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75-清代衙门图说(选载)-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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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日出，内衙宅门即州县官休憩的官邸要传头梆，打点七下，寓意是“为君难为臣不易”。头梆是衙门准备上班的信号，这时，前衙守大门的衙役要请内衙用转筒将大门钥匙递出来，打开大门，书吏衙役到衙门报到，听候点名，称为“应卯”。到了早晨，掌印的主官起床，内衙要打第二梆，打点五下，寓意是“臣事君以忠”，书吏们此时要点卯上班，并将当天长官要处理的各种文件送到签押房（州县衙门中掌管钱谷刑名等事务的机构），同时将前一天长官签发的公文分派给各房去办。值日的书吏要将自己的姓名及接办稿件填写在号簿上以备核查。内衙传第三梆时，打点三下，寓意是“清慎勤”，这时长官走出内衙，书吏、衙役肃立，长官进入签押房，一天的工作正式开始。
中午有休息时间。下午在申时（15～17时）打点七下。日落时传二梆，打点五下，表示一天的工作结束，此时书吏要将各房的签套收回，全部送到签押房。如果长官要“加班”，听其自行处理。如果长官坐大堂，另传头、二、三梆。
夜里治安防范十分严格，带班的要查点上宿衙役，重点查收仓库、监狱。一切正常后，门子将大门、二门、宅门锁上，禁止所有人进出往来。如果遇有紧要文檄，更夫打更，整夜更鼓分明。
《清代衙门图说》 第一部分京官“站山子”
州县“衙参”与京官“站山子”
“衙参”是府州县佐杂官员参见长官的礼节和仪式，通常在长官上任等重要日期才举行衙参礼。博览群书的宋朝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说“此礼之起，不知何时”，他在举出唐代岑参为虢州长史时所作的《衙郡守还》一诗后，肯定这一礼仪由来已久。诗中说：“世事何反复，一身难可料。头白翻折腰，还家私自笑。所嗟无产业，妻子嫌不调。五斗米留人，东溪忆垂钓。”他还以韩愈诗中“如今便别官长去，直到新年衙日来”一句为证，怀疑唐朝官员每月有两天举行衙参礼。据洪迈考证，宋朝监司、郡守初次上任，要接受官吏参谒，直到申时僚属还没有离开，胥吏们则排着队站在阶庭下，通报名片以求进见，叫做“衙”，当然，幸运的人被留了下来，而其他人没有留用，这种情况要长达三天之久。颇像重新录用胥吏的考试。
宋朝有讲古礼的风气，据清朝人俞樾的考证，朝参唱喏就源于东晋江左王氏。一次，支道林进入江东拜见王子又兄弟回来，有人问他的感受，他回答说：“见一群白项乌，但闻唤哑哑声。”俞樾认为，这就是今人所说的“唱喏”。到了明朝，人们已不知唱喏为何事了。至于清朝人，京官只在本衙门时才用驺唱，即传呼开道，行于道路则不再驺唱；而外官又完全是另一番气派，主官行路，传呼甚盛。
《清稗类钞》记载清代州县衙参，颇有趣味，有好事者将其分段编戏：
一曰乌合，二曰蝇聚，三曰鹊噪，四曰鹄立。
这是讲县丞、主簿、训导、教谕、典史、巡检等官员，都是八九品乃至不入流的官，“出身”也各有不同，因此如乌合之众，赶在黎明前像蚊蝇一样聚到县衙里，吵吵嚷嚷，如同鸦聒鹊噪。随着堂上梆发炮响，各自像“鹄立”一样站好，这就是俗称的“小站班”，如同百官上朝一样。
五曰鹤警，六曰凫趋，七曰鱼贯，八曰鹭伏。
二梆敲过后，堂鼓一阵紧似一阵，官员们像鹤受了惊吓一样抖擞精神，然后像鸭子一样摇摇摆摆，似游鱼般首尾相接，一起上堂去参见县太爷。鹭鸟高大瘦削，颈项和足都很长，因为这些佐杂官吏们见主官时不用行大礼，因而动作像“鹭伏”一样。
九曰蛙坐，十曰猿献，十一曰鸭听，十二曰狐疑。
