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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节

4067-三国前传-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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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前传》第三部分旧都浮尘(4)

    董卓死后,如何安置董卓部伍是必须及早解决的问题。但恰恰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王允犯了大错误。就董卓死后的形势而言,一度是向着有利于长安士人政府的方向发展着。驻扎在长安以东陕县一线的凉州军主力,在得知董卓死讯后,就乱了阵营。    
    先是作为凉州军统帅的董卓女婿牛辅变得多疑起来,听信了巫师的话,杀了大将董越,后来自己的大营发生骚乱,牛辅也丢了性命。这时的凉州军群龙无首,在一群中下级军官的会商下,提出了向长安士人政府讨要一张大赦令的主张,也就是说在投降之后,要保证凉州军人的安全。对于凉州军的“摇尾乞怜”,王允倒也显得大度,说什么凉州军本来就没有什么罪过,何赦之有?这一大度是聪明的表现,还是愚蠢的做法,自当别论。但凉州军没有吃到定心丸,却又听到了风言风语,凉州军中有位颇有智识的人物——贾诩站出来说话了:    
    听说长安城中正在商议如何铲灭我们凉州人。如果这时候我们散伙走人,我们就成了刀俎之肉,只有听任宰割了。反倒不如大家齐心协力,去攻打长安,为董公报仇。一旦成功,国家就是我们的了。不成功的话,再散伙不迟。    
    武人们认为贾诩说的有道理,偏偏在这时又从长安方面传来丁彦思、蔡伯喈被杀的消息,又给武人以极大的震动。    
    丁彦思,事迹不详。蔡伯喈,就是那位博闻强记,声名远播的大名士蔡邕,而丁彦思与蔡邕同列,想必也应该是位名士。蔡邕被杀,其间有着很多值得回味之处。    
    蔡邕的死因,谢承《后汉书》和范晔《后汉书》的记载大致相同,即蔡邕得知董卓被诛杀,情不自禁地发出了叹息的声音,从而被王允认定这是同情董卓的表示,王允的逻辑是:董卓是国贼,蔡邕是汉臣,国贼被诛,汉臣不喜反哀,则蔡邕是董卓同党,那就该杀。    
    而蔡邕得到董卓礼遇是事实,在蔡邕思想中也曾把董卓作为强臣来视之,前已言明塑造强臣是士人的政治选择。可是,董卓的种种作为,使得蔡邕发现自己的选择对象错了。于是,他就有了出逃的打算。对于亡命天涯,蔡邕并不惧怕,他曾经为躲避宦官的迫害,在外浪迹十二年。可是,蔡邕的堂弟蔡谷提醒他说,你的长相比较特别,逃到哪里,都会被人认出来。蔡邕也就打消了出逃的念头。    
    既然蔡邕放弃了董卓,那么王允为什么又要在董卓死后硬性给他贴上一张董卓同党的标签呢?曾经给《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对此就大不理解,认为是史书记载有误。但是,他却忽略了王允在诛杀董卓成功之后的转变。《后汉书》卷六六《王允传》说:    
    允性刚棱疾恶,初惧董卓豺狼,故折节图之。卓既歼灭,自谓无复患难,及在际会,每乏温润之色,仗正持重,不循权宜之计,是以群下不甚附之。    
    董卓是王允的敌人,为消灭敌人,王允可以从大局出发,做一个大度的人。而董卓死了,敌人没了,王允成了拯救国家于危亡之际的功臣,成了朝臣的领袖,这时他就是正义的化身。过去要隐忍的事情,现在不用了,架子要端足,杀一两个名士,对于树立个人威信,整饬朝纲,想必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吧!更何况王允对于蔡邕有成见,因为蔡邕曾经在大庭广众之下没给他面子,这件往事记录在南朝梁人殷芸写的《小说》中,文曰:    
    初,司徒王允数与邕会议,允词常屈,由是衔邕。及允诛董卓,并收邕,众人争之,不能得。    
    王允杀蔡邕,是要了断个人的恩怨。这听起来未免过于残酷了。但如果我们来读读顾炎武由蔡邕而引起的一番评论的话,就大致可以了解这残酷背后却有着更深的内容。顾炎武说:    
    东京之末,节义衰而文章盛,自蔡邕始。其仕董卓,无守;卓死惊叹,无识。观其集中,滥作碑颂,则平日之为人可知矣。以其文采富而交游多,故后人为立佳传。嗟乎!士君子处衰季之朝,常以负一世之名,而转移天下风气者,视伯喈之为人,其戒之哉!(《日知录》卷一三《两汉风俗》)    
    顾炎武把蔡邕看作了一个标志性的人物,从蔡邕身上就可折射出时代风气的转变。我们知道,尚节义是党人时代最可宝贵的财富,所谓“文章盛”则是末世浮华的表现。王允是党人时代的名士,而蔡邕在政治漩涡中苦苦挣扎了大半生,未尝不具党人的身份。而此党人对彼党人的问罪,绝不是对过去时代精神回归的企盼。    
    名士尚不免于一死,对于董卓的死党,武人们的命运自可想见了。凉州军就此坚定了背水一战的决心。


