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53-苏醒将医学探索转化成文字黄金的著作-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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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具有历史性的经历，实际上成了开始左旋多巴治疗后这些病人此前和此后生活的故事，变化的故事和以后可能会怎样的故事。
这样，不管我情愿不情愿，我都应该将这些个案史或传记记录下来，因为“正统”的方式，用数字、系列、疗效登记等等这些方式都不能表达这一经历的历史性真实。所以，1969年8月，我写下了“苏醒”的头9篇个案史，或者说“故事”。
必须记述这些故事和现象（故事的戏剧性），传达出发现现象的喜悦——这一同样的冲动和感觉使我在次年初给《柳叶刀》杂志和《英国医学杂志》的编辑写了好几封信。我写这些信时心情很喜悦，而且就我所知，这些杂志的读者阅读它们时也是如此。这些信的形式和风格中有某种东西使我能够表达出临床经验的美妙，而医学文章则完全做不到这一点。
现在，我决定写出我的总体观察和我的一般性结论，同时仍坚持某种书信的形式。我写给《柳叶刀》杂志的一些早期书信是一些奇闻轶事（所有人都喜欢听奇闻轶事）；那时，我还没有尝试任何普遍性的表述。我对1969年夏天的首次经历和患者最初的反应都是令人高兴的事情；当时所看到的是令人吃惊的，狂欢式的“苏醒”——但随后我所有的病人都又陷入了困难和痛苦之中。这时，我观察到的不仅是左旋多巴特定的“副作用”，还有某种普遍的模式——突然和不可预测的反应，快速发展的震颤，对左旋多巴的极度敏感，最后还有完全无法使用药剂量和疗效相匹配的问题。所有这些都使我异常沮丧。我试着改变左旋多巴的剂量，但这也不再起作用了——现在这一“系统”看起来有了它自己的动力学。
1970年夏天，我在写给《美国医学协会杂志》（JAMA）的信中报告了这些发现，描述了60位使用了一年左旋多巴的病人的整体疗效。我写道，所有这些病人开始的反应都很好；但所有人或早或晚都逃脱了控制，进入了有时很怪异和不可预测的复杂状态。我说，这些现象不能被视为“副作用”，而应被当做一种演变过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强调说，通常的手段和对策早晚都会失效。我们需要对这种病有更加深刻和本质的了解。
我在JAMA杂志上发表的信在我的一些同事中引起了激怒（见萨克斯等，1970年10月和1970年12月在JAMA上发表的信）。我对所引起的震动，特别是有些信的语气感到奇怪和震惊。有些人同时认定这样的疗效“从未”出现过；其他人则认为即便真是这样，这件事也不应声张出去，否则会“扰乱”使左旋多巴获得最大疗效所需的乐观治疗氛围。甚至有人荒唐地认为我反对使用左旋多巴——其实我反对的不是左旋多巴，而是简单化的做法。我邀请我的同事去芒特卡梅尔亲眼看一看我所报道的实际情况，但没有一个接受了我的邀请。直到此时，我才真正认识到歪曲和否认的意愿具有多大的力量——而且在这一特定的复杂情况下是多么盛行。在这种情况下，医生的热情和患者所经受的压力可能会在无意识中发生碰撞，从而都想否定不合自己胃口的事实。这种情形和20年前可的松被笼罩了一层无限希望的光环有些相似；而我们只能期待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无可置疑的经验积累，现实观能够战胜主观的意愿。
我写的信是不是过于浓缩——或者根本让人看不懂？我是否应该将这些事情写成长篇大论？我费尽心机（因为这样做可以说违背了我的意愿）尽量将所有的事情以正统或传统的方式——连篇累牍的数字、图例、表格和图画——记述下来并将其送往各个医学和神经医学杂志。使我奇怪和懊恼的是这些稿件一篇也未被采用——其中一些还引起了严厉甚至激烈的批评，好像我写的东西里有一些根本无法容忍的内容。这使我确认我的文章触到了深层的神经，引发的不只是医学上的，而且还有某种认识论的疑虑——和愤慨。①
