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的那些人和事-第2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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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在香港。左起：陈歌辛、瞿白音、夏衍、丁聪、何香凝、洪遒、廖梦醒、欧阳予倩。
我说它与林家客厅不同，除去时代背景的差别之外，更在于人员构成的不同。
它们的成员分别代表着两个不同时代的文人才子。这里没有彬彬有礼的洋派学士。聚集在这里的更多的是土生土长的、在新文艺运动中生长起来的作家和艺术家。在这一点上，“田家客厅”与当时和它并存的另一个客厅，在北京的吴祖光家的客厅有某种相似，却也不完全相同。它们两者的成员虽大多与左翼文化人关系密切，大多曾经投身抗日救亡活动，但是，在吴家客厅里，由于主人的出身门第和生活习惯的关系，出入的人，相对地说，生活上都比较稳定，传统文人色彩较重，而瞿、田两位与演艺界交往更多，特别是瞿白音担任过抗日救亡演剧队的负责人，因之，来往的人中大半经历过流浪迁徙的生活，更具有一种侠义之气。
我进入“田家客厅”的时间很晚，重庆、香港时代我当然赶不上，即使在上海，我也不是在1949年她们迁回上海之后就马上进入的。虽然大家同在文艺界，但是文学与电影、戏剧之间毕竟算是隔着一行。当时我做夏衍的秘书，夏公虽然统管文学与艺术，但我经手联系的以作家为多，所以我先进入的倒是那个更有名的“客厅”，即沿袭重庆、“二流堂”而来的吴祖光家。夏公每次去京，不论多忙，都要抽出时间到吴祖光家做客。我随同前去，既大开眼界，又大为开心。我在他家看到了那么多钦慕已久的作家与艺术家，比如诗人艾青，画家丁聪，黄苗子、郁风夫妇，音乐家盛家伦，以及戴浩、冒舒湮等等……此外，还有如过去的杂文家、当时的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陈家康之类的现任官员。还应特别一提的是热情美丽，当时艺事正如日中天而又十分好学的女主人新凤霞。这些人所从事的行当虽有不同，但他们的性格和作风却有某些类似之处：尽管这些人个个都属该行该业的翘楚，但在这里人人不拘形迹，都像是没长大的顽童。在这里大家完全解脱了什么上下、长幼之序的约束。让我这个来自等级森严的大楼办公室的人目瞪口呆。我的这位被人恭敬地称作夏部长的首长，一到这里就变成了“老夏”，而且是不论比他年轻多少岁的人，一律如此称呼。他们个个能说会道，尽管音调有舒急快慢之别，但全都语出惊人。无论是谈人论事、评论艺文时政，都既形象、又生动，既夸张、又俏皮。在这里几乎听不到一句四平八稳平铺直叙的话。每次去他家，我都觉得像是参加了一场艺术的狂欢与盛宴。我当然是“叼陪末座”，悄悄地坐在一旁，一声不响地当听众。这不但是因为我年纪最小，而且是由于他们人人争先恐后，哪有我插嘴的份儿！1988年我在北京请美籍女作家李黎吃饭，约了几位她也相熟的当年吴家客厅中的常客作陪，他们谈起当年对我的印象，说我是个“严肃的马列主义小姑娘”。其实我哪里是什么严肃，而是满腔的胆怯和惶恐。
我就是在这里听到了瞿白音、田念萱的名字，知道他们之间有很多共同的朋友，知道田念萱在他们的圈子里被称作田姐。特别是吴祖光在北京的“客厅”中，除去那些多年老友之外，还发展了“四小才子”，其中一个曾在演剧队中当过儿童演员的田庄，就是田念萱的侄子。因此，当我第一次见到田念萱和瞿白音时，非但没有陌生感，而且简直就像是老朋友重逢。不但我如此，对于他们也是一样。大概他们在见到我之前也早已听到过我的名字了。用不到任何过场，大家立即进入了兴高采烈的高谈阔论状态。奇怪，在这里，完全消失了在吴祖光家中的那种拘束。这大概是由于他们是我“自己”结识的，而吴祖光他们，是夏公的朋友，无形中我自觉比他们矮了一辈，“放肆”不起来。