《三国前传》第三部分旧都浮尘(5)

    但要是想让凉州军回心转意,似还有他途可寻。那时,就有人向王允献计说,让皇甫嵩去出任凉州军统帅。要知道,皇甫嵩系出凉州名门,德高望重,其忠心为国早已是家喻户晓的事情。可是,王允认为这样做虽然能起到安抚凉州军心的作用,但却会使关东士大夫们起了疑心,毕竟凉州军还是由凉州人来统帅,还横亘在长安与关东交通的要道上,而关东士大夫才是王允的亲人,他不能做出对不起亲人的事情。相比之下,皇甫嵩出山是弊大于利啊!王允的这一想法,终于道出他在对待凉州军问题上的态度,那就是,董卓已除,凉州军的存在无足轻重,把朝纲整顿好了,把关东士大夫们聚拢回来了,那才是国家大计。随即他就派出了使者前往关东,去联络他心目中的亲人们。    
    但这纯属王允的单相思。他根本就不知道,初平三年的关东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原关东联盟的盟主袁绍堂而皇之地窃夺了冀州牧韩馥的地盘,又开始了新的扩张,与公孙瓒厮打在一起;兖州刺史刘岱看东郡太守桥瑁不顺眼,结果了他的性命,而自己也在黄巾的洪流中一命呜呼了;后世的大英雄曹操这时也是夹着尾巴,惶惶不可终日,今天到这里打一架,明天到那里找些粮草,英雄也有气短的时候;袁术在扬州可是心机算尽,总要做皇帝不成,一觉醒来,才发现是一场梦,潦倒了不算,还搭上了条命;原本在关东联盟中表现最为抢眼的孙坚,居然也在荆州地界同刘表火并起来……    
    虽然在中牟(今河南省中牟县西)那块弹丸之地上,还隐隐约约可以看到几位书生挥舞着一面勤王的小旗,在虚弱地呼喊着,但这已于事无补。王允的使者自东去之后音讯皆无。    
    王允的亲人们——关东士大夫每日里为“势利”(曹操诗中语)而争,为“私”(中牟书生的陈辞)而变,还怎能想得起在长安有个朝廷,还会认为他们是国家中的一员呢?这是一直在为诛杀董卓成功而满心欢喜的王允所难以明晰的事情。在王允心目中,国家社稷永远都是沉甸甸的,他始终不会明白他的亲人们为什么不会为“公”而舍身赴义,乃至后世人把王允看作是个粗鲁、迂腐的人(宋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二八),还有大哲人对王允当时的心态表示不理解,并且说了些奉劝的话语,大意是说天下已经处于必亡之势,用什么药都治不了这个病,简而言之,就是叫王允想不明白也要明白过来(《朱子语类》卷一三五)。可是,还没等到王允明白过来的时候,在董卓死后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凉州军十万之众昼夜行军,已经将长安城围得铁桶一般。    
    当时就长安的军力来看,也难与凉州军作殊死一博。    
    长安城中具备战斗力的是吕布的并州军。在董卓死后,由张辽统率的一支千人规模的并州军,也归属吕布指挥。还有张杨所部并州军此时已经进驻河内,吕布与张杨之间私交甚密,一旦并凉两军开战,张杨部会给予必要的策应。而此前,吕布曾派出李肃一部对凉州军做过一次试探性的攻击,结果以并州军失败而告终。这说明并州军在军事上并不占优势。还需看到,在王允心目中,吕布只是一个“剑客”,要用他安社稷,似乎王允还不得要领吧!    
    除并州军外,另有四支武装可用。两支是长安的外围,即左冯翊(治在高陵,今陕西省高陵县)和右扶风的郡国兵,两地的长官宋翼和王宏都与王允友好。还有一支是长安城中的凉州军余部,另外一支是叟兵。王允对于凉州军余部自然是不信任,在凉州军主力杀向长安的时候,王允便将他们打发出去,自相残杀去了。而叟兵,来自巴蜀,是益州牧刘焉派来的勤王之师,他们对于汉廷是否忠诚不得而知,但对于董卓似乎是更有好感些。后来,在凉州军猛攻长安时,他们倒戈了。    
    经过十日的浴血奋战,长安城被凉州军攻陷。只有吕布杀开一条血路,带着几百并州军逃了出来。长安城变成了血与火的海洋,直到王允临终之前,念念不忘的还是他的关东亲人,在吕布杀开一条血路,要保着王允逃离长安的时候,王允说:    
    安国家,吾之上愿也,若不获,则奉身以死。朝廷幼主恃我而已,临难苟免,吾不为也。努力谢关东诸公,以国家为念。(《三国志》卷六《董卓传》注引张А逗杭汀罚   
    是啊,国家社稷,多么令人无法割舍,但它就这样在兵戈铁蹄之下,灰飞烟灭了。回眼望去,偌大的长安再次成了凉州武人的天下。函谷关外,关东诸公视社稷倾圮而漠然无语。在那无形私利的笼罩下,汉末政局的残酷和冷峻,不能不让人为之哀叹!


