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40-吕景琳正说洪武大帝朱元璋-第3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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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恶之外，更注意扬善。本里有孝子贤孙、义夫节妇，里长老人可以直接上奏朝廷，同时申文官府转奏。海里每乡设立申明亭和旌善亭。凡境内之民犯有罪过，将姓名事实写榜，张贴在申明亭上，有善于则张榜于旌善亭。在每里海乡设置一个木铎，即播铃，由残疾人每月六次在乡里循行，高声喧唱六句劝人为善去恶的话：“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勿作非为。”乡里人户，随其志愿给这些持铎教元璋还特别注意对青少年训导教育。洪武初年曾在各地普遍设立社学，后来因为有些官吏借端骚扰百姓，不得不暂时停止。晚年又有所恢复。另外，又在七八岁十二三岁的孩子中普及法律，学习元璋亲自撰写的《大诰》。还曾让各地方官选择儿童到京背诵《大诰》，元璋亲自聆听考察。
为了做到“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百姓亲睦”，元璋专门发布乡里之间互助互济的文告，说：“乡里人民，贫富不等。婚姻死伤吉凶等事，谁家无之。今后本里人户，凡遇此等，互相周给。且如某家子弟婚姻，某家贫窘，一时难办，一里人户，每户或出钞一贯，每里百户，便是百贯，每户五贯，便是五百贯。如此资助，岂不成就。日后某家婚姻亦依此法，轮流周给。又如某家或父母死伤在地，各家或出钞若干，或出米若干资助，本家或棺椁，或僧道修设善缘等事，皆可了济。日后某家倘有此事，亦如前法互相周给。虽是贫家，些小钱米亦可措办。如此则众擎易举，行之日久，乡里自然亲爱。”
朱元璋希望把农村搞成一个自立自足的封闭体系。在乡里内部，通过互相制约和渗透而增强凝聚，但在各乡里之间，则尽可能彼此隔离，相互独立。凡是有可能打破这种宁静和凝固的，他都尽可能避免。如联结官府与百姓的吏与胥，在征收赋役等公务活动中，不免与百姓打交道，而只要他们一下乡，则定然搅得鸡犬不宁。元璋为此规定严格控制吏胥下乡骚扰。粮税收解，在南方几个省区改田粮长负责，所谓“以良民治良民”。一般民事纠纷，由里中老人负责调解裁断。很有点乡村自治的味道。而这样一些彼此孤立、沉静而安定的农村，正是一个封建专制皇帝和王朝最坚实的基础。
小农经济并不排斥工商业的存在和发展。“农夫耕，商旅行”依然是小农经济的生动画面。从总体看，朱元璋对工商业采取了扶植政策。
手工艺人被编入专门匠籍，以便征发他们为皇家和官府服役。这一点同元朝并无不同。当时最大的手工业部门依然是官府手工业。这种官手工业，原料以赋税的形式征自民间，劳动力出自对匠人的劳役征发，生产不计成本，生产品应有尽有：丝绸衣帽、金银瓷器、车轿舟船、铁铜金银、兵仗器械，举凡皇家、政府一应用品和军队供应无不设局生产。这种生产不进入市场，与商品社会和国计民生没有关系。它也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形态。不过，元朝的官手工业是“匠不离官”，即匠人一生一世、生生世世在官府服役，是一种工奴性劳作。元璋推行节俭政治，轻徭薄赋，不需要几十万名工匠昼夜不息地劳作供应，因而改为轮番上京服役。起初是三年一次，每次三个月，而后又区别不同工种，分为三年一轮和二年一轮。服役期间，供给薪米盐蔬，有一段时间是供米六斗，有妻子者给一石。匠籍人户免除全家其他徭役。这就是有名的轮班匠制度。这个制度使匠人每年有大约十个月的时间为自己生产，也就是为社会进行小商品生产。与元朝工奴制相比，是一次人身解放和社会进步。元璋对官手工业所打开的缺口还引发了明中叶以后的以银代役，导致官手工业制度的彻底衰落和私营手工业的勃兴。
