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的那些人和事-第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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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不仅是最早将我引入中国古典文学的第一人，而且是最早将我引入外国文学领域的引路人。从冰心的作品我迷上了泰戈尔。《园丁集》、《飞鸟集》、《吉檀迦利》、《二十天问》……冰心翻译的或其他作家翻译的，凡是能找到的，我都狼吞虎咽、生吞活剥地诵读。
我的文学启蒙就是这样开始的。冰心的作品及她“推荐”的这些中外古典诗歌是撒在我心中的第一批文学种子。当时，它们培养了我阅读文学作品的兴趣。并从中得到了极大的乐趣。以后，当我开始拿起笔来的时候，我更发现，它们带给我的不止于此，原来，冰心等前辈的文章的境界，一直是我不自觉中暗暗追求的榜样。尽管浅陋如我无从望其项背，但是在她文章中，透过那优美而从容的文字，所显示出来的清纯之美——一种没有诅咒、只有祝福的精神境界，始终使我钦慕不已。她的颂歌来自真情实感，全无半点矫饰与做作，我觉得可以用“自然天成”四个字来形容。美与自然的统一，我以为正是散文的最高境界。这种境界，决定于作家的宏大精微的文化教养、淡泊无为的心志，而这些，是我等飞扬浮躁之辈毕生追求也无从达到的。
尽管我如此仰慕冰心前辈，但在1985年之前却始终未得机缘一见。我更不敢无端打搅。近几年来，随着自己年龄的逐渐老大，盼能一见的愿望愈益增强。1984年岁末在京参加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的时候，我就冒昧地提出了拜望她老人家的要求，并得到了允诺。
不巧的是，就在约定日期的前两天，我因感冒发高热住进了医院。客中生病，固然是苦事，然而更令我懊丧的，是又错过了见她的机会。出医院后，沈宁觉察到我的情绪，安慰我说：“冰心阿姨也住进了医院，爸爸一定会去探望她，你不是还可以和我们一起去吗？”果然，大会闭幕后的一天，夏衍同志提出了他要去北京医院看望他的“老大姐”。
虽然我没有见到过冰心，但是对于“老大姐”、“小老弟”的称呼，我从夏衍同志口中、文章中已经听得熟悉了，他还曾发表过一篇题为《赞颂我的老大姐》的文章。他们二位同庚，都出生在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世纪最初的一年，但冰心生日比他早二十五天，因此他尊称她为“老大姐”。而冰心除他之外，还有一位小老弟，那就是小他们四岁的巴金同志。
冯牧和荒煤在冰心家里。看，三位老人笑得多么开心。
我们一行三人进入病房的时候，冰心正在接受静脉滴注，动作很受限制。她见到“小老弟”和沈宁，当然很高兴。沈宁将陌生的我介绍给她。她记起我要见她的事了，望着我说：“知道你病了，我本来想让人给你送一束花，后来听说你已经出医院了。”我连忙道谢，她又用她那又轻又柔的声音说：“你的集子（指《净化人的心灵》）我看过了。”虽然我很愿知道她的意见，但是我没敢问。平时似乎不算太胆怯的我，这时可能由于病房中的那种静谧的气氛，由于躺在病榻上的她那样安详的态度把我震慑住了。长时间的静脉滴注是老年人最难承受的事，那种不舒服的姿势常会引起接受静脉滴注者的诉苦抱怨，而她似乎全不在意，依然安详自若。于是，我像是怕碰碎了什么似的作不得声。
两位老人安闲地聊着天，谈到刚刚闭幕的大会，谈到住在楼上的周扬同志的近况，谈到也住在楼上的冰心前辈的老伴吴文藻先生。冰心说：“我不让他知道我也住进来了，免得他着急。”她调皮地微笑了一下：“其实我就住在他楼下，孩子们楼上楼下两边照顾哩！”两人同时住院，对于常人来说，是令人烦躁的事，她却显得如此的豁达。
