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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

4286-明朝的皇帝-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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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建文帝出家遁去,最有力的一个证据。成祖为绝天下人怀念故主之心,明知建文帝未死,而故意说他阖宫自焚;这样就不能承认建文帝做了和尚,自然也不能课溥洽以私助建文帝出亡的罪名,因而“以他事”收捕溥洽下狱。同时,在暗中大搜建文帝的行踪,受命担任此任务的,至少有两个人,一个是给事中胡,还有一个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三宝太监”郑和。    
    胡是常州人,他与成祖并没有特殊的关系,而能被选中担负此极端秘密艰难的任务,可能因为他的“节俭宽厚,喜怒不形于色,能以身下人”的性格,最宜于做私访的工作。《明史本传》:    
    五年,遣颁御制诸书,并访仙人张邋遢,遍行天下州郡乡邑,隐察建文帝安在。以故在外最久,到十四年乃还,所至亦间以民隐闻。母丧乞归,不许,擢礼部左侍郎。十七年复出巡江浙湖湘诸府。


《明朝的皇帝》 第一部分郑和赴海外查访

    二十二、郑和赴海外查访    
    胡这一次远行,目标在两湖江浙一带,显然是因为得到情报,建文帝遁迹在这一带的佛寺之故。他化装成一个性好寻幽探胜的书生,每遇名刹古寺、大小庙宇,总要做整日的盘桓,与僧众闲谈论佛法,借以查访踪迹,这样又是好几年。    
    另外往海外寻访的三宝太监郑和,在海外还要久。郑和的事迹,昭著于国史,艳传于人口。明朝太监有好的一面,当然也有坏的一面。明朝亡于宦官阉党,于此,附带谈一谈明初的太监。    
    明太祖定天下以后,开国规模,尽惩前代之失。宦官之祸,自汉十常侍以来,史不绝书。太祖对此特持戒心,最初在宫内供奔走的,不到一百人;到末年颁祖训,定为“十二监”,计为司礼监、内官监、御用监、司设监、御马监、神宫监、尚膳监、尚宝监、印绶监、直殿监、尚衣监、都知监,而以司礼监地位最高,司礼监的秉笔太监,则等于皇帝个人的“特别助理”,后世僭窃政柄的大珰,都以此职衔与内阁抗衡、交结,乃至指挥。而在太祖年间,定制宦官不得兼文武衔,不得御外臣冠服;官无过四品,每月给米一石,衣食都取给于内廷。太祖还镌刻了一块铁牌,置于宫门:“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    
    到了建文朝,秉承先帝遗意,对宦官的裁抑,尤为严厉,曾有诏旨,太监奉旨赴各地公差,如有不法情事,准许地方官锁拿解送至京。    
    宦官的用事,起于成祖。最初,成祖利用京里的太监刺探消息,尤其在将渡江时,许多太监逃入燕军,对宫中情形、朝廷虚实,全部泄露,成祖颇为得力,因而一改前朝法度,开了重用太监的恶例。    
    在永乐初年,成祖即用太监办“外交”,遣内官监李兴奉敕宣慰暹罗国王;永乐三年命郑和通使西洋。郑和是云南人,很早就在成祖身边,即使精明强干,但通使外国,又何致遣派阉人?可知通使其名,另有目的。    
    当时的传说,建文帝做了和尚,遁往西南,可能由云南出境,转往南洋,郑和的使命,即是到海外去查访建文帝的踪迹。    
    


