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的那些人和事-第17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革”当中他被通缉，逃到云南隐匿了两年，在这段时间里，他还为当地抢救出了一处极重要古迹“解脱林”。他对云南真是功不可没。叫他“冯霞客”的，是因为他追寻着徐霞客路线，走遍了云南的山山水水。对云南的熟悉程度，作家中无出其右者。
乔迈写道：“我还不止一次听他（冯牧同志）带着自豪的口气说：中国作家里边，用自己的双脚，在云南走的地方最多的，就是我。”请注意，是用自己的双脚，而不是骑马或坐汽车。如果不是对于生活满怀兴趣充满热爱的话，大概很难做到这一点。乔迈文章中写得最精彩的段落是冯牧这次带领他们游览的表现。他写冯牧走前跑后兴奋万状地为大家作介绍，惟恐什么人对他的第三故乡的美丽景物有所遗漏。为了观看难得一见的玉龙雪山真面目，他更是不遗余力地捕捉时机。“刚一住进旅馆，冯牧快乐的声音响起来：‘可以看，可以看了，推开窗子就可以看了……’快乐之情溢于言表。”“他兴奋得很，一间屋一间屋地走，一间屋一间屋地指点给我们看。”其实外来的作家们并没看出什么名堂，冯牧大概也有些失望。上天不负有心人（或者说是有情人吧），玉龙雪山毕竟在他们进山攀登漫游、返回山脚的时候，拨开深锁的云雾，现出真容。乔迈写道，“还是他（冯牧）首先发现了异常，他的一声惊呼带起了满车的惊呼。众人在欢呼慨叹声中争睹芳颜。归途中，我们都兴奋地议论不休，独有此雪山的第一号的崇拜者冯牧不动声色，闭目冥思，良久以后才轻轻说：‘可遇不可求，可遇不可求啊。’”乔迈对于冯牧为了让大家和他共赏他所心爱、崇拜的景物，那种不懈不怠、千方百计地寻找机会的急切心情，和“求不得”时的忧心忡忡及“失而复得”时的兴奋激动，真是写得惟妙惟肖。这让人联想到他日常的表现，这哪像是位七十五岁的老人，哪像还只有一年寿命的人！我所以引用了这么多乔迈的描述，是因为这是冯牧同志生命最后阶段的写照，他正是以这种姿态告别人世的。
写到文章收尾时，读到邵燕祥的悼邹荻帆、冯牧的文章《好人一生不平安》。是的，在这个波涛动荡的时代，好人何尝能平安？一生太平安的倒让人怀疑他是不是好人？但我却相信一点，那就是好人终有好报。冯牧同志终于得到了这么多人的理解、爱戴和怀念，那不就是得到了好报？有什么比这个更可贵呢？！
1996年
第二部分 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冰心印象第18节 书生荒煤（1）
在我的印象里，三十年代的作家常常成双成对地出现，比如，尤兢和凌鹤，丽尼和荒煤等等。他们不仅是同时出现于文坛，而且在其作品的体裁形式、内容风格方面也有某种类似之处。在初中时代，有一段时期我最喜欢散文。文化生活出版社丛书所收入的何其芳、丽尼、陆蠡的《画梦录》、《黄昏之献》、《鹰之歌》、《竹刀集》等等，我几乎无不反复诵读。连同该出版社出版的翻译作品，比如屠格涅夫的《门槛上》，我也不漏过。
初中时代，正是做梦的年纪，喜欢文学的少年，自然最喜欢那种带有梦幻色彩的，以轻盈曼丽的文字承载着淡淡的怅惘与哀愁的美文。何其芳、丽尼这些作者的名字本身就美丽得惊人，而那些集名如《黄昏之献》、《画梦录》等则更令人回肠荡气低回不已。当时，我常常将这些集子中的文字，整段整段地抄录在本子上反复背诵。“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时，我还发现那些已经破损的本子仍然保存在书橱里。至今，丽尼所译的《贵族之家》的结尾，我仍然背得出来，而且后来每次再读这段文字时我都能记起第一次读到时在心中所引起的颤动。那种感情境界正好与那种还不知愁却要强说愁的心情相契合。
当时，我认为荒煤写的也是散文，也将他归入这些一咏三叹的诗人的行列。我觉得他们大概都是一些羸弱、憔悴、面露迷惘之色的书生。
到我进入高中以后，我开始参加反蒋学生运动，与“强说愁”的心情告别，同时也就与这些作家的作品暂时疏远了。当然，它们对我的影响并未消失。
没有料到，1949年之后，我进入宣传文化部门工作。而且很快就得到直接接触那些我心仪已久的作家的机会，
