一个多事之秋：爸爸突逝，妈妈大病，哥哥远在海外任所……撑起这个家的顶梁柱，骤然落在我这个刚工作几年的女孩肩上。怎么办？千头万绪，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爸爸的死，缘于他在深圳遇车祸后骨折，做手术引发心脏病所致。我闻讯赶去，却没见到最后一面，这和１９７６年外公去世和１９８４年外婆去世时一模一样。而且，他是去广州参加纪念外公活动路上出事的。妈妈的病，始于战时的艰辛和异国的孤寂（用爸爸的话说：她没过一天好日子），但更多与痛失外公、外婆有关。有多少骄傲和荣耀，就有多少辛酸和悲凉，谁让她是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女儿－－李敏呐！
在我“豁出去”的急急奔走下，住院、报销、住房……，这些多年的“老大难”问题总算有了眉目。重新站起来的妈妈翻开了人生新的一页，而刚刚卸下重担的我脑海中又产生了一些新的思考。她的病使我警醒：不了解外公，不了解外婆，也就不可能真正了解妈妈。而此前，也许是我的外公太伟大，也太特殊，我对他的了解其实并不比同龄人多到哪儿去。为此，我踏上了一条走进外公和外婆精神世界的独特人生之旅。
和大多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出生者一样，我没有亲眼见过外公－－毛泽东，他也没亲眼见过我－－孔东梅。不过，我和外公的的确确“见过面”－－妈妈把我的照片带去给他看，再把他的照片带回给我看。照片成了我们祖孙互相“交流”的唯一（注：又作“惟一”。本书用法依１９９９年版《毛泽东选集》）方式。尊敬外公、怀念外婆的我，经常翻开家里那本老影集，读着用胶片定格下来的那段金戈铁马却又缠绵悱恻的岁月。
本书把百年毛家分成四个家庭，一一叙述每个家庭中母亲与子女，妻子与丈夫，儿女与父亲不凡而又平凡的情感生活。让我们一起走进那个逐渐远去的，既熟悉又陌生的伟人亲缘世界吧……
第一章 外婆贺子珍一家外婆贺子珍的前半生（上） ：战地爱情
贺子珍，原名桂圆，又名自珍。生于１９０９年中秋，江西永新乡绅贺焕文长女。大革命前后入党并投身游击战争，是井冈山第一位女党员。１９２８年与毛泽东结合，共同度过共产党人最困难的十年岁月，是中央红军长征中“三十女杰”之一。１９３７年赴苏联疗伤、学习，１９４７年回国。１９５９年曾与分别22年的毛泽东会面。１９８４年在上海逝世。共生三子三女，除女儿李敏外均早夭或失散。
如果一切可以重来
外婆：
如果一切可以重来，
您会如何选择人生……
不会写下“从此诀别”？
不会拒绝外公一路的挽留？
不会学习治疗无望仍客居它乡？
不会回国后辞去战友安排的工作？不会……
历史不会重来，但后人可以评说。终其一生，外婆还是当年那位质朴而英勇、如玉般纯洁的女战士。
兰可燔而不可灭其馨，命运让您不再是毛泽东之妻，但永远是江西莽莽大山里十九岁的“永新一枝花”。
这可能是我外婆第一张照片。那年她22岁，少女时“永新一枝花”的风采，应该还存有些许吧？这里先要从头发说起――外婆贺子珍曾是家乡江西永新县第一任妇女部长、团县委副书记，当时她不过才16岁。当了这两个“官”，外婆觉得从小留起来的又粗又长，又黑又亮的辫子有些与形象不符，一狠心剪掉，变成干净利落的男式西装头。她的工作是宣传鼓动群众，据说20世纪８０年代永新城里的老人还记得一场由外婆组织并参加表演的“葡萄仙子”歌舞剧。原来，她曾经是相当活跃的文艺爱好者。
说到歌舞，又把我拉回与外婆在一起的日子。病情自顾不暇的外婆不会知道：身边的小东梅，也是一个爱唱爱跳的丫头。只不过，她因为寂寞、因为羞涩、因为胆小，在上海那座所有工作人员说话走路都静悄悄的洋房里，唱歌跳舞时都是一个人。轻轻的甚至默默的，心里数着节奏和旋律，假想着舞台和观众……
现在想来，我最成功的一次舞蹈经历是八岁那次：观众是外婆，地点是解放军总医院南楼高干病房――外婆来北京住院的地方。因为，那里有宽敞的客厅、柔软的地毯，最让我满意的，是有一幅横挂在房内，像模像样的大红幕布。一看到它，我就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起来，并把这次即兴表演献给了卧床的外婆。
此后，在成长的岁月中，我歌过、舞过、笑过、哭过。那个独自向隅，亦歌亦舞的小姑娘，似乎已尘封在记忆深处，定格在小小的黑白照片中了。只是到了30岁以后，往事反而清晰起来。经历这些年风雨，我从没像现在这样理解外婆、了解妈妈、化解自己。于是，一点点拾起记忆的碎片，拼凑成各种可能的形状，最终形成这本书。里面装的，其实就是我们祖孙几代人的一些思索。
至于刚才那张照片，我查到了这样的说法：苏区召开第一届工农代表大会时，几个平素要好的女红军看到请来的照相馆师傅，大家嚷嚷着要照。曾碧漪却不情愿，因为她已怀孕，挺个大肚子。彭儒出了个主意：没事，我陪你坐在前面，这样照了看不出来。照片上贺子珍站在后排最右侧，齐耳的短发格外精神。毛泽东在旁开起玩笑：照得好，将来给你们放到博物馆里去呦！
