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17-文字不是东西-第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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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辑 文字岂是东西 二新井物语
凌志韫（Vivian
Ling）教授去年出版的《从精读到泛读》（The
Independent
Reader）是一本为北美学生学习中文而编选的教材。单看目录，行家就知这是一本构思与众不同的读本。所录文章统辖于十二个题目内：文化、社会、国际、经济、政治、中国内地、中国台湾、两岸、港澳、各地华人、教育、科技环保。由于版权关系，选集的稿件来源，只能依赖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书报杂志。内地作家的作品，因此从缺。美国大学初习中文的一二年级学生，抱着辞书字典准备功课，只好不问内容、“花猫叫、小狗跳”地一字一句去“精读”。这阶段过后，读物除了着眼文字外，也得讲究内容言之有物。凌志韫这本书的英文题目为“The
Independent
Reader”，中文可叫“自立读本”，这本书的对象是选修了三年以上中文的学生。一般美国大学给学生的白话文训练，三四年过后，就得“自立”了。凌教授选材兼收并蓄，指引学生“泛读”，就是这种用心。因此，我们的“准汉学生”，既有机会认识柏杨《丑陋的中国人》的庐山面目，亦可听林山木为《富裕未必需要民主，民主妨碍经济增长》所作的辩证。新井物语第二辑文字岂是东西
凌志韫选材另一别开生面的地方是用了中文非母语作者新井一二三小姐的作品。别的不说，单就“励志”而言，新井以“外国人”身份，所著文章能在一本中文语文的教科书中出现，大大增加了“牙牙学语”者的士气。新井亦人也，余亦人也，因此新井能，我亦能。
日本小姐初出道一两年写的文章，大概因非山中人，所见常有发人深思之处。此录《香港社会的“人格分裂”》片段：两年前刚来香港生活的时候，这座城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人格分裂”。走在铜锣湾的街上，坐在太古广场的餐厅里，好比闯进了MTV片子里。丰富多彩却互不相关的各种影像闪电般快速出现，瞬间又马上被新的影像所代替。感官的刺激非常大，但明显缺乏统一感。当我感到目眩，开始心里不安时，大都会的万花筒突然停下，本来支离破碎的彩色塑料片一时变成一幅相当华丽的画面——香港。日本人学中文，除了认识汉字外，在文法和语法方面并不比“洋人”占便宜。听说新井小姐在华文刊物上“卖文”，修习中文的日子也不过五六年。如属事实，她今天的成就足以骄人。但我们知道，香港读者看她的专栏，不会只为欣赏她的文字。她的“卖点”想是看问题时因身份距离而体现的“域外之趣”。就拿上面引述的那篇文章来说，许多问题，我们一直不觉得是“问题”，但一经她点出，感觉就不一样了。譬如说：
文化人类学的缺席反映在香港人的种族歧视态度上。因为没有文化相对主义的概念，“种族平等”在中国香港始终是没有理论根据的空口号。结果，连在相对高级的报刊上都能看到对菲律宾人、印度人的歧视措辞，这种现象在其他现代城市也是很少见的。她的话，当然有理，但如要顾虑周全，似乎应该落个注，或再作引申。因为凡涉及“异族”，轻佻的话，稍一不慎，就脱口而出，这种情形，应该不限于港人吧？这种事，大家心照不宣，不必举实例了。尽管如此，新井小姐的话，仍有警惕作用。因为她说的“种族歧视态度”非出现于街头巷尾，而是在“相对高级的报刊”上。高级报刊之所以“高级”，是由于编者自重。《纽约时报》的编辑或记者私下可能对中国人嘴巴不干净，但若在新闻稿上公开把中国人称做“支那人”，就是“低级”了。香港人白天穿西装，吃西餐午饭，跟洋人打交道。