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的那些人和事-第22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堑笔币押苌偌摹胺裳锇戊琛薄㈣畎敛谎钡奈娜耍谇看蟮恼卧硕媲安豢耙换鳎灰位餮构矗廖拚踉嗟刂荒苁执校踔粱捶邸：笳吒业恼鸲却蟆！ �
王元化在隔离审查中的情况，我不了解。但他“结案”时的表现，却让我彻底改变了对他的看法。前面提到过，夏公对他一直很欣赏很器重，周扬同志似乎也如此。周扬曾说过他是党内为数不多的文艺理论家。在他的问题即将“结案”时，我在宣传部文艺处听说，周扬提出，只要王元化承认胡风是个反革命分子，就可将他做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但他认为缺乏有说服力的证据，予以拒绝。领导层给了他逃出“阶级敌人”厄运的机会，他居然不接受。结果他是戴上胡风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出来的。许多人为之惋惜，我则为之一惊！这是什么样的骨气！这种傲骨真有一种遗世独立的悲壮！我不由得修正了过去对他的成见。我开始悟到不能以某些浮面的表现来论人。他身上的“骄横”之气，并非无端的自负，其实包容着一副不屈的傲骨。人是需要骨气的，这样才能在突发的灾难面前保住自己起码的尊严。
我是在他戴上反革命的帽子、被安排在刚成立不久的上海文学研究所古典组之后，带着几分钦敬的心情与他逐渐接近，也与他的家庭逐渐接近起来的。如果说更进一步的接近，那则是在“文革”之后了。
文研所小环境对他不错，无论是所一级领导郭绍虞先生和孔罗荪，还是组内的田念萱、黄屏，都对他有一份理解、一份同情，还有一份尊敬。在知识分子当中，获得同情不太难，而得到尊敬则大不易。我想，大家大概都和我一样，主要是为他这种保持住了独立人格的精神所感动。
应该说，他的真正的学术生涯是从此时开始的（如果更准确地说，则是从隔离审查后期、被允许看书的时候开始的。自那时起，阅读成了他全部生活内容），政治前途已然断送，社会交往也大大缩减（其实这时留下来的倒都是至交或新建的知交）。他开始逐渐走出流行的革命文学的限定，沉潜了下来，沉潜到对于学问的追究中去。“文革”后，我曾与他开玩笑说，如果您没有遭到接连而来的厄运，中国就少了一位大学问家，而多了一个作风峻急不太高明的文化官员。当时的文学研究所的所长给了他很大的支持和帮助，他的蜚声海内外的《文心雕龙》研究就是由此而来。不过，更重要的，是他的家庭，他的父亲清华大学的王芳荃教授为他开辟了新的道路。获难之后，自六十年代起，他开始就黑格尔哲学、传统哲学求教于父亲的同学、好友——大学问家韦卓民、熊十力先生，这就为他铺平了学术研究之路。元化所研究的这些领域，博大精深，而我又特别拙于抽象的思考，所以对他所从事的研究，我没有资格置喙，不过当年也曾发生过一件滑稽的事。元化从那时起就有一个习惯（这习惯一直保持至今），每当他正在思考哪一方面的问题时，如有人来访，他必讲他对这问题的看法。不论你懂不懂，他都会滔滔不绝地讲下去。就在这滔滔不绝中，他逐步形成、明确自己的新观点。因之对他所研究的问题我虽不懂，但我却能知道他这时的研究中心。“文革”后期，开展大规模的尊法批儒运动，尊韩非子为法家。元化开始对此问题进行思考。“四人帮”倒台前夕，他写就了《韩非论稿》给我看。我虽似懂非懂，但是他所作出的论断还是让我吓了一大跳。他说韩非思想以“术”为主，他所主张的以“术”治民，并非法治，而是正好相反的“君主本位主义”。这不是和当时的批儒评法运动、和对韩非的评价正好唱反调吗？特别是他对“术”的解释——说“术”主要指一种极端诡秘的权术运用，更是非常可能会被上纲为影射、攻击运动发动者，那不再一次引来殃及全家的大祸吗？我劝阻他千万别拿出去，等将来形势有所变化时再说。这件事让我更懂得了他这类知识分子，有言在心不得不发，哪怕杀头也得发出来，对自己以为是的，执著不屈。更可贵的是，他对自己也不断地进行反思，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观点，甚至进行自我否定。当然，这是八、九十年代之后的事了。