外婆早年照片很少，妈妈和我一直都留心收集并将其放进本书。真感谢《西行漫记》作者――美国记者斯诺先生，他拍摄并翻拍了大量红军苏区时期和陕北时期照片，也保留了其中外婆的形象。更何况他还撰写了《毛泽东夫人贺子珍小传》，使外婆第一次在红区以外广为人知。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三年后当他再次见到外公时，毛夫人已是另外一位了。
原来，之所以外婆在陕北的照片都无一例外戴着帽子，除了她以军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之外，真正的原因是：长征的艰苦环境让女战士暂时别离了爱美的天性，让如影随形、挥之不去的虱子消失的最好办法就是剃光头，与外婆一起剃的还有张闻天之妻刘英奶奶。一直到她们俩为赴苏而结伴去西安、兰州时，那缕缕青丝才慢慢冒将出来。
我无法想象，照片中的外婆刚以伤病之躯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使她与父母和儿子生离死别；十几年思念生死未卜的哥哥、妹妹；惨失弟弟（被自己同志所错杀）；痛别女儿（生下后却不能带走），除了这些人伦巨变，身上还多了十几块异物――经常阵阵作痛，刺激神经的弹片，又落下一身疾病：贫血、晕眩……即便如此，她仍在微笑。我想：除了长期征战后的短暂和平、充实的学习和工作以外，这是因为她有一个相伴走过人间绝境的丈夫。
在美国记者斯诺眼中和他的《西行漫记》里，毛先生和毛夫人是颇和谐的一对。在他记录外公自述时，外婆被丈夫那些从未说过的内心独白而吸引，成了入迷的听众。她捉到一只油灯下的飞蛾，夫妻俩像儿童似的一边惊叹它的美丽，一边小心地把它夹在书中。斯诺还把外婆发展成牌友俱乐部中的一员，人们时常见到她和其他首长夫人出没于斯诺的窑洞中。
说来也怪，近年全国多处发现由《西行漫记》辑出的单行本《毛泽东自传》。它就像外婆一样，被遗忘多年后，逐渐显露出应有的价值。须知：这是截至外公去世，国内出版的唯一一本刊登夫妻照片的外公自传。
还好，外婆除了上述夫妻合影，还留下了这张集体合影。显而易见，她是所有人中唯一的女性。从井冈山烽火中走来的她，随丈夫丈量了中国十余省的土地。好不容易在陕北有了落脚的地方，为了治疗严重困扰她的伤痛，又马不停蹄赶奔万里之外的国度，从此结束了军人生涯，告别了照片中的同志和战友们。
为掩护战友遭敌机轰炸，十几块弹片嵌入身体那次，无疑是外婆十年征战中最危险的时刻。当时她用微弱的声音告诉外公：我不能工作，还让人抬着，心里很不安。润之，把我留下，你们走吧。革命胜利后，我们再相见。外公一阵心酸，劝慰妻子说：我们决不会把你留下，抬也要抬到目的地。若不是他下了死命令把妻子抬走，外婆一定会因伤重牺牲在贵州。
被外公外婆忠贞战地爱情而感动，写到此处，我过了好一阵情绪才平静下来。是啊，还要继续前行，外婆后五十年的传奇人生等待着我去追寻。
第一章 外婆贺子珍一家外婆贺子珍的前半生（下）：异国煎熬
即使作为外孙女，我觉得也毋庸讳言：外婆十年苏联之旅，从头到尾由一连串的决策错误组成。时光荏苒，她身边那个胆小怕羞的小姑娘20多年后也踏出国门，经历了异乡生活。当然这不是说我就具备了足以评判外婆的经验。这里要写的，一是那些公认的和她自己也承认的错误，二是为什么出错。当然，只是最粗浅的分析。后人总是容易一边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得以省力，一边又苛责前人长得不高，这是我尽量避免的倾向。
十年军旅生涯，给外婆“颁发”的不是纪念章，而是深埋体内的十余块弹片。这给她带来的痛苦，非我们这些毫无体验的后辈所能理解。她急需取出它们，同时还想治愈自己多年来积累下的其它伤痛，这是理所当然的。
众所周知：抗战初被友军误伤的林彪不就赴苏治疗多年吗？但子弹擦伤神经的后果一直没办法治疗，苏联专家下的猛药反而给他带来终身怕水、怕光、怕风的“毛病”，其实他确实一直是个没被治好的病人。另外，给妈妈起名的邓颖超不也以化名住进北平西山，治疗她在长征中发作的肺结核吗？外婆本来也是想在国内解决问题，她想的是当时医术最高明的上海。可惜又耽误了时机，准备出发时日本已发动侵华战争，上海首当其冲成为“八•；一三”战场。邓奶奶也是在美国朋友斯诺的掩护下才惊险逃离北平敌特搜查的。
对这个理由，外公有自己的看法：延安现在穷，但会发展的，也会有自己的医生，条件会好起来的，何必非大老远去苏联呢？这也已被事实验证，如果外婆不走，肯定会得到来华并到过延安的名医――比如非常佩服外公的白求恩大夫精心的治疗。当然，外人可以说：弹片不在你身上，当然看法不一样。但外婆千辛万苦到苏联后的检查结论是：弹片已与机体、神经组织结合在一起，无法取出。她不得不与这些冤家继续共同生活。
外婆要去苏联学习，她要为自己争口气，这种自强自立的心态到今天也是弥足珍贵的。当时，对苏联崇拜以至迷信的，不止是外婆一个，而是她们及其上下几代人。“红都”莫斯科的诱惑，列宁、斯大林故乡的魅力，全世界共产党的家――共产国际所在地的权威，确实是那个时代所有共产党人无法抵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