可是一到晚上，讲广东话，看中文报纸，吃佛跳墙，打麻将，看历书，研风水——这些行径，在新井看来，都是人格分裂的征象。如果这也算人格分裂，那么新井小姐应该是我们的同道中人。把小姐列为“同类”，无非是我觉得这种“分裂”，分裂得可爱。你想想看，穿西装、吃西餐、讲洋文都是为了谋生。可是一下了班，人们很自然地就会返祖归宗。新井你会觉得讲日本话比较舒服、看《朝日新闻》比较顺眼、拿筷子比动刀叉“智取”一叶菠菜更自然，是不是？这种“人格分裂”，端的是多姿多彩，值得我们分裂下去。新井来港后不久就发现，“香港其实不是人们所说的那样是‘东西文化的交会点’。现实是华洋隔离得很清楚，彼此之间互不干涉”。小姐所言甚是。可是，这种楚河汉界的现象由来久矣。且看王韬《香港略论》所记：西商别墅……雉堞周遭，层台轩敝，隐然若防敌国。西人于居家，亦讲求武备如此。当然，这是一百多年前的事了。今天的“西商”，私底下尽可觉得自高华人一等，想也不敢公然居家“讲求武备如此”。说来说去，香港今天如果仍“华洋隔离”、“互不干涉”，自有其历史因素。不过，我倒觉得，华洋实在有别。即使语言的隔阂可以克服，“深层结构”里面的各种性情、价值观和生活习惯的不同执著实在不容易调和，也不必调和。只要大家能和平共处就能达到“种族和谐”的最高境界。“人格分裂”是心理学的术语。也许是“约定俗成”吧，这词儿在一般人的感觉中相当负面，常与“双重标准”或“口是心非”的虚伪心态混为一谈。香港人当然有许多人格分裂的例子，但新井小姐所举的例子，恐怕并不经典。礼拜日上教堂祈祷，晚上回家看历书，其并行不悖的道理，不正是现在的香港马照跑、舞照跳“求同存异”精神的写照？
第二辑 文字岂是东西 二遛狗的莺莺
虽说书生百无一用，但在各行业中，最善自得其乐的首推书生。可不是么，一支秃笔，一张白纸，就可作“丛残小语”，按自己的心思、兴趣、好恶而判生死。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自成天地，为所欲为，这还不过瘾？故事新编，另类“丛残小语”而已。古今中外，好此道者大不乏人。原型越知名，流传后世的版本越多。正因每一代人各有不同的价值观，故事新编，也就层出不穷。
新编故事，动机或出于疑古，或为“拨乱反正”，或为添配时代气息。据Richard
Zoglin在《时代周刊》（1999年7月6日）上的报道，英国的皇家莎翁剧团（Royal
Shakespeare
pany）在美国上演的莎剧《辛白林》（Cymbeline），把情节删了三分之一还不算，最出人意表的恐怕是剧中人均以和服现身，一举一动，还带“和风”。遛狗的莺莺第二辑文字岂是东西这算不算离经叛道？Zoglin说不是，因为对莎翁著作予取予求，由来已久（tampering
with
Shakespeare
is
a
venerable
tradition）。因此，美国版《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演员，尽见男生。金童玉“男”互吻朱唇，全情投入，毫不含糊。《哈姆雷特》中的王子，穿的是蓝风雪大衣（parka），颈系红领巾。端的是“敢教日月换新天”！看官，我说书生最善自得其乐，没错吧？莺莺遛狗？不错，莺莺遛狗。且看“若不胜其体”的闺女怎样对宠物说话——“Oh，you
poor
darling！”Oriole
giggled…“Its
about
time
I
took
you
out，isnt
it？e
on，then．”（“心肝宝贝；”莺莺咯咯笑道；“该出去遛遛了，是不是？来吧。”）这头爱钻到主人怀抱撒娇的“心肝宝贝”，叫
Pug；哈巴狗是也。自元稹的张生用“忍情”后，这个苦命女子幸得后世书生见怜，他们纷纷谱词撰曲，让她轮回转生到花好月圆人寿的世界去。新编莺莺传，最别开生面的应推雷切尔·梅（Rachel
May）的新著《情迷后花园》（Love
in
a
Chinese