①一位神经病学者对我写给JAMA的信的反应就是这样。他曾说我的观察完全不可信。5年后，正是这位学者主持了一次学术会议，其间放映了纪录片《苏醒》。这部电影中有一段记录了各种对药物产生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奇异的“副作用”和不稳定反应，而我饶有兴趣地看到了我的这位同事当时的反应。开始时他吃惊地凝视画面，嘴巴大张，就像是头一次见到这样的事情，而他的反应就像是无知，甚至孩子似的惊奇。然后，他脸上闪现了一丝暗红色的愤怒——我说不出是尴尬还是羞愧造成的；这些画面正是他指为“无法相信”的事情，而现在他不得不亲眼目睹。这时，他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痉挛，他的头不断地，不由自主地从银幕上他无法忍受的画面上移开。最后，他嘴里低声嘀咕着什么猛地从坐位上站起，在放映的中途冲出了房间。我感到这一举动异乎寻常，而且很能说明问题，因为它显示了对“无法相信”和“无法容忍”的事物作出的反应会有多么剧烈——作者注。我不仅对使用一种药物并能够控制其效果这件初看起来非常简单的事情有所怀疑，而且我对预见本身也有所怀疑。我曾（或许我自己也没有完全意识到）
暗示有某种奇异的，有悖于一般思维模式和普遍接受的世界观的情况。出现了一种极为奇怪，极为偶然的征兆——而所有这些都令人极为不安，极为困惑（“这些事情太怪异，怪异到我想都不敢想”——普安卡雷）。
引子1990年版前言（二）
这样，到了1970年中期，我不得不停下来——至少中止了所有文章的发表。我们的工作仍在继续，充满了激动。我们的热情没有丝毫减退，而我（敢说）积累起了绝对宝贵的，与此有关的资料，假设和思考，但我不知道拿它们做什么。我知道这是千载难逢的机遇；我知道有些话很值得说；但我没有地方说，我找不到既忠实于我的经历，又不违反医学文章的“发表标准”或同事的认可标准的办法。这段时期我非常疑惑和沮丧，相当愤怒，有时甚至绝望。这一困境终于到1972年9月被打破了。The
Listener杂志的编辑请我就自己的经历写一篇文章。这可是个机会。没有了我所习惯遇到的层层反对，现在我能够受到邀请，自由完整地写出我积累了如此长时间的内容。我坐下来一口气写成了《伟大的苏醒》——我自己和编辑没有改动一个字，而且在10月就发表了。我在从“医学化”和医学术语中解放了出来的感觉下描述了我所看到的病人经历的无所不有的神奇现象。我描述了他们“苏醒”的喷发，我描述了常常伴随之后的折磨；但是，我真想要描述的首先是以一个中立的、现象学的（而不是医疗或是“医学”的）眼光看到的这一景象。
但是，这一现象所蕴含的图画、理论在我看来似乎具有某种革命的性质——正如我所写的：“一种具有某种量子论——相对论性质的、新的精神物理学。”这确实是很大胆的字眼；它们令我和其他人激动不已——尽管我很快就认识到我说得太多，而说出的东西太少了。这里面肯定有某种东西，非常奇特的东西在起作用——即非量子性，也非相对性，而是常见得多，然而也奇特得多的东西。在1972年，我无法想像那是什么，不过在我写作《苏醒》的过程中，它一直缠绕着我，在书中不停地回荡着，东躲西藏，就像是在逗弄你的比喻。
在The
Listener杂志发表的那篇文章（与两年前令人气愤的JAMA杂志的经历相反）引起了读者强烈的兴趣，他们寄来了大量的信件，我国读者进行了很多周的书信交流。这种反应结束了我多年的沮丧和郁闷，使我受到了决定性的鼓励和肯定。我重新找出了搁置很长时间的、1969年的个案史，又续写了11篇，在两周内完成了《苏醒》。个案史部分是最容易写的；它们可以自己成文，因为它们直接源于我的经历，而我至今仍对它们怀有特殊的感情，把它们看做是《苏醒》一书真正的和无可辩驳的中心内容。书的其他部分是可以争论的，故事也是如此。
1973年出版的《苏醒》尽管引起了普遍的关注，但从专业人士那里得到的仍是同样冷淡的对待，就像我以前的文章一样。没有一篇告知的文章或评论，有的只是不赞同的或是不可理解的沉默。有一个勇敢的编辑（《英国临床杂志》的编辑）站了出来，将《苏醒》选进了他的1973年“编辑之选”，其中评论到了专业人士对它的缄默。