《明朝的皇帝》 第一部分许多神秘传说

    二十三、许多神秘传说    
    郑和前后出使七次,历时三十年,所经南洋三十余国。但是,他的任务到后来显然变质了,由访建文帝的行踪转变为外交工作。因此关于“建文帝之谜”,郑和这部分的情形,可以不谈。    
    建文帝做了和尚,或者说扮做和尚出亡,事无可疑。所成为谜者,是他离京时的情况,以及此后数十年的行踪。有明一代,不断有人想探索这个谜,甚至强作解人来解答这个谜。到了清初修《明史》时,因为“朱三太子”一案,于“靖难”史实有所顾忌,湮灭了若干真相,使得本来就不甚易解的谜,越发难解。但以史学的眼光来看,由这个谜带来的两个问题才是最值得去探索的:第一,成祖取得皇位以后,大局很快地就稳定了,何以对做了和尚的建文帝耿耿于怀至二十年之久?第二,建文帝生来颅骨偏歪,此是极易辨认的一个特征,何以成祖暗中搜索至二十年之久,未得确实结果?这两个问题,似乎历来研究明史的专家,都未曾并在一起研究过,值得重新加以体认。    
    建文帝之谜难解,原因之一是不仅为建文一个人的问题。当燕师入京之日,朝官不愿投降的,多在当天夜里从城上用绳子吊到城外,一夕之间遁去者四十余人,其中有的列名于成祖的“奸臣榜”中,被抓了回去,有的从此不知所终。而随建文帝出亡的,据说亦有二十余人之多,这些人的下落无人知道。怀念忠义,兼以好奇,于是有许多神秘的传说自明初流行到明末。这些传说,有一部分被收入《明史》,如“河西佣”、“补锅匠”、“云门僧”、“若耶溪僧”、“玉山樵者”等等。细察传说的内容,实为寓言,如:    
    河西佣,不知何许人。建文四年冬,披葛衣行乞金城市中。已,至河西为佣于庄浪鲁氏,取直买羊裘,而以故葛衣覆其上,破缕缕不肯弃。力作倦,辄自吟哦,或夜闻其哭声。久之,有京朝官至,识佣,欲与语,走南山避之,或问京朝官:“佣何人?”官亦不答。在庄浪数年,病且死,呼主人属曰:“我死勿殓,西北风起,火我。勿埋我骨。”鲁家从其言。(《明史》一百四十三)


《明朝的皇帝》 第一部分“补锅匠”的故事

    二十四、“补锅匠”的故事    
    “葛衣”是夏服,燕师入京在六月十三,这表示他是从京城里逃出来的;“破缕缕不肯弃”,正以此葛衣为一极惨痛的纪念品,终身不可忘。“问京朝官:‘佣何人?’官亦不答”,表示建文旧臣虽成新贵,但对故人仍加维护,显得并不如何效忠于成祖。“西北风起,火我”,是希望魂归东南,而“勿埋我骨”,则信有骸骨还乡之日。这则寓言中,很清楚地表达了当时的“民意”。    
    “补锅匠”的故事是如此:〓〓补锅匠者,常往来夔州、重庆间,业补锅,凡数年,川中人多识之。一日,于夔州市遇一人,相顾愕然。已,相持哭,共入山岩中,坐语竟日,复相持哭,别去。其人即冯翁也。翁在夔以章句授童子,给衣食;能为古诗,诗后题“马二子”,或“马公”,或“塞马先生”。后二人皆不知所终。    
    此当有其事,但并看不出与出亡后的建文帝有何关系。此外,有隐于佛寺的、有隐于江湖为医卜星相的、亦有入山唯恐不深的。这些建文孤忠,为他的后辈建立了一个先例,清兵入关,朱明遗臣耻事新朝的,大多亦如此归隐。    
    其时在民间对于建文帝及出亡诸臣,有许多神秘的传说,好事者辑写成书,最早的一部名为《忠贤奇秘录》,所记还大致与传说相符。到了万历以后,有两本书先后出现,那更是在“制造”传说了。这两本书,一本叫做《从亡随笔》,一本叫做《致身录》,内容大同小异,多记建文帝在城破之日出亡的经过。    
    在谈这两本书之前,先要介绍一位“传奇人物”,这个人叫程济,《明史》有传:    
    程济,朝邑人,有道术。洪武末官岳池教谕。惠帝即位,济上书言,某月日北方兵起。帝谓非所宜言,逮至,将杀之。济大呼曰:“陛下幸囚臣,臣言不验,死未晚。”乃下之狱,已而燕兵起。释之,改官编修,参北征军,淮上败,召还。或曰,徐州之捷,诸将树碑纪功,济一夜往祭,人莫测。后燕王过徐,见碑大怒,趣左右椎之。再椎,遽曰:“止!为我录文来。”已,按碑行诛,无得免者,而济名适在椎脱处。