１９４９年老友重逢，荒煤与夏衍、罗烽、黄源摄于北京故宫。
我在好几篇文章中已经写到过，相见之下，大部分作家与我想象中的他们有很大的差异。每逢第一次见到某一位作家时都有很不同的感受。第一次见到何其芳，我非常惊讶《画梦录》如何出自这样一位五短身材、肢体和面部器官都胖胖圆圆而且全无神采的人士之手。在他身上完全找不到那种做白日梦的诗人的气质。他的外部形象与他后来所写的理论批判文章倒比较接近。这时，我突然悟到，这大概就是知识分子不断进行所谓“脱胎换骨”的改造所得到的“正果”。这种“正果”对于我们这类年轻人来讲是不可企及也很难想象的。
见到荒煤时我的感觉则是另外一种。那种感觉只能用“别扭”二字来形容。在他身上，既缺乏领导干部的那种威严，又没有文化人的那种随意，让人在他面前不知所措。
我第一次见到他大概是在1952年，在我随夏衍同志去京开会的时候，见到他之前我已知道他是中南军区文化部长，是位部队首长。但是，见到他之后，我觉得军装穿在他的身上并不合适，略嫌纤瘦的身体在军装里面显得晃晃荡荡。那身军装和他脸上的表情更不协调，那张中间微凹的脸罩着一层说不清的忧郁。这还不够贴切，也许应该说是郁闷压抑。他说话时声音很低，并且很少注视谈话的对方，让人觉得无从与他交流。在他于1953年调到北京任中央电影局副局长之后，我见他的机会增多了，但是，我仍无法与他进一步熟稔起来。不仅对我，我看到他对不少人仍然说话极少，从来没和谁开过玩笑，似乎满脸挂着一层霜。这可不大像个文化人。当时文化电影界的前辈对我们这些“小鬼”们，大都很亲切，有时还流露出一种对晚辈的“爱怜”。今天回想起来，大概是当时我们朝气蓬勃地为革命奋力工作的种种表现，让他们想起了他们自己的年青时代。因之，我们对于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感到拘束，有时还直呼某些人的诨名绰号。但对荒煤我们可不敢。
当然，他也并非永远表现得冷若冰霜。在与夏公或其他电影界人士谈到什么可笑的事情，别人都开怀朗声大笑的时候，他的脸上也会绽出一个无声的笑容。在这个时候，他的面部表情完全改变了。他的眉目舒展开来，嘴角上弯，似乎罩在他脸上的一层透明的硬壳化解了，整个面部的线条都变得柔和起来。然而，这种表情转瞬即逝，笑容一去，脸上阴云重新密合，又恢复了常态。
因此，那段时期，我一直觉得不知为什么他总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特别是由于我和他有一次直接的谈话，更加强了我的这种看法。
那是在夏衍因潘汉年事件去京接受审查，决定留文化部任副部长不再回上海之后，正好荒煤来沪。夏公来信要我就我今后工作去向的问题去和他商量。当时我的心情极为惶恐不安。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第一次接受审查就涉入如此严重的“反革命”案件，并且由张春桥这样的人物亲自找我谈话，要我交代揭发有关潘汉年的一切反革命活动。他不容我分辩一句。而我又实在没有什么可交代的。我所受到的压力非常大。正处于这种不知所措的困境中的我，自然希望有一个人能为我指点迷津。当然我也非常想从他那里知道夏公当时的真实处境。虽然夏公已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但他毕竟是去接受审查的呀！
荒煤六十年代于香山
夏公既然不回来了，那我究竟到哪里工作为好呢？我是绝不愿意留在张春桥领导下的市委文艺部，可是去哪里呢？我满心惶恐却找不到一位可信赖的长辈去倾诉。荒煤的到来，对我来说真是及时雨。我满怀希望地跑去看他。然而，这次见面使我好失望！见了面，他一如既往，点点头让我坐下，连个笑容都没有，更别说主动问我什么了。我满肚子的话全都烟消云散，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他当时和我讲过什么，我一句也记不起了。我只记得当时在他面前如坐针毡，心里只盘算着如何告辞出来。
出门之后，我好不懊恼，原是不该跑来的呀，自己本来就跟他不那么熟悉，怎么向他来讨主意呢？！真是多此一举。