我对这种专业圈内的“缄默”感到极为震惊，但同时AR卢里亚的反应也使我受到了鼓舞，恢复了信心。卢里亚本人在一生都从事细微的神经精神病学观察，曾出版了两本与众不同的，近乎小说体的个案史——《记忆专家的大脑》（1968）和《身陷分崩离析的世界》（1972）。在这种对《苏醒》的出版表现出的奇怪的医学沉默中，我喜出望外地收到了他写来的两封信，其中第一封信谈到了他自己的“传记式”著作和方法：
坦白地说，我自己非常喜欢“传记”式的研究，就像舍拉谢夫斯基（记忆专家）和扎泽斯基（身陷“分崩离析的”世界）……首先因为它是一种我想引进的“浪漫型科学”，部分是因为我反对形式的和量化的方式，赞同在研究人的个性时采用质化的方式，赞同所有找出个性体系中起作用的因素的研究。（1973年6月19日的信）
而在第二封信中，他说到了《苏醒》：
①7月份时他又回到了这一话题，说他对玛莎；N的案例很着迷，说她竟然能够对左旋多巴产生6种不同的反应。他问道：“为什么每一次都不同？为什么不能多次重复一种反应？”——一个我在1973年无法回答的问题。在我看来，这是卢里亚的天赋的一个典型的表现：他能够立刻觉悟到《苏醒》一书所提出的一个中心的谜团和挑战是什么——病人的反应为什么具有不同的、不可重复的和不可预知的性质——并对此感到着迷；而我的神经病学同行一般都对此感到畏惧和迷惑，都断言“不是这样，不是这样”。——作者注。我收到了《苏醒》并立刻非常高兴地读完了它。我一直觉得并且确信在医学中，特别是在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中，对个案的出色临床描述起着最重要的作用。不幸的是，二十世纪伟大的神经病学家和精神病学家普遍具有的描述能力现在已经不存在了，或许是因为人们以为机械和电子设备能够取代对个性的研究，而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你的这本出色的著作表明，我们可以成功地继承临床个案研究这一重要的传统。（1973年6月25日的信）
在此之后，他又向我问了一些具体的问题，突出表现了他对左旋多巴会产生如此不同和不稳定的效果感到很着迷。①
从我上医学院开始——以及之前——我一直非常敬佩卢里亚。1959年我在伦敦听他的讲座时就被他所具有的思想力量和人性的热情所倾倒。我常常遇到有思想或有热情的人，但很少遇到这两者兼而有之的人——正是这一点让我读他的书时欣喜万分，也正是这一点使他的著作免不了成为对医学研究中力图消除主观性和反思的某些潮流的解毒剂。卢里亚的一些早期著作不免有一点生硬，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著作所表现出的思想热情和品格也越来越强，这一点在他最新的两本著作（《记忆专家的大脑》和《身陷分崩离析的世界》）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不知道这两本书影响我的程度有多大，但它们肯定增加了我的勇气，并帮助了我写作和出版《苏醒》这本书。
卢里亚常说他不得不写两种书，两种完全不同但又完全互补的书：“经典的”，分析性文本（就像《人的上皮层功能》）和“浪漫的”，传记式的著作（就像《记忆专家的大脑》和《身陷分崩离析的世界》）。我也认识到了这双重的需求，并发现所有临床经验都有可能需要两种书：一种是更加纯粹的“医学”或“经典”式的书——客观地描述疾病，机制，症候群；另一种是更加情景化和个人化的写作——以移情的方式进入患者的经历和世界之中。我第一次见到我们的后脑炎病人后，第一次认识到这样的两本书：《强迫与限制》（一本研究下皮层疾病和机制的书）和《深渊中的人们》（一本像杰克·伦敦的小说式的书）。只是到了1969年，我才开始努力将这两种书融合在一起，尝试一种既经典又浪漫的写作；将其置于生物学和传记的交叉点；尽量将程式化和艺术结合在一起。
但是到最后，似乎没有一种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