元化同志在文研所这个阶段（从六十年代初开始到“文革”结束），由于我的专业与他所研究的内容相距甚远，我又是一个不用功的人，因此对他的学术思想本身不甚了了。但在与他和他家庭的接触中，却逐步了解了他的家庭和成长背景。我一直认为，家庭环境、自幼所承受的家教对一个人的为人治学态度、对一个人的性格以至人格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元化得益于父母姊妹、妻子岳家可谓大矣。元化的画传已经出版，其中对这方面有详细的介绍，这里我不作过多重复。他的父亲王芳荃先生留学日本、美国，同情革命，大半生都任教于清华，与王国维、陈寅恪同事，与梅贻琦、赵元任诸先生更是通家之好。元化少年时代生活于书香清华，深受“清华精神”影响，因之对于清华感情深厚，诸大学中他独崇清华。他的母亲桂家更加了得。这位出生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老太太不仅诗词歌赋都来得，还曾随夫去过日本。她的兄弟姐妹中多人留学美国和英国。元化深受姨母们的关爱。而元化自己的姐妹大多毕业于燕京。这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书香门第。元化在这个环境——家庭环境和清华校园中所受到的熏陶、所接受的教育可想而知。元化又是个独子。他上有三位姐姐下有一个妹妹。在这些知书达礼的女性的包围之中，他所受到的宠爱，又是可想而知的了。每当元化发耿脾气的时候，我常常不伦地想到贾宝玉。他绝没有贾宝玉的多情，他一生专情于妻子张可，也是文坛美谈。但是，我总不免联想到那种“全家宠爱在一身”的境况。八十年代，一次我陪宗璞去看他。两位成长于清华园的作家讲到童年往事时，宗璞说，梅贻琦夫人讲到过当年清华园里称他为“老天爷”。这三个字太妙了，活脱脱道出一个又调皮、又任性，无法无天，也许还有点跋扈的公子哥儿形象。这与我最初见到他时的感受一脉相通。这个性格的来源，出自楚人的血脉。元化父母都是湖北人，元化自己常讲楚人性格暴烈。扬雄曾以“风飙以悍，气锐以刚”来形容。这种血性造就了他刚强、正直的一面，而家庭过分的宠爱，生活条件的优越，又助长了他的任性，而且养成一种众星捧月、惟我独尊的少爷脾气。关于后者，我这里讲一个小插曲。“文革”刚刚结束，一天早上我有事去他家。他正拥被坐在床上（当时他可没有客厅，只能登堂即入卧室），面前置放一个托盘，他正在床上用英式早餐呢！在那种非常时期，他仍保持如此的生活习惯。当时我脑子里立即跳出了四个字：落难公子。
这样的家庭环境，事事有人打理，也容易形成不谙世事、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遇到突然事件缺乏应变和承受能力的弱点。也就是说既狷傲又脆弱。我不知道我如此说是否有些夸张。从我认识他开始，我就发现他禁不住有些人的讨好（此人后为肃反小组成员，参加他的抄家，将抄出的东西作为笑柄散布）。及至走出厄运之后，这一弱点更加明显。他家来客走马灯似的川流不息。切磋学问、问学求教的固然不少，但也有不少是对他有所求的人。他似乎来者不拒，有时还有求而应。他对朋友有时倒很讲原则，而对我们看起来不必应承甚至不以为然的事，倒是经不起再三纠缠、拗不过人情面子而应承下来。我们有些朋友都觉得这不仅浪费他的时间，而且有些事处理得也不尽妥当，不免劝他学会拒绝。他十分无奈地说，我这人在这方面十分无能，可以说是窝囊。别人坚持不休，我就不好意思，不知该怎么办了。然后叹一口气，又说：我就是缺少这样一个帮我挡一挡的人。自认“窝囊”，需要一个帮自己“挡一挡”的人。这又道出他一切都需靠人打理的依赖心理。
第三部分 我所认识的王元化第24节 我所认识的王元化（2）
尽管如此，刚直，不能屈从于任何压力，冒杀头的危险也要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是他的本色。“文革”中期，1970年又发生了一件出乎人们意料的事。一天，他突然主动站出来坦白自己有“翻案”思想，结果再度惹出祸事，并且牵累到家人。这件事与我还有一些关连。