参见主官后，县太爷赐坐，但为表示恭敬，不能挺起腰板坐直身子，必须像青蛙一样，有点前倾，因而称为“蛙坐”。随后的献茶仪式，谢茶时必须躬身起立，因此像长猿一般。随后听县太爷训话，像鸭子听雷，不知所以然，所以称“狐疑”。
十三曰蟹行，十四曰鸦飞，十五曰虎威，十六曰狼餐，十七曰牛眠，十八曰蚁梦。
衙参结束，各人退出时，既不能慢也不能快，关键是脚步要稳，这就叫“蟹行”；到了大门外，完全不在县太爷的视野里，一点儿没有拘束，如“鸦飞”一般；临上轿子时还要大耍“虎威”，唤轿夫，骂跟班，一路威风回家去，赶紧饱餐一顿，有的还要补上一觉，做一个“蚂蚁缘槐夸大国”的美梦。
与州县衙参相映成趣的，是京官的“站山子”仪式。据《郎潜纪闻初笔》记载：
太和殿丹墀下设有品级山，上面刻着从正一品至九品的官阶，按照文左武右的方位，合正一品、从一品直到正九品、从九品计算，恰好四行，为数三十六。凡遇皇帝升殿时，科道官要站立山旁，纠正队列是否整齐，称之为站山子。京官戏称站山子科道为天罡星（共36颗），举其数以相嘲。
《清代衙门图说》 第一部分造福莫如州县
衙门说人
官要虚心，总能发伏厘奸，须祝我得情勿喜；
民宜安分，若到违条犯法，可怜汝无路求生。
这是清代湖北鄂城县衙大堂的一副题联，表达了知县的职责与民众的义务。作为百姓的“父母官”，州县官通常也是一般民众所能见到的最大的官，但州县官几乎又是品级最低的，以至有“七品芝麻官”之称。事繁责重，位卑言轻，责任与地位的极不相称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
州县治，天下无不治
造福莫如州县
清代人经常说，州县官才是真正的治民之官，而他们的上司，以及上司的上司，包括知府、道台、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都是“治官之官”。晚清的方大湜（ｓｈí）在《平平言》中说道：“兴利除弊，不特藩臬道府能说不能行，即督抚亦仅托空言，惟州县则实见诸行事，故造福莫如州县。”
清朝皇帝对州县官在整个国家行政系统中的重要地位，有清楚的认识。雍正帝把州县官看作“吏治之始基”，他形象地比喻说：“全省吏治，如作室然。督、抚，其栋梁也。司、道，其垣墉也。州、县，其基址也。书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夫所以固邦本者在吏治，而吏治之本在州县。苟州县之品行不端，犹基不立，则室不固，庸有济乎！”他还多次强调：“县令乃亲民之官，最为紧要。得其人，则一县之事无有不理。不得其人，则一县之事必多废弛。盖以县令于百里之内，民事可以周知，若果实心办理，则古人所谓无一夫不获其所者，乃力所能为，非空文也。”有作为的封疆大吏都很看重做官是否由州县官起家。林则徐为江苏巡抚时，经常对僚属说：“吾恨不从牧令出身，事事由实践。”曾国藩总督两江时也说：“做官当从州县做起，才立得住脚。”
就州县官的职责而言，包括司法、税收、治安、教育、公共工程、邮驿、风俗礼仪、社会福利等方方面面。乾隆时官修的《清朝通典》将其职责概括为：知州“掌一州之政治，以县之地大而事繁者升而置之，所统辖一如县制”；知县“掌一县之政令，平赋役、听治讼、兴教化、厉风俗，凡养老、祀神、贡士、读法，皆躬亲厥职而勤理之”。清朝同以往一样，每县设知县一人。据《光绪会典》等书记载，全国总计有1342个县，因此全国有1342个县太爷。品级比县高，职能完全相同的还有厅、州，全国共有78个厅，129个州。厅的长官是同知或通判，分别是正五品、正六品。州的长官知州为从五品。