逐渐地，两位老人的话题就集中到他们共同喜爱的猫的身上去了。过去，我只知道夏衍同志爱猫，我们背后常常窃笑他见猫则喜，失猫则忧、则怒，在供应困难的时候，他总是要千方百计地弄到一点猪肝或者鱼饵来款待他的那只黄猫。那些天，夏衍同志最钟爱的一只老猫“淞淞”刚刚走失，一谈及猫，就引发了他痛心疾首的情绪，他十分懊恼地说：“它们一跑出去谈恋爱就不要家了。”冰心立即郑重向他介绍经验：“你要给它们做手术嘛！不然我的猫也早就逃走了。”夏衍同志忙不迭地摆摆手说：“不行，不行，怎么能让猫当太监呢？！那太不讲‘猫道主义’了！”大家都被他们二位的话引笑了。
花香氤氲，笑语轻盈，谈病，谈论人，谈小动物，我恍惚觉得此景此情似曾相识——猛然记起冰心当年发自慰冰湖畔与沙穰青山疗养院的病中书信，特别想到其中用到的“臣门如市，臣心如水”两句话。此情此景不正合着“如市”与“如水”的统一么？在如市的环境中始终保持如水的心境，这是她一生为人为文的根本所在。我觉得我从来没有像此时此刻如此真切地理解过她老人家。人与文的浑然一致，现实的人与想象中的人如此契合无间，这使我感到莫大的欣慰，因为以前我曾多次经历过识得庐山真面目之后所产生的“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失望了。
仅此一面，我已觉快慰终生，没想到此后接二连三又得再见她老人家的机会。同年10月底，我因事到京，茹志鹃同志约我同去她家看望。我当然高兴有再见她老人家的机会，但是，想到吴文藻先生逝世才过周月，未免有些犹疑踌躇，因为我不知她在此人生大劫面前感情波动到什么程度，而我与她熟悉的程度又不足以对她进行劝慰。在茹志鹃同志的相邀下，我还是去了。
11月初的天气，还没有到大学宿舍开始生火的时间，房间里一派清冷之气——一进门我就想到了宗璞前不久发表的那篇写教授宿舍取暖难得改善的小说，解决取暖可真是保护老人的重要问题啊！——棉衣已经上身的冰心前辈微笑相迎。我忐忑不安的心放下了一半。我首先表达了自己对于吴先生去世的哀悼之情。冰心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激动，仍然安详平和一如既往地说：“生老病死，人不可免。早几年我们已经有所准备，立好遗嘱。这样事到临头，就不会手忙脚乱，按照事先的决定去办就是。文藻遗嘱要求不开追悼会，也不搞与遗体告别，我尊重他的愿望。火化那天我自己也没有去。”她也许看到了我们问询的目光，回答说：“我行动不便，如果去了，叫孩子们顾哪一头呢？是料理丧事呢？还是照顾我？我不但那天没去，这次他昏迷住进医院之后，我也只去看了一次。孩子们日夜陪病人，已经够辛苦了，我不能再增加他们的负担。”她顿了一下：“而且，那个情况，去看又怎么样呢？不如别去破坏他留在我记忆中的形象。”
在人生这样巨大的变故面前，还能继续保持为他人着想的宁静，这在感情上需要何等的自我克制！只听她仍缓缓地讲下去：
“那天杨静仁同志一定要去，我在电话里和他说：我已经决定不去了。可是如果你去，我就非得去陪你不可，你看你是去呢还是不去？这样他才作罢。我觉得真正的悼念并不表现在这种形式上。文藻去世后，来家里吊唁的人也不少。有位文藻的女研究生，进门就号啕大哭。我没有哭。我对她说：我知道你对老师很有感情，你很难过，但是你这样哭，是叫我安慰你呢？还是你来安慰我？她就停下来。”
我感到一种肃然。当然，不能想象号啕大恸哭得像泪人儿一样的冰心——那也就不是冰心了。但是，我不知道人竟能以这样平静通达的态度对待自己最亲近的人的死亡。这不仅需要坚强的意志力，而且需要对于死亡具有透彻的理解。这种平静，不是绝情，倒是至情的表现——将生离死别的痛苦紧紧压在心底，用不着表现给别人看，因为那是不容亵渎的。于是，我又记起她在六十年前写下的一段话：“生、老、病、死，原是人生很重大而又不能避免的事，无论怎样高贵伟大的人，对此切己的事，也丝毫无能为力。这时节只能将自己当作第三者，旁立静听着造化的安排。”没有对于那庄严而又不可避免的生死不已的循环的深刻理解，是绝不可能达到这一点的。