第六章 先喂饱肚子再说二、毕竟是农民皇帝（7）
轮班匠制度扩大了明初商品生产的规模。在普遍兴起的家庭作坊之外，小手工工场也渐渐恢复与发展。明初大学者徐一夔有一篇《织工对》，借杭州丝织业织工的对话抒写情怀，并透露了当时手工工场的情况。文不长，写得很别致，录如下：
余僦居钱塘之相安里，有饶于财者，率居工以织。每夜至二鼓，一唱众和，其声欢然，盖织工也。余叹曰：“乐哉！”旦过其处，见老屋将压，杼机四五具，南北向列。工十数人，手提足蹴，皆苍然无神色。进工问之曰：“以余观，若所为，其劳也，亦甚矣，而乐，何也？”工对曰：“此在人心。心苟无贪，虽贫，乐也。苟贪，虽日进千金，只戚戚尔。吾业虽贱，日佣为钱二百缗，吾衣食于主人，而以日之所入养吾父母妻子，虽食无甘美，而亦不甚饥寒。余自度以常，以故无他思，于凡织作，咸极精致，为时所尚，故主之聚易以售而佣之值亦易以入。所图如此，是以发乎情者，出口而成声，同然而一音，不自知其为劳也。顷见有业同吾者，佣于他家，受值略相似，久之，乃曰：‘吾艺固过于人，而受值与众工等，当求倍值者而为之佣。’已而，他家果倍其值佣之。主者阅其织果异于人，他工见其艺精，亦颇推之。主者退自喜曰：‘得一工，胜十工。’倍其值不吝也。久之，又以‘吾业织且若此，舍此而他业，当亦不在人下。去事大官，善其逢迎之术，竭其奔走之力，富贵可当也，奈之何终为织家之佣？’其后果事大官，侧在众奴中，服役于车尘马足者五年，未见其所谓富贵之机也。又如是者五年，一旦以事触大官怒，斥逐之，不使一再见。又所业已遂遗忘。人亦恶其狂，不已分，不肯复佣以织，至冻饿以死。若人也，吾仅用以为戒，如之何而弗乐？”余叹曰：“工，知足者也。老子曰：‘知足之足常足。’工之谓也。”如果没有工匠一定程度的人身解放，这样规模的手工工场和匠人的以佣取值、来往自由是不可想象的。
那时候，采矿业都是官营的。官营采矿业，国家得利，却是劳民伤财。元璋认为是一种虐民的举动，特别不利于百姓休养生息，所以好多人提出增开银矿、铝矿、铁矿等，都受到申诉，受到杖责，这是明智的，不应该看做是没有工商头脑。那时金、银、铜、铅等矿与百姓生产生活都距离较远，还很难想像国家会放弃垄断，洪武二十八年（1395），因铁的储备丰裕，元璋下令罢除各处官营铁冶所，将铁矿开采冶炼向民业开放，政府收2／30的课税，倒不失为一个大胆而时宜的举措。明代冶铁与炼钢工业取得迅速发展，元璋的这个政策起了很大作用。
元璋认为士农工商四业是百姓们的正当职业，自古如此，所以对正常的商业交往是保护与支持的。商人远出经商要领取商引。商引是一种身份凭证、经销凭证和纳税依据。规定商税额为三十税一。耕牛、农具、书籍及瓜果蔬菜柿枣畜牧饮食舟车丝布嫁娶丧祭之物皆充税。府州县镇店等处不许有控制盲人的官牙私牙。一切客商照章纳税之后，听从发卖，敢有称官牙私牙的，许人拿获赴京，如系官牙，该管吏员全家迁徙。为便利客商，在南京建造了供商人存放货物的塌房。当时有人提出，固定每个税收机关的收税额，元璋怕因求足额而敲剥商人，没有批准。山西汾州平遥县主簿入京考核，州官给他出具的评语是“能恢办商税”。元璋说：“地之所产有常数，官之所取有常制，商税自有定额，何待恢办？若额外恢办，得无剥夺于民？主簿之职，在佐理县政，抚安百姓，岂以办课为能？”为赋税征收、交易的便利，国家颁定统一规范的斗、称、尺等度量衡器。在京城及其他城镇设市司，市司配合兵马司定期校勘街市斛、斗、称、尺，核定物价，禁止短称少两，欺行霸市。