《明朝的皇帝》 第一部分《致身录》如斯云云

        
    二十五、《致身录》如斯云云    
    这个故事的后半段,已证明为虚构,因为“考其实,徐州未尝有捷也”。“靖难”师起,朝廷打得最漂亮的一仗是“东昌大捷”。既无所谓“徐州之捷”,则又何来所谓“树碑纪功”?但这个传说能够被采入正史,可知流传甚广,照它的内容来研究,编造此神乎其神的故事的人,虽昧于史事,却知乎“道术”,看上去是个相信“先天数”的人。    
    相信“先天数”的人,照现代的术语来讲,即是个“宿命论者”,他们相信凡事皆由天定,一物之微,成毁亦早经注定,非人力所可抗衡,能预知后果,则知所趋避。而照传记所述,程济应亦为此道中人,他能预知燕王必得天下,必定要“按碑行诛”以为报复,所以“一夜往祭”。而他本人则适以“椎碑”椎去了名字,得以幸免。    
    于是好事之徒,或者说“有心人”,编造建文帝出亡的故事,即以程济为主要配角,说他是为建文帝祝发之人,并托名撰写《从亡随笔》。程济有无此随笔,固为疑问,但后出而与《从亡随笔》大同小异的《致身录》,则已可证明其为伪书。《明史》一百四十三:    
    万历时,江南又有《致身录》,云得之茅山道书中。建文时,侍书吴王史仲彬所述,记帝出亡后事甚具……然考仲彬实未尝为侍书。“录”盖晚出,附会不足信。    
    “具”者具体,伪书为欲求信于读者,常写得特别详细,两书都说当建文帝得报金川门失守时,长叹想自杀,编修程济建议:“不如出亡。”又有个太监王钺说:“高祖驾崩时,留下一个箱子,说是‘遇到大难时才可打开’。这箱子收藏在奉先殿。”    
    群臣一听这话,都说快把箱子取来。等抬来一看,是一个红色的箱子,“四围俱固以铁,二锁亦灌铁”,程济一脚把它踩破,里面有“和尚的身份证”度牒三张,上面的名字是:应文、应能、应贤;袈裟、僧帽、僧鞋、剃刀,一应俱全,另外还有白金十锭。箱子里面用朱笔写着:“应文从鬼门出,余从水关御沟而行,薄暮会于神乐观之西房。”    
    当箱子刚抬来时,“帝见而大恸,急命举火,皇后马氏赴火死”。等箱子打开,建文帝才知道他祖父要他做和尚,便说:“数也。”就在这最初的一段叙述中,便有两个漏洞。    
    


《明朝的皇帝》 第一部分建文帝出亡传闻

    二十六、建文帝出亡传闻    
    第一,既然这个箱子“四围俱固以铁,二锁亦灌铁”,异常坚固,何以程济一脚便能踩碎?第二,太祖既有这样的遗命,自然也有妥当的安排,当箱子抬来后,理应先打开看个究竟再作定夺,何以箱子未开,建文帝即命举火,而马皇后亦遽尔自焚?凡此都是情理不通的地方。    
    以下所叙述的还有漏洞。照书中所记,当时由程济为建文帝祝发,吴王教授杨应能愿意随亡,这样,“应文”、“应能”都有了,另有一个监察御史叶希贤说:“臣名希贤,应贤无疑。”于是相继改装。其时殿中有五六十人之多,多愿保护天子出亡。建文帝认为人多反而引人注目,易生不测。大家一听这话也不错,纷纷痛哭而去。    
    随建文帝出亡的,一说九人,一说八十人,依照朱笔遗命,从“鬼门”而出;门外河边停着一条船,船上有个神乐观的道士王升在接驾。见了建文帝,伏地叩头,口称“万岁”,说是太祖托梦,命他在此等候,一起上了船到太平门登岸,在神乐观暂住。不久“应能”、“应贤”他们也都到了,出亡的一共是二十二个人。    
    上述的说法,如“托梦”云云,一望而知是胡说。但建文帝做过和尚,在西南一带有其行迹,实无可疑;同时我们也可以相信,最后胡也见到了建文帝,《明史·胡传》说他在永乐十七年复出巡江、浙、湖、湘,二十一年还朝,其时成祖亲征在外,于是“驰谒帝于宣府。帝已就寐,闻至,急起召入。悉以所闻对,漏下四鼓乃出。先未至,传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至是疑始释”。孟心史先生就此下断语:“还朝必驰赴宣府行在,为有确讯可报也。帝已寐而急起召入,为知此来必有所报,而不能复稍延也。所云‘至是疑始释’,必已得建文之确实表示,不与争国,而后心乃安也。……观入对至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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