Garden）。梅女士是英国人。她根据王实甫《西厢记》的轮廓，以287页的篇幅，为英语世界读者演出这个在中国家喻户晓的故事。英国人喜欢猫狗。小哈巴狗在莺莺闺房和后花园或摇尾乞怜或插科打诨，其角色讨人喜欢，无非是因说书人“恩及禽兽”而恃宠生娇。《情迷后花园》既是故事新编，情节和人物面貌理应与原著有距离。
就拿莺莺来说吧。在洋书生雷切尔·梅笔下，她是个性格开朗、思想活泼、行事极有分寸的女子。
新版的张生君瑞，亦见果断鲜明，一洗《西厢记》中那种优柔寡断、畏首畏尾的书生迂气。想来合该如此。这对多情男女“移民”到英语世界，本身就是一种脱胎换骨的经历。
Love
in
a
Chinese
Garden，亦“再生缘”也。
第二辑 文字岂是东西 二千万别把哥儿们当真
金庸不是圣人，他的作品不是“圣经”。这就是说，王朔写《我看金庸》，虽然“一点正经都没有”，说金庸“这哥儿们写东西也太不过脑子了！一个那么大岁数的人，混了一辈子……莫非写武侠就可以这么乱来”。他的话，说得再刻薄点，也不妨事，因为他不用像拉什迪那样得亡命天涯。我自己是个金庸小说迷。这方面的趣味师承先师夏济安先生。可是怪趣的是，做哥哥的夏济安虽百般开导，也引诱不了其弟夏志清教授对金庸小说发生兴趣。志清先生为什么对金庸的小说看不下去？我没有打听。说不定，他跟王朔一样，觉得“情节重复、行文啰唆、永远是见面就打架……写小说能犯的臭全犯到了”。王朔不喜欢金庸的作品，趣味和价值观不同嘛，那有什么关系。这正如王朔写的“痞子”小说，虽一度痴迷过好些京城男女，却不见得人人受用，道理一样。千万别把哥儿们当真第二辑文字岂是东西王朔看金庸，值得注意的不是他对金庸作品或武侠小说总体的评价。值得注意的，套用金庸的话，是“王先生所以有此文章，猜想重要原因之一，是王朔先生根本瞧不起中国的南方作家，尤其是浙江人、台湾人与香港人”。其实不用金庸猜，因为王朔“老子就是瞧不起”的态度，一点也不含糊：无论是浙江话还是广东话都入不了文字，只好使死文字做文章，这就限制了他（金庸）的语言资源，说是白话文，其实等同于文言文。按说浙江人尽是河南人，广东话也通古汉语，不至于文字上一无可为。闻道金庸晚年潜心向佛，面对王朔轻佻刻薄的调侃，本应“八风不动”。想不到他最后还是沉不住气，应《明报月刊》之邀，写了《浙江港台的作家——金庸回应王朔》。王朔怎么搞的，说浙江话“入不了文字”！最少他应知道鲁迅是绍兴人。
他更应该知道，浙江人碰到同乡，满口“啥事体”是一回事，写诗写散文写小说“入文字”，又是另一回事。台湾地区作家如陈映真和黄春明的小说，其白话文气派不凡。只要不左一句“伊娘”，右一句“伊娘”，实在看不出什么“入文字”的障碍来。广东人讲国语，口齿不清，一向备受“北方人”嘲讽奚落，也是活该。但口齿不清，并不妨碍“入文字”的能力。岑逸飞先生大概看了王朔“骂”金庸的文章，有感而发，写了《粤语创作》一文。此摘录一段：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其母语应为粤语，但行文已全无粤语影子，其文字流丽条畅，避开古文艰涩板滞，而在其年代，仍是文言文盛行，故其新文体是介乎文言与白话之间。至于其思想，既富于旧学，又常吸纳新学，是故新旧兼容，立论甚有条理，笔者早年读其《饮冰室文集》，获益良多。梁任公既能写出像“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这种“金句”，可见“通古汉语”的广东人，除了写墓志铭外，也可书写在当时被认为标准的白话文。王朔是北京人，因此他界定何者为“死文字”、何者为“白话文”，自有一套主观的标准。北京人今天大概不会叫老鼠为“耗子”了，但“哥儿们”还是满口“甭甭”。若是“京腔”口语成为衡量小说家入不入流的标准，那张爱玲和白先勇这两位文字金风玉露的作家，恐怕入不了“流”。“京腔”其实也是方言的一种，跟各地方言不应有贵贱之分。“每依北斗望京华”，哥儿们之所以意气风发，只因北京是“帝王都”。哥儿们玩文化，“玩儿得就是心跳”也就罢了。可是自己的一套标准，硬要人家奉陪，这就等于原教旨主义者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