清代继承了以往王朝的做法，依照户口数目、赋税数额、地理位置及事务繁简、民风强弱等要素，将州县划分为若干等级。由于州县等级的不同，在官员的设置、品秩和任用方式等方面也有差别。自雍正六年（1728）始，清廷采纳广西巡抚金（ｈóｎɡ）的建议，将各省道、府、同知、通判、州、县官缺，分别按照冲、繁、疲、难四字标准，划分为简、中、要、最要四等。“冲”是地方冲要，“繁”是事务繁重，“疲”是指民性疲玩，“难”是指民风强悍难治。凡属于冲、繁、疲、难四字均占者为最要缺，如江苏苏州府为最要缺，苏州府所属的吴、长洲、元和三县均为四字县。占据三字者，如直隶正定县占冲、繁、难，为要缺。占据二字者，如直隶盐山县占繁、难二字，为中缺。仅占一字或四字皆不占者，如直隶庆云县，为简缺。一般说来，最要缺、要缺和中缺为题缺、调缺，简缺为留缺、选缺。如果地方大员认为某个县应该升降等级，必须上报中央核准批复。
州县官的任用有一整套法定程序，各类缺位空出时，分别按不同方式任命。题缺空出时，由该省督抚在应升、应调官员中题补；调缺空出时，由督抚在本省现任官员中拣调；留缺空出时，准许督抚在分发本省候补人员中任用；选缺空出时，先由各省督抚任命合格人员署理，然后再由吏部确定有关人员前往接替。督抚委任调缺、题缺、留缺人员，均为署理，报请吏部批准后方为实缺。
根据任职地方的不同，清代又将地方府州县缺大体划分为两类，即在内地任职的“腹缺”和在边远地区任职的“边缺”。在内地任职，五年无过失，按例即可升迁。而在两广等地任职“烟瘴缺”、云贵川等地任职“苗疆缺”，只要三年没有过失，即按例升迁。此外，江苏上海、浙江海宁、广东东莞等“沿海缺”，山东德州等“沿河缺”，其任职升迁视同“边缺”。
尽管州县官缺实行分类管理，吏部也要求按章程办事，但大权实际操在督抚手中，因而那些热中升迁的官员，一味逢迎上司，以求速化，视官如传舍，不但谈不上吏治民生，背后还隐藏着跑官卖官的巨大黑幕。
《清代衙门图说》 第一部分“大挑八仙”以貌取人
“大挑八仙”，以貌取人
州县官的出身主要有两类，一是“正途”，即常规途径，包括进士、举人、贡生（经国子监培养）、荫生（恩荫、难荫及特荫）；另一类是“异途”，即非常规途径，包括吏员、生员、捐纳、军功等。
清代知县的“出身”确实关乎吏治好坏。瞿同祖在《清代地方政府》一书中，根据乾隆十年的《缙绅全书》统计，知州中监生（在国子监就读，包括恩监、荫监、例监等）所占比重最大，达278％，进士229％，举人139％；知县中进士446％，举人223％，监生127％。另一位学者徐炳宪没有统计比例，但他根据自乾隆二年恩科始，到光绪三十年甲辰科止，统计出进士除授知县的总计有4871名。这说明“正途”出身尤其是进士、举人选任州县官的占了多数。清代官场有这样的谚语：
要为名高点翰林，主事也可显才能。
发财最好当知县，惟有中书最冷清。
这则谚语是说中进士后士人的几种出路，很显然，在朝为翰林，外放做知县是最好的选择。尽管士人皆知“发财最好当知县”，但比较而言，科举出身的官员，秉持道德操守，兼有济世救民情怀，因而不会出大格。相反，捐官出身的知县，就是为发财而来。
一则笔记记载说，山阴人蒋渊如对知县一缺垂涎已久，但苦于捐官的钱太多，于是和他的几个友好唐文卿、陈柏生、王平斋、吕少川在一起商量，大家凑钱捐官。并按照出钱多少确定缺位。他们还约定，蒋做县令，唐做刑名师爷，陈做钱粮师爷，王做管钱漕的家丁，吕做门稿。并商定将所有收入放到一起，按照出资多少分配。几个人随即签字画押，歃血盟誓。几个月后，蒋果真得到一个县令的缺位，而且是一个肥缺，其他几个人遂跟随蒋某人一同上任。按照以前的约定，蒋每日高坐堂上，对唐、陈待以师爷的礼节，而将王、吕二人视为仆役一般，王、吕也欣然接受，毫无怨言。五个人通过舞文弄法，每年敛取不义之财多达二十多万两。三年考绩，蒋尽管因贪被革职，但已与其他四人满载而归。
举人授知县的分为拣选（以应升之员选补）和大挑两种。由于举人多年甚至十几年不得州县实缺，乾隆时期开始实行大挑之法，每六年举行一次，由三科不中的举人参加，十人取五，一等用知县，二等用学正、教谕等官。
据《清稗类钞》记载，大挑时有一套办法，仪式也很郑重。一般由皇帝指派王大臣任大挑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