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的侧影-第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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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3天后，冷欣向重庆报告了南京情况：“近日寇投降，各杂色部队以及地方痞棍，亦皆闻风而起，甚有假借名义强占民居，绑架勒索，无所不为！内外秩序，顿遭破坏，造成极度恐慌现象……”
南京的混乱让重庆方面加快了派遣接收部队的计划。从拍摄于1945年9月初的照片上，可以看到担任凯旋还都任务的国民党新六军在街道偶遇待命的日本士兵，人们则聚集在街边兴奋地注视这历史一刻。
从9月5日开始，新六军借由美军飞机陆续抵达南京。在蒋介石的再三催促下，美军动用了几乎所有的空军力量，短短几天内，8万新六军全部到达南京，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空运。
9月9日9时，在中国传统的“三九”吉时，中国在南京正式接受日本投降。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这总是从未意料到的痛苦处境。一进入会场，就试用白隐禅师夜船闲话的内观法，念着‘坐禅如在桥上，把往来行人当作深山树林’一语，借使自己镇定下来。”
台湾，历史上因为屡遭台风侵袭而得名，自从1895年《马关条约》签署以来，孤悬海外的宝岛被迫离开了祖国的怀抱。
10月17日，当中国接收部队第七十军登陆基隆港时，基隆市万人空巷，人们争相跑上大街，一睹自己军队的雄姿，这是人们在半个世纪后第一次看到中国人自己的军队。激动得流下了眼泪的市民，顾不得语言不通，都热情地拖一两个士兵到家中吃饭，不停地问寒问暖。
10月25日，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典礼终于在台北市中山礼堂正式举行。台湾民众一大早就穿上了新衣，家家遍悬灯彩，如迎新岁，鞭炮锣鼓之声响彻云霄。各地舞狮舞龙，接连三天举行火炬游行。有记者说，自日本投降以来，各地同胞欢庆胜利的场面难以计数，最让人终生难忘的景象，是在台湾。10月25日，这个日子也被台湾隆重地定为光复节。
台湾回归了祖国之时，在高雄，一位名叫岩里正男的中国籍日本陆军少尉退伍复员，他就是大家熟知的李登辉。从日本占领台湾开始，李家就因顺从日本颇受照顾，李登辉的父亲则整整当了16年的日本刑警。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害怕中国血统的台湾人支持抗战，于是开始了“皇民化运动”，号召台湾人改用日本名字，李登辉的“岩里正男”正是来源于此。此外，日本在台湾大力推广日语，台湾的中文报纸全部被改为日语报纸，中国的传统节日被禁止，台湾人也被强迫灌输日本的武士道精神。
当战局转危时，日本又在台湾征召士兵，李登辉和他的哥哥都应召入伍，代表日本参战，但更多的台湾青年则是被强迫入伍。据统计，在整个二战期间，共有约20万台湾人被日本强征为军人或军夫参战，战死和病死者3万余人。
回首过去，《台湾新生报》的社论《受降观礼与庆祝光复》感慨道：“回忆五十年往事，像一场噩梦。过去日本民族最大的问题就在妄自尊大，希望同化台湾。现实无情，终于对抱优越感的那些人提出了修正。由受降签字起，台湾的主权正式地归宗祖国了！”
南京受降典礼结束后不久，汪伪南京政府实业部部长梅思平等就成了国民政府逮捕的第一批汉奸，中国抓捕和审判汉奸的大幕也由此拉开。
审判梅思平这天，南京朝天宫人潮如海，因无旁听证而站于广场上的人多达3 000余人。梅思平在辩护书里狡辩道：“和平运动乃以本国之利益为前提，本人在职五年间所经办之事务，皆直接于沦陷区之民众有利。”