“文革”开始，我们这些人统通被赶进“牛棚”，他算是算过旧账的“死老虎”，与我们这些新揪出来的“牛鬼蛇神”还有些不同。如果他“老实服罪”，埋头劳动，一切遵守命令，也许不会发生大问题。但是他按捺不住“破门而出”。1970年，我们都在郊县劳动，在张春桥命令下，上海要进行一次深挖“黑线人物”运动。上海作家协会（当时叫“文化四连”）造反派、革命委员会的任务就是要将我重新“挖”出来批斗（这一公案的详情我在此就不多说了）。我事先得到几位“革命群众”打过招呼，（当年“革命群众”实在不是铁板一块），告诉我将在次日早上“天天读”的时候，把我重新揪出来批斗。因此我倒事先有思想准备。斗争会进行到最后，班组“天天读”的负责人照例要做一个“杀一儆百”的总结发言，当他声色俱厉地喝道，我警告你们全体牛鬼蛇神，不要翘尾巴，翘尾巴是没有好下场的。话还没有落音，只见王元化突然站了起来，大声说：报告，我不但有翘尾巴思想，我还想翻案！一下子全场鸦雀无声。时在隆冬，我却感到全身冷汗淋淋。我抬起头，定定地望着他，真想大声喊，你这是干什么！他们只是要把我重新“揪”出来，有你什么事！而他对一切都熟视无睹，还接着往下说，把我定为反革命分子，我一直思想不通、不服。我一直等着翻案机会。这几年我埋头研究莎士比亚，我又担心我对马克白斯、李尔王、奥赛罗的分析被怀疑为自己不满情绪的流露——这时会场上有人带头喊起口号：痛击翻案风、打倒反革命分子王元化等等，打断了他的话，于是，本来针对我的批斗新高潮转向了他。当时我简直对他的“迂腐”感到愤怒。对我的批斗是张春桥钦定在劫难逃，你这种自投罗网、自找苦头算是什么！对这些人、这种运动讲什么忠诚老实。他的问题自然升级，“死老虎”变成“活老虎”。抄家、审问又重新来过。他居然将他“翻案”的心理过程、他十几年来的苦闷情绪全无保留地倾泻出来，弄得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然后有一天下午，他突然离干校出走了。造反派去追，原来他准备回上海去取莎士比亚全集。不少人都觉得他精神崩溃了，而且想起在反胡风运动后期他一度患过心因性精神病。当然某些造反派骨干分子还想藉此扩大事态，不予承认。幸亏当时未进牛棚、当年参加过肃反小组工作的茹志鹃挺身而出说了话，并且坚持带他去精神病院作了检查，才算没有酿成更大的悲剧，这里我横插出几句，就我接触所及，当时的革命群众，工、军宣队当中，仍有头脑清醒，明事理、知是非的人。我个人也曾受到过这些“好心人”，有的甚至是夙不相识的好心人的关照和精神支持，至今我对他（她）们心怀敬意。
我觉得这次事件与拒绝承认胡风反革命集团性质的事同出一辙。通过这次事件，可以进一步看清他性格中的两面，既刚烈、神经却又不够坚韧粗壮。他的刚直的本性容不得虚伪。他既不能为自己把别人诬指为反革命，他也无法忍受被人冤枉为反革命。长期的委屈愤怨使他忍无可忍，终于爆发了出来。而这种爆发的形式，又显示出他诗人气质的一面：神经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有时会失去自我控制而崩溃。这一行为不但给自己带来更严重的后果，还危及妻子张可。她不但作为妻子必得接受审查，还要受到强制揭发的折磨。更严重的是，张可是上海戏剧学院教授莎氏戏剧的教授，所受的牵连就更大了。
张可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从反胡风到“文革”，她跟着担惊受怕，吃了那么多苦，从无一句怨言。王元化自己曾说：“我的坎坷命运给她带来无穷的伤害，她都默默地忍受了。我那时因遭到屈辱是敏感的，对于任何一个不易觉察的埋怨眼神，一种稍稍不满的脸色，都会感应到。但她始终没有使我会受到刺激的任何情绪的流露。”她不但没有任何抱怨，而且对他呵护有加。
自从这次事件之后，我与他的家庭有了进一步的接近。我不仅去他在皋兰路上的他自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