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75-清代衙门图说(选载)-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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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接这些建筑，通常另有几处房屋、院落，供主官平时治事、会客及幕宾、门丁居住之用，但没有一定规制。（参见张伟仁：《清季地方司法——陈天锡先生访问记》，载《食货月刊》第六卷。）
很多州县衙门都毁于明清鼎革之际，大约康熙中叶，陆续重新建造完毕，而在偏远省份，直到乾隆时期，仍有不少衙门是租民房办公的。据《采风类记》记载，江南州县衙门多在明末毁掉，如长洲县衙，直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才予以重建，先建大堂，随后建吏役皂房。昆山县衙顺治二年毁于兵燹，县官僦居民房，相沿二十余载，直到康熙六年开始兴建，后又增建谯楼、仪门、甬道，中为戒石亭、正堂、穿堂、后堂、内衙。康熙十年，重建尊贤堂，及东廊吏员房舍50间。
《清代衙门图说》 第一部分官何以不修衙？
官何以不修衙？
尽管衙门是国家的象征，士民观瞻之所系，但清代州县衙门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富丽堂皇，相反，大多数简陋不堪，以至广泛流传着“官不修衙”的说法。原因何在？一个原因是风水理论，官员们普遍认为，衙门建筑讲风水，前人是请了堪舆家“相地”之后建造的，后人不能随意改动，改动则不利于官。另一个原因是，修衙门就会靡费钱粮，轻则官声不好，重则容易造成亏空。《钦颁州县事宜》第一条“到任”中讲到，州县官初次上任，最应该崇尚节俭，而只有那些俗吏才以到任为荣，将衙门重新修饰一新，轿、伞等重新置办，所有陈设，务求华丽。一切装饰完毕后，长官扬扬入署，快意当前，不知此举已种下他日祸患。因此，一名称职的新官，在到任之前，一定要禁止修衙，话还要说得斩钉截铁，使得吏胥不敢借机派累民间。这就是说，如果官员上任伊始，就修缮衙门，往往与朝廷所倡导的节俭美德相背离，所谓“先声狼藉，民口难防”，官员往往会因此落得坏名声。“官不修衙”的第三个原因是地方官任期短，流动性大，俗话说“官不修衙，客不修店”，“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这些谚语特别适用于清朝。清代州县官大多数不能终其一任，即使能够任满而迁，至多也不过三五年，衙门修得再好，也不能跟随官员搬走。相反，新官上任却愿意捐钱捐物大修寺庙，然后刻碑留名，以“永垂不朽”。
以上种种，仅是“官不修衙”的表面原因，而背后的最主要原因是地方财政根本没有这项支出，要修衙必须官员自己掏腰包。乾隆四十八年（1783），陕甘总督李侍尧在分析“官不修衙”的原因时，可谓一语中的，他说官员之所以将衙署视同传舍，甚至朽坏不堪，也不愿去修，是因为“人情各顾其私”。这句话，道出了“官不修衙”的真实原因所在。因为在雍正帝实行耗羡归公以前，地方官通过加征赋税来弥补办公经费的不足，实行耗羡归公以后，养廉银实际包含了薪金补贴及地方杂项支出两部分，因此清政府不希望在养廉银之外另拨款项修缮衙署，只允许州县衙门动用闲款，但必须在三年之内从其养廉银中坐扣。其中省级衙署修缮，因其养廉银丰厚，仍不许动用闲款。而这项规定之所以难以落实，就在于养廉银的受益人是官员个人而非衙门集体。在道德操守好的官员那里，能够拿出一部分用于公共事务，而在“各顾其私”的普遍情态下，官员们往往将养廉银全部视为己有，岂能拿出来修缮衙署！
有的省份试图将修缮衙署的费用固定化，列入地方财政支出，但被否决。乾隆十七年，云南巡抚爱必达就以该省督、抚、学政、藩、臬、粮、盐及迤西道各衙署地处边隅，山高风烈，需要经常修葺为名，奏请将四年前经督抚议定，并经户部核准列入章程的修缮费用固定下来，这一方案的关键之处是按照衙署的大小，每年发给固定银两：督抚衙门每年支银800两，藩司600两，臬司400两，粮、盐二道各240两，迤西道及学政各200两，迤东道向无衙署，照迤西道例，年给200两。但乾隆帝认为爱必达的要求超出常理之外，因为衙署小有渗漏，应该随时修补，绝不可能每年必须修葺，而修葺工费也有多有少，如果成为定例，按年支给，就成了一项固定支出，难保地方官不以此作为额外进项。因此裁定乾隆十三年以前的用项，免其造册报部；已定章程之后的，必须据实核查报销，不得按年支领。