法官并没有轻信汉奸的狡辩，最终法庭宣判梅思平死刑，并在南京珠江路老虎桥监狱执行枪决。梅思平也成为南京第一个被枪决的大汉奸。从9月到年底，共有4 692名汉奸受到审判，得到了他们应有的下场。
在中国抓捕汉奸的同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也开始了对日本战犯的抓捕与审判。中国法官梅汝忆了审判战犯的场景：“东条死板板地像泥塑的一样，丝毫没有当年的威风和豪气。松冈洋右这小子今天面黄肌瘦，形容憔悴，胡须根本就是芜杂一团。最可怜的是南京大屠杀的总凶手松井石根。我的天，这简直是一个驯服得像绵羊似的可怜虫。英文报上说这位当年杀人如麻的大将很像一个失了业欠薪已久的银行小书记。这话再恰当没有！”
最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读了判决书，自杀未遂的日本前首相东条英机、“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松井石根等全部被宣判死刑。
据不完全统计，八年抗战中国政府和人民的财产直接损失为1 800亿美元，间接损失超过了6 000亿美金。
国民政府的受降和审判如火如荼，中国共产党军队也在沦陷区收复着失地。日本投降后两个星期，毛泽东在起草给党内的通知时高兴地提道：“我军已收复大小59个城市和广大农村，共有城市175个获得了伟大的胜利，造成了我党的有利地位。”
失地收复让孙犁有机会回到阔别六七年的家乡。他重新穿起从晋察冀穿来的山鞋，拿起从山上砍来的六根木棍，怀着兴奋而忐忑的心情上路了。
自从1939年离开家乡后，孙犁和家里的联系一直很少，偶尔得到的也不是好消息。长子夭折，老父身体欠佳，这都让他的心情沉重起来。一年前，他实在担心家里，就冒险写了一封家书托人带回家，一年过去了，他仍然担心家里收到信没有。
在急切的心情下，孙犁日行百里以上，十几天行走的疲劳让他脚下轻飘飘的，眼有些晕，身子像要飘起来。在一个黄昏，孙犁终于走到了自己的村边，他深深吸一口气，将疲惫抖落干净，激动地走进了家门。在《善暗室纪年》中孙犁这样回忆道：“进家时，正值老父掩外院柴门，看见我，回身抹泪。进屋后，妻子抱小儿向我，说：‘这就是你爹！’这个孩子生下来竟还没见过我。”
《一个时代的侧影》 第三部分1945年：胜利与返乡（5）
从妻子口中，孙犁得知他的家书还是安全地送到了家里，给了家人很大的安慰。但他很快发现了妻子的变化。妻子在娘家本有些娇惯，不会织布。现在她竟从纺到织，都学会了。此外，她还带着孩子下地、下场，每逢集日，又去卖线卖布。这次孙犁回来，看到她的两个大拇指因为推机杼都顶得变了形，又粗，又短，指甲也磨秃了。不变的是妻子的厨艺，煮红薯、炒花生、玉茭饼子、杂面汤。可口的家乡饭菜让孙犁一直难以忘怀。
重庆的朝天门码头上，人群涌动，汇成了返乡的人潮。在嘉陵江边的化龙桥，急于还乡的人们把带不走的东西都在这里摆地摊卖，但令他们失望的是，卖出的东西往往并不能换来需要的路费。
胜利前，本以为抗战还要继续一年的人们都在高价屯蓄物品，但突如其来的胜利让物价奇迹般降下来。
百货店皮革店前，无不挂着血红的大减价横幅。老板和伙计们站在“欢庆胜利”的布标下，“睁着眼睛”等待顾客，但是顾客还是难得光顾。一位小铺子的老板哭丧着脸说：“1000万元本钱要保得300万，就费劲得很了。说不定辛苦七八年的结果，怕是一家的路费都筹不出。双手空空，即便能回去，逾海茫茫，如何生计？”
一方面家中的囤积卖不出价，另一方面回乡的费用却高得惊人。随着人潮的出现，飞机票、船票、汽车票都紧张起来，经常要出高价，找熟人才能弄到票。正在船上等待回乡的叶圣陶在《东归江行日记》写道：“上午，船仍不开，船主与棹夫议工价，摊钞票若干叠于船头……结果，每一棹夫得工价二万八千元，到宜昌。十一时后，解缆撑篙，自此与重庆别矣。”
经过18天的水路，叶圣陶抵达长江的重要中转站——宜昌。