我们又表达了对于吴先生将自己的储蓄捐给他所在学校作为民族学研究生奖学金基金一举的崇敬之情。她说：“我们对各自的遗物作各自的处理，谁也没和谁商量过，谁也没看过谁的遗嘱。他的遗嘱还是在他病危之后才打开的。我也有我的遗物处理办法。”她环指了一圈客厅四周的书柜及墙上的字画：“凡是题名送我的书和画，我全部捐献给我的‘小老弟’（指巴金同志）倡办的中国现代文学资料馆。”她又看看茹志鹃同志和我，说：“包括你们送的书。”
随着她手指所点之处，我注意到了悬于身后沙发上方的梁启超为她所写的一副对联：“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海岳梦中飞。”
这副对联使我顿悟。梁启超老人具有何等的慧眼，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就道破了这位年轻女作家的胸襟与见识。在白云苍狗的世事变幻之中心终不为之所动，胸中自有海岳常在，对于冰心的品格，没有比这副对联概括得更好的了。
生与死是人生的大限，古语有：千古艰难惟一死。这当然指的是非常时期对于忠臣孝子的考验，其实，平常时期的人们又何尝能例外。能够坦然地迎接人的最后大限，从容地跨过这一关的人也并不多。我们不是曾经见到过这样的人：他们平时满口
1991年3月30日，冰心大姐与夏衍在北京图书馆展厅门前亲切握手。
豪言壮语，以铁铮铮的硬汉自诩，但是在意外事件或突发病痛面前，却失去了起码的自我控制的力量，变得仓皇失措，表现出各种丑态，让人觉得可悯又可憎。而从不以大智大勇自居的冰心，却能如此平静地面对亲人的死亡，毫不避讳地谈论自己的身后事，没有半点畏葸与恐惧。这倒才是一个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在那纤小的身躯内我觉得不仅有一股浩然之气，而且有一股威严的力量，也许可以用貌似柔弱、实则刚强八个字来形容她吧。
那一天，她谈锋甚健，还向我们谈到了她最近在看的书。一位八十六岁高龄的人，读书之多之快简直让人惊讶。她谈论到最近几位十分活跃的作家的新作，并且一一有所评论。特别是谈到了她“用一天一晚的时间读了她同庚小老弟刚刚出版的回忆录《懒寻旧梦录》。”她望着我们说：“这是第一本写我们那个时代的回忆录，我读起来觉得特别有意思。”这本回忆录长达六百五十页，只用一天一晚的时间就读完了，我都觉得难以想象。那一天，她还极有兴致地让我们进入她平时读书写作的处所——卧室，向我们介绍了她心爱的猫：那只我们从照片上见到过的有着长长的白毛的猫。我们进去的时候，它正在冰心的书桌上往返踱步，并且不耐烦地喵喵大叫。冰心极其慈爱地拍着它告诉我们：“它每天下午三点钟就跳上书桌来讨鱼干吃，不给不走，我在写文章它也不走，有时把我的稿纸都抓烂了。”
这次谈话意趣盎然，但是，由于她那关于生与死的议论塞满了我的心间，把我的心装得满满的，使得其他任什么东西都再也装不进去了。
1986年2月底我又去京开会，去看望夏衍同志时，向他讲起上次与冰心的见面，并且告诉他，我真想就冰心所谈生与死的问题写一篇小文章。他听过之后，豪兴又起，他说我再带你去看一次冰心，可能对你写文章有帮助，上午他忙着打发沈宁与我去买冰心喜欢吃的一种蛋糕，下午午休起来，他就率领着我们进行从城东北到城西南斜穿过大半个北京的“远征”了。
老大姐在意外的惊喜中接待了小老弟。
在那温煦的冬尽春来的午后，两位曾经在中国文坛领过一代风骚的老人，轻松地谈今论古——上次在这个客厅中进行的那种严肃的话题谈不起来了，两位老人的两个爱女吴青和沈宁却非常活跃，特别是吴青不断向夏衍同志提出她作为区人民代表在检察工作中接触到的一些社会问题，整个的气氛显得那么和谐而愉快。那头花尾巴白猫又不时来往逡巡其间，更增加了一份温暖的感觉。这两位老人，一位卷入革命的漩涡中整整六十年，一位终生奉行着爱的原则，经历各有不同，性格也有差异，但是他们在为人处世的原则上却有着共同之处。正在那几天，我刚读过周明同志所写的记冰心同志的文章《生命从八十岁开始》。周明同志提供了冰心作为座右铭并经常录赠给年轻朋友们的一段话：“夫君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