《三国前传》第四部分奉天子(1)

    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三国志》卷一○《荀彧传》    
    和解:献帝皇统地位的再认识    
    长安政治再行畸变,刚刚浮出水面的士人政府旋即颠覆,凉州武人重返朝堂。而对于怎样上朝理政,如何匡正时弊,从这班武人的表现来看,那还是他们的思想盲区。自董卓之后,他们的政治作为几无可圈点之处,到了建安时,人们在评价凉州武人的时候,就认为:“西方诸将,皆竖夫屈起,无雄天下之意,苟安乐目前而已。”(《三国志》卷二一《卫觊传》注引《魏书》)    
    即便如此,自占长安伊始,武人们还是刻意地温习了一下董卓的故技。    
    先是张济率部回屯弘农(今河南省灵宝市北),仍旧陈兵陕一线,作为卫护长安的外部屏障。    
    后来又派出了高规格的使团,前往东方进行“安抚”。《后汉书》卷九《献帝纪》“初平三年八月”条载:太傅马日和太仆赵岐“持节慰抚天下”,这里所言的“慰抚天下”,据《后汉书》卷六四《赵岐传》“及李傕专政,使太傅马日抚慰天下,以岐为副。日行至洛阳,表别遣岐宣扬国命”,可知马日一行在洛阳分作两枝:    
    一支由太傅马日为首,行程大致在徐州和扬州境内,即山东诸州郡的南部;    
    一支由太仆赵岐为首,即《三国志》卷六《袁绍传》注引《英雄记》所说的“岐别诣河北”。从《后汉书》卷六四《赵岐传》关于赵岐此行的记载中,可以看到赵岐的行程大致在冀、兖两州,即山东诸州郡的北部。可见,所谓的“慰抚天下”实质上就是对山东诸州郡的安抚,因而史书中对于马、赵此行,还有“和解关东”(《三国志》卷六《袁绍传》注引《英雄记》)和“安集关东”(《三国志》卷一三《华歆传》)的说法。而此次出使,却有着不同从前的新意。    
    前已讲述了胡母班使团的“解释义兵”的遭遇。而《三国志》卷六《袁术传》中称:“李傕入长安,欲结术为援,以术为左将军,封阳翟侯,假节,遣太傅马日循行拜授。”可见,马日“抚慰天下”有着特殊的任务,要完成凉州武人与袁术的结盟。如果《袁术传》记载无误的话,疑问就会随之而来。凉州武人为什么要同袁术结盟?    
    董卓诛杀袁氏宗族五十余口,如此血仇,袁术怎能与凉州武人和解?况且结盟袁术,就意味着对昔日关东联盟盟主袁绍的排斥。袁绍与袁术兄弟之间不和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袁术本来就很轻视自己家族的这位庶出的堂兄,认为自己才是袁氏的正宗,为了牵制袁绍,他不惜同公孙瓒联合,这下可惹火了袁绍,两兄弟干脆就兵戎相见,结果袁术被击败。如果李傕知道了这一信息而对袁术进行拉拢的话,李傕显然是有些谋略了。可是,历史文献中能够复原出的李傕,却是一个疑神疑鬼、没有头脑的家伙。那么,谁是此次出使的幕后谋主呢?是那位曾经帮助武人获得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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