抗战开始时，迁往西南避难的人就在宜昌形成大规模的迁徙潮。现在，这一场景再次出现。如今的宜昌早已破败不堪，叶圣陶在日记中写道：“到宜昌，大家快慰，夜眠亦酣适。然宜昌市屋十去八九，系为寇兵拆去充作燃料，故皆留屋顶墙壁。碎瓦颓垣之处亦颇不少，不知因何而毁……”无屋可住使大量人员拥在码头河滩、街头巷尾，一时间宜昌人满为患，食住和交通极端困难。
叶圣陶还在宜昌的时候，先期离开重庆的凤子已经回到了上海。虽然一路上见到的景象都十分混乱，但当人们回到家乡时，还是抑制不住自己兴奋的心情。凤子一回到家就迫不及待地在《良友》上发表散文，抒发自己感慨的心情：“我像一个同风浪搏斗的舵手，经历了八年岁月的漂流，船身被风雨吹打得已非旧日面目。我顾不及拂去身上的尘土，顾不及换掉破陋的行装，我跑向大街，跑遍每条小巷……”
但回到上海不久，凤子即发现，上海的混乱更甚于其他城市。战后的黄昏，到处充满着嘈杂、混乱与不平，物价高得惊人，虾1斤3 000元，肉也要八九百元。1947年，白杨主演的电影《八千里路云和月》就纪实性地描写了抗日演剧队员们战后的遭遇和接收大员们的腐败生活，再现了当时上海混乱的场面。
提到中国重工业的发展，就不能不提到翁文灏和钱昌照，不能不提他们领导的资源委员会。这个经济组织在抗战初期只有1万多人，可到战争结束时，已经成为多达18万人的庞大组织。在胜利来临前夕，曾经当过教育部次长的钱昌照常叹息中国人才的不足。他担忧如何面对胜利的局面：“我们要从敌人手里接过那千千万万已经受到破坏和没有破坏的事业，可我们的人才在哪里？我们虽然不一定办得怎么好，但也不能办得比在敌人手里更坏吧。”
在他小小的办公室里，挂着几张图表，其中一幅是标着台湾资源的地图，那是他自己最注意的一幅，也是最容易引起每位来宾注目的。在1943年开罗会议以前，台湾问题还是他想不到而且不必想的问题，但当到了胜利突然到来的1945年，这一切都纳入了考虑之中。钱昌照说：“战后我们要收回我们失掉的土地和资源，我们不能够不立即从事了解和准备的工作，再也不能够耽搁了……”
起初，大后方的法币与沦陷区伪储币的实值相差不太大，但国民党政府不久后规定，将法币与伪币的兑换率定为1比200。一纸命令下来，沦陷区经济迅速崩溃，在重庆只能买一些油条的钞票，可以在上海的酒楼摆上两桌酒席。携带大批法币的接收人员大发横财，立成暴富，而许多沦陷区的民众顿成赤贫，根本难以维持生活。
《白杨传》里记述：“弄堂内，一些衣衫褴褛的乞丐正爬进善堂门口停放的空棺材里，了此残生。在他们看来，能死在一口棺材里，不暴尸街巷，就是最大的满足了。”
看着接收大员们在沦陷区兴高采烈地接收敌伪产业，身在西南的胡厥文心里焦急不堪。这时，整个后方工业界由于连年战乱变得奄奄一息。食盐产量下降了五分之一，数千家棉纺织厂停业，面粉厂、酒精厂和各种矿场也纷纷倒闭。
作为抗战迁厂最坚定的工业家，胡厥文本来希望从敌伪资产的接收上得到补偿，而政府却并未给后方濒临破产的民营厂家丝毫的补偿。面对残酷的现实，胡厥文困惑了，他一心支持抗战，为此几乎毁灭他的所有事业。“炸出云舰毁了长城厂，南京中华门之战百城厂又没有了……到后方来，重庆只有最少的一部分，想不到今天也就是只剩这一点！”可如今他对政府的协助，已经失去了信心，他带着嘲讽分析说：“今天能办机关业务的已是第一等，能办自己的事情是第二等。谁来管民生疾苦呢，那就不必谈了。”
他愤慨地说：“我不明白，是鸡生蛋呢，还是蛋生鸡？这也就是说，这样的政府产生这样的人民，还是这样的人民产生这样的政府呢？”
这便是胜利前夕一个奋勇抗战的工业家的悲凉感言。
1945年，有日本女孩和老人冒着严寒站在沈阳街头贩卖香烟，满面愁容。日本战败之后，当年随“满洲开拓团”来到东北的日本侨民们失去赖以生存的基础，大量难民在逃难中死亡。侥幸活下来的人，很多被中国家庭所救，并最终留在了中国，而有的只好在难民所苦苦等待回国的机会。
在日本本土，战争让国内变得满目疮痍。生产陷于瘫痪，物价不停飞涨，粮食和物资都极度匮乏。700多万军民从殖民地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