元璋还推行了统一货币。在应天根据地时代，曾铸大中道宝铜钱，与历代钱兼行。明朝开国改铸洪武通宝钱，分当十、当五、当三、当二、当一五等。当十重一两，当一重一钱。但铜钱携带不便，而且铸钱原料铜的供给发生困难。商人们已有近百年的用纸钞的历史，觉得方便，于是洪武八年（1375）推行钞币。这种钞币以桑树皮为造纸原料。它高一尺，宽六寸，青色，外绘龙纹花栏，顶端横题“大明通行宝钞”。龙纹框内，上端有八个篆字，曰“大明宝钞，天下通行”，分别两旁。篆文中间是钞的价值数字和钱串图形。如上面书“壹贯”，则其下画十串钱的图形，若“五百文”，则下面画为五串。龙纹框下端书写：“中书省奏准印造大明宝钞与铜钱通行使用。伪造者斩，告捕者赏银二十五两，仍给犯人财产。洪武×年×月×日。”钞分一贯、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六等。每钱一贯，相当铜钱千文，银一两，四贯相当黄金一两。禁止民间用金银作交易货币，金银与钱钞的比价只用作以金银换纸钞。这时是以钞币为主，兼行铜钱。元璋发行的钞票是一种不兑换纸币，也没有物资储备做保障。元璋和他的臣僚们都习惯于权力对商品与市场的支配，而不懂得商品、市场对社会的支配。他们不了解，纸币只能代表已有的一定数量的社会财富，它只是一种物物交换的媒介与符号。他们错误地把铸钱与造币当成一种国家权力的象征，甚至把铸钱与造币当成增加政府财源的手段。因而，他们的纸币发行是无限量的。这势必造成宝钞的贬值。纸币用久了就要昏烂。洪武十三年（1380）立倒钞法。允许以昏钞向国家换新钞，但要缴纳一定的工本费。这就使新旧钞价值产生差异，尽管三令五申强使人们接受旧钞，但旧钞在使用中仍被打折扣，从而扰乱了货币体系。到洪武十八年（1385），国家规定的官俸折钞是二贯五百文准米一石，比行钞之初已贬值2。5倍，洪武末年江浙等地一贯钞只能换到一百六十八文钱，只有法定价值的1／6。有的地方的商人索性只收金银不收宝钞了。到明成化年间，既元璋死后六七十年，钞币最终退出流通领域而逐渐进入银货币时期。
元璋把工商业当做小农经济的附庸和补充，当做恢复发展生产的一种手段。从经济利益看，除去盐与茶两种专卖品之外，工商税收在国家财政中所占份额不大。洪武十三年（1380），在全国撤销了三百六十四个专门税务机关税课司、局，约占总数的1／3，因为它们的年税收总额不及五百石米。而五百石米不过是二三顷地的收获量，可见商业规模之有限和明初整个生产的闭塞萎缩。
第六章 先喂饱肚子再说二、毕竟是农民皇帝（8）
元璋对国内贸易采取了有限制的保护政策，但对外贸易则基本是一种封闭政策。它采取贡舶贸易的形式，把对外商业交往当做一种政治怀柔的补充。规定，凡是与中国通商贸易的，首先必须是政治上的藩属国。他们载货而来，不是互通有无、平等交易，而是向明帝国朝贡。作为天朝大国，明王朝要以赏赐的名义收下这批货，那赏赐的原则自然是薄来厚往，要给予高出几倍的货物。这些贡品的主要部分不进入市场，只供皇家消费使用，只有其中一小部分“私货”，是由贡船与中国商人交易，政府也免于收税。鉴于这种贸易性质，明朝对朝贡国的朝贡期限、贡船数量、贡纳物品、停泊港口等都有严格规定。当时与明朝建立有朝贡关系的有朝鲜、日本、安南、真腊、暹逻、占城、苏门答腊、爪哇、百花、三佛齐、■尼等十几个国家。他们一般是三年一贡，船不得过三艘。这种用金钱财物补贴政治的办法，明朝不能得实惠，进贡国也不能满足对中国货物的需求。对外交往的窗口实在是小而又小。这与宋元的贡舶贸易比较起来都是一个大退步。宋元时候，外国贡使只要在中国办理必要手续，就可以自由出入，所以那时泉州、广州等港口帆樯林立，相当繁荣，特别是它允许在市舶司领取公凭的中国商人自由外出经商，更给国内经济注入了活力。元璋的贡舶贸易限制严格，私人对外贸易的出路更是完全堵死了。他多次发布命令，严禁交通外番，私自出海。甚至禁止沿海百姓使用番香番货。这就构成了一个放大了的自给自足的孤立静止的经济体系。元璋的闭关锁国政策给明代经济的发展带来消极的影响。十六七世纪，正是世界历史进程的转折时期。西方殖民者的东来，新大陆的发现，造就了一个海上贸易的新时代，也造就了最早的一批资产者。这时，中华帝国尽管依然强大，无奈步履蹒跚。朱元璋在这方面胸襟局促，开篇文章做得气势不弘，实在是难辞其咎。
第七章 穷人的孩子穷当家一、这句漂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