这件事我至今未和夏公、荒煤讲过，很可能荒煤早就把这件小事忘了，可在我心中留下难忘的印象。
我重新认识荒煤、改变对他的看法是在1978年之后。其实，他并不是一个我所认为的那种对一切都无动于衷的“冷面人”。他本质上是个书生，是个性格内向感情丰富纤细的书生。
这种看法的改变出自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在我与他的接触机会增多，摆脱了某种上下级关系的拘束之后，对他的了解深入了。另外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原因是，1978年他重新拿起笔，开始进行中断了三十多年的文学创作，写出了一系列动人的散文。在散文中他打开了自己封闭已久的内心世界，回顾过去，审视现实，让人看到了一个充满人情味的荒煤。
应该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企图从根本上灭绝人性的运动。非常有趣的是，许多人（当然不是所有的人）在经历过几遭灭顶的灾难之后，突然幡然觉悟，实行了自我解放。他们既挣脱了长期以来环境加诸自己的种种压抑人性的清规戒律，也解除了为了自我保护而进行的自我约束，显现出自身的本色。荒煤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1979年写的怀念齐燕铭的文章《不能忘却的纪念》中讲到了类似的意思，但他讲得委婉有致，而不像我这样直截了当。他说：
真正了解一位老同志是不容易的。因为他们经历过革命的风雨锻炼和考验，原来性格中的某些东西已经被掩盖了，只能在一些特定的场合下才又重新显露出来。仅仅在一般常见的工作情况下，不容易发现他灵魂深处的东西。只有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似乎由于偶然的机遇，一种潜藏在灵魂深处的火花突然爆发出来，涌现出激情、痛苦、真诚甚至天真的东西，也就是说，在这闪现的火花中，突然显现出性格上本质的光辉。
他说的是齐燕铭，其实这也是一段自我写照。
第二部分 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冰心印象第19节 书生荒煤（2）
我第一次发现这种变化是1978年我在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见到他的时候。那时他刚刚就任所长，我则是在经历了“文革”之后第一次到北京。一见面彼此就兴奋地讲起共同熟悉的同志的近况。他还极力怂恿我立即去看那天正好来社科院办公的周扬。这时我发现他与过去判若两人，好像蜕下了那层硬壳后，人变得轻松自如了。从此我在他面前也像在某些熟悉的前辈面前那样无拘无束。在某些问题上遇有看法不同的时候，我也会直言不讳地和他进行争论，有时讲话甚至没轻没重。比如，他在文学所工作时，和后来他从文化部退下来之后，他仍对电影事业恋恋不舍、念念不忘。按照我们一般人的看法，人退下来就该撒手了，有意见可以写文章表达。因此，我就常以开玩笑的方式有意地激将他说：您何必“单相思”，让人觉得您恋栈。他虽面孔微红地申斥我：瞎说！却也并不恼怒。
我真觉得他阴差阳错地回到文学岗位上来对他是一大幸事。他的所长原本在于文学创作，而不是行政管理。从他发表头几篇悼念文章开始，我就觉得他不愧为一位散文高手，搁笔三十年后文字未见滞涩。他的悼念文章不像有些文学新手那样毫无节制地一味悲天恸地地哭号。在他的文章中固然也流露出哀伤之情，但他更善于通过一些富于表现力的细节进行抒情，显示了作者细致的观察力、精确的记忆，和细腻的感情。特别是怀念齐燕铭的那篇《不能忘却的纪念》，是写书生挨整遭难的一个精品，读来不但令人回想起那个可怕的年代而心悸，为之心酸，而且读到某些段落还会让人发出感叹的苦笑。在此我再引录两段。
（1964年）有一天，文化部党组务虚，研究究竟为什么犯错误，犯了什么错误，有的同志有不同意见，另一位同志则侃侃而谈，说他早已预料到会犯严重错误……燕铭突然站了起来，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