我第一次见到田念萱，是在1954年底。由于工作机构调整，我原来的工作单位中共华东局宣传部被撤消了，新建了中共上海市委文艺工作委员会，夏公任书记，田念萱由华东文化部调到文委下属的文学处。我随夏公去文委到任时，和她首次见面。她当场就邀我到她家做客。在第一次去她家时，我认识了瞿白音。她（他）们两位欢迎我的热情让我非常感动。我从一开始工作，就进入了大机关，接触的都是高级干部、文化界名人。作为一名“小鬼”，我几曾受到过这样的“礼遇”？我至今没闹清他们比我大多少岁，我也从来没感觉到过年龄上的隔阂。在他们面前，我可以无所顾忌地请教、提问，不怕丢丑露乖，甚至可以为所欲为地与她（他）们辩论，不必担心触犯她（他）们的自尊——在她（他）们身上极少文人常有的病态的自尊。在这里，真是不需要时时防范什么。而闲扯起来，田念萱真有点“人来疯”，而瞿白音比她更疯。这真让我开心。我的一直被约束着的喜怒哀乐形之于色的天性在此得到解放。我一下子就与她（他）们结成忘年的莫逆之交，成了他家经常的座上客。
当然，这个“客厅”首先吸引我的是她（他）们两位的学问。见面之前，我就知道瞿白音不仅是位名导演、名编剧，而且翻译了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我的艺术生活》，是国内为数不多的戏剧理论家之一。另外，在当年的进步的话剧运动中，他还是出色的组织者，担任过演剧队长。至于田念萱，则以才女著称。她出身湖南书香门第，古典文学修养很好，诗词歌赋都来得，还和田老大（田汉）唱和过呢！才女，而且是湖南才女，让人肃然起敬！湖南多出才气冲天的人，还多出豪气冲天的人。相见之下，我发现田念萱果然名不虚传，在她身上兼备着才豪二气。相熟之后，我更悟到正是因为女主人具备这种气质，才能使得这样一群恃才傲物、仗义疏财、尽管业已功成名就却仍保留着波希米亚流浪汉作风的艺术家聚集在他们的周围，形成了这个“田家客厅”。
每个“客厅”都反映了一定时期、一群文学艺术家的人生态度、生活方式和艺术风范。吴家客厅和田家客厅所散发的艺术气息，对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不过田家和我在同一个城市，走动起来更方便，因之，我不仅去得更多，从那里接受的影响也更大，无论是在艺术修养上，还是在为人处世方面。
我是在中学时代参加学生运动，然后直接进入机关工作的。我没接受过大学的正规学术训练。今天说来，这仍是我终身之憾。在凭着一腔热情中断了学业，参加工作几年之后，我就感觉到了这个致命的弱点，当时曾提出过做调干生进大学学习的要求，也未获批准。夏公虽对我时加指拨，我也不可能多麻烦他。于是，除去自己看书之外，那个客厅一度成为我最好的课堂。我提问，他们为我解疑。有时我还进一步提出质疑，与他们进行争论，许多必需的知识就来自这里。比如我的古典文学的知识就得益于田念萱。我很幸运在中学时代遇上一位很好的语文老师，他“强迫”我们背了不少古典诗词和古文，但是他太偏爱李后主、花间派和陈情表、祭妹文一类文字，学生们也就都一路跟着做一些“不识愁滋味”而“强说愁”的诗人。田念萱则于兼容并蓄之间更属意于瘦骨嶙峋的李贺、慷慨高歌的苏轼、辛弃疾，同时也不排斥雍容清丽的黄仲则。我的一套保存至今的《两当轩集》就是她送我的。不知不觉之间，我拓宽了自己的鉴赏范围。再比如，我是受新文艺熏陶长大的，从小就对传统戏剧、地方戏曲有偏见，也是田念萱循循善诱地引导我迷上了昆曲，接受了川剧、汉剧等剧种，大大扩展了我的审美视野。这里还必须说到瞿白音，他在艺术趣味上更是不拘一格。他写于1962年的《创新独白》中所提出的“陈言务去”的呼吁，是他一贯的艺术主张。他激赏有新意的作品，在创作中自己也喜欢“出奇制胜”。在那个板板六十四、要求言必有据、将一切框得死死的年代，哪能容得下这种异端邪说。不久，这篇文章就被批成宣扬离经叛道——离马列主义经、叛社会主义之道的“大毒草”。为此，他吃了大苦头。然而这个主张却像种子一样埋入了我的心里，既言创作，必须出新意，不然何言之“创”？在文学艺术已经形成多元多彩局面的今天，回顾这段公案，似乎已经没有多少意思，然而，在当年，敢于如此逆潮流而言者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第二部分 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冰心印象第22节 田念萱和她的客厅（2）
有才气，有见解，直言不讳，不懂得顾忌，不懂得自我保护，田、瞿二位都属这种恃才傲物的人。对于田念萱来讲，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她在文委文学处时，与一位老干部合不来。这位同志倒也不是一个刻板的人，而属于那种落拓不羁的浪荡才子型的人物。他出身于北方大地主家庭，口无遮拦，作风粗糙，田念萱觉得很难和他相处。正好1956年号召妇女回到家庭“干革命”，田念萱又发现自己患高血压，她就马上“响应号召”辞职回家。我们几个和她要好的朋友劝她慎重，三思之后再作决定，一直在社会上工作的人突然脱离社会岗位，不是容易适应的事。但她不为所动，执意离职而去。那真是一派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气概。她回家后虽写了几个电影剧本如《乔老爷上轿》、《万紫千红总是春》等等，但她到底不习惯这种生活方式，1961年成立上海文学研究所，她又重新加入古典组。后来一直在郭绍虞领导下参加《历代文论选》的编选工作。
她（他）们夫妇和经常到她（他）们家做客的大都是这样一类自有见解，除去对自己真心钦佩者外，对什么人也不买账的狂狷之士。恃才傲物往往又与仗义疏财相联系。他们这个客厅也不例外。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什么是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艺术家们。这不是公家推行的原始共产主义分配制度，而是各人自觉自愿竭尽所能掏腰包的“共产”。也许这与这些人经历过抗日战争、在颠沛流离之中不断重新组合的集体生活有关。共同的命运将他们维系在一起，养成了不分彼此的习惯。但这也与他们的天性有关。有些在非常时期加入过这种集体的人，进入了正常生活状态之后，也就去营造平稳的生活了。我注意到有些在早年与他们也曾相濡以沫，但作风上唯恭唯谨或铢锱必计的人，后来和他们都拉开了距离。继续聚集在这个客厅里的都是些狂放豁达、不拘小节的人。望着他们，我曾想起夏公喜欢讲的田汉轶事。他说，在他们这个文艺圈子里有句有名的歇后语，就是：田老大请客——自己带钱。因为只要一有客人来，田汉都热情万状地接待，必定要拉客人到饭馆请吃饭，然而却往往饭后又掏不出钱来，只得客人们自己挖腰包来凑。他的热情是真心诚意的，只是顾不上考虑自己当时有钱没钱。田汉无论才气，还是作风，都堪称这个客厅的表率。像田汉一样，她家的大门也永远向朋友敞开。川流不断的客人中，有本市的，也有很多外地的。进到这里，不但坐下来有饭吃，如果需要，还可以留宿。来者不仅是体健的，病残的她（他）们更加悉心照料。比如电影、文学两界的热心人洪道，因脊椎严重强直，行动极为不便，来上海都住她家。到这里的，谈剧本的；找工作的，切磋技艺的，发牢骚、聊天的，形形色色样样都有，有的把该讲的讲光了拍拍屁股就走；有的讲够了还兴致勃勃地留下来吃饭。那些年幸亏有一位婆婆（她同学的亲戚）和一位孃孃（瞿白音的亲戚）帮助打理，不然怎么能随时都供应得出一桌饭菜。不但供应得出，而且田家的饭菜还以精美著称。孃孃烧得一手入味的江南风味的菜，田念萱的湖南菜堪称一绝，比我所吃过的湖南馆子烧得都好。菜好主人又殷勤，客人自然趋之若鹜。我所以说男女主人都是“人来疯”，因为只说他们待客殷勤还不够。他们见了人恨不得倾其所有，把所有的东西都贡献出来。人越多越兴奋。他们不仅欢迎旧友，并且同气相求地吸引新朋。比如部队出身的吴强，由于在华东文化部与田念萱共过事，十分相投，不久就被吸引进了他们的客厅，成了那里的常客，直至她（他）们夫妇双双谢世。瞿白音和吴强还进行过一次合作，即将吴强的《红日》搬上银幕。在改编剧本的过程中，两人讨论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