“官不修衙”带来的弊病是衙门规制不完善，为官吏舞弊提供了方便。州县官与百姓最近，所有大小案件，无不始于州县衙门，也无不终于州县衙门。按照州县衙署独具匠心的设计，六房书吏的办公场所，通常在大堂的两侧，这种设计是为了便于州县官监视书吏。但直到乾隆初年，各州县衙署的六房多有倾圮，州县官也不修葺，致使书吏栖身无所，往往抱着卷牍，在自己家里办公，每当遇到急需调阅的案件，原案档册是否保存，完全由书吏的一张嘴说了算。中间隐匿、抽换等弊端，更是不可枚举。乾隆帝为此下令各省督抚，检查所属州县内，如六房屋宇没有修造的，立即按照原有基址，如式建造，将所有案牍慎密收藏，否则从重治罪；如果本官失察，一并议处。修造的费用，由督抚藩司在本省公用银两内估价给发。尽管这是一项好的措施，但效果并不理想，因而直到乾隆三十年，各省州县衙署，仍多数倾圮。
《清代衙门图说》 第一部分监狱的等级待遇
监狱的等级待遇
完整的衙署还包括监狱，它是执行国家制裁职能的重要工具。清朝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衙署都设置了监狱。中央一级的监狱主要是刑部狱，它在刑部堂官主管下由提牢厅具体管理，设主事、司狱等官。清初刑部仅有监狱一所，雍正年间又添建一所，两所监狱一南一北，故称为“南监”、“北监”。刑部狱主要拘禁外省和京师死囚及现审重犯。通常来说，无论是刑部监狱，还是地方各地的监狱，多分为内监和外监，强盗及斩绞重犯关押在内监，军流以下轻罪犯人关押在外监。关押女犯的地方称为女监。如刑部女监设在北监，另外，官犯也大多羁押在北监。内外监之间，通常用墙垣加以阻隔。另据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记载，秋审结案的犯人关在北监，现审没有结案的人犯关在南监。每月初二、十六两天是犯人家属探视日，但仅限于已经审结的案犯，而未判决的人犯不允许其亲属探视。当然，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每当有人犯刚押到刑部，门皂、禁卒为捞取好处，互相照应，在未经定案以前，听任亲友往来看视，因而通信串供等事可谓司空见惯，为此，清廷多次申禁刑部，但效果甚微。
京城还有几个“特别监狱”，如步军统领衙门监狱、内务府审刑司监狱、宗人府“空房”等。各省的省级监狱由主管一省刑名的按察使司衙门掌管，省监与府、厅监狱一样，各设司狱一人专管。州的监狱由吏目、县的监狱由典史管理狱政。据清初监狱设置尚不完善时期的统计，全国有各类监狱二千余处。就规模大小而言，省、府、首县的监狱都比较大，羁押的犯人也比较多。自乾隆三十三年（1768）后，各省的官犯都一律关押在按察使司的司监里。
清代监狱继承以前的办法，高筑墙垣并栽植荆棘，并在狱门上刻画狴犴（ｂì’àｎ），因狴犴形状似虎，故习称监狱为“虎头牢”、“虎头大牢”。监狱大门内都建有狱神庙，有的称为狱神祠、萧王殿、狱神堂等，以供狱官狱卒和囚徒人犯拜祭，囚徒希望狱神保佑他获得公正、公平的判决，早日超脱羁押之苦；狱卒则希望狱神在冥冥之中庇护监狱平安无事。狱神庙的题联也很有意涵：
尔违条犯律，罪有应得；
吾发奸敗缤局阜怠！ �
清代从雍正时期就开始编定具有法律效力的《提牢条例》，以供各监狱及法司部门执行，各方面的制度也逐渐完善。如天子脚下的刑部监狱，凡在禁囚犯，规定每天给食米一升，冬天给絮衣一件，夜给灯油。乾隆四十年前后，刑部监狱共有11处，每一处通连五间，上方悬设油灯三盏，有禁卒四名，坐更昼夜看守。
人们俗称监狱为“黑狱”，实际是指监狱内的黑暗和腐败。康熙五十一年（1712），桐城派的创始人方苞，因为给戴名世的《南山集》写序被打入刑部监狱，后来他写了一篇《狱中杂记》，揭露了康熙时期监狱的种种黑幕。当时的刑部监狱条件很差，每天都有三四人死于狱中，而往年多的时候每天都会死十几个人。狱中有四个老监号，关押的人经常是二百多人，天黑前要上锁，因而夜里大小便都在监舍。由于卫生条件差，一到春天，许多人都得了传染病。按照监狱的管理规定，天大亮时才开门，漫漫长夜，生者与死者接踵并卧，因而传染的人很多。
狱卒们为了捞取好处，只要有犯人进了刑部监狱，不问有没有罪，一律先戴上刑具投到条件最差的老监去，让犯人痛苦得无法忍受，就会出钱取保候审，这时再把他们安置在外面条件好的监舍。但这只是敲诈犯人的第一步，安置到外面后，狱卒再根据他们的家庭财产状况确定必须出多少钱。拿到这些钱以后，官与吏按比例分成。那些中等以上的家庭都竭尽全力取保，条件差一些的也必须出钱设法把犯人转移到监外板屋里，并脱去刑具。大概从里监转到外监，就要花费几十两银子。只有那些极为贫困，无依无靠的人，才戴着刑具，“为标准以警其余”。重情犯人因为出了钱，安置在条件好些的外面板屋，而犯轻罪及没有罪的证人却要在条件最差的里监遭受惩罚，因而死的往往都是这些人。按照规定，凡是官员犯罪，一律居住在外面的板屋。最后的结果是，贫困的人囚在条件最差的老监，而大盗却住在条件较好的板屋。
《清代衙门图说》 第一部分衙门里的另类文化
衙门里的另类文化
戒石铭及衙门“官箴”
在府州县衙门大堂的南面，有一个石坊，里面有一个碑，上面刻着16个大字：
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这就是沿用近千年之久的《戒石铭》，又称“天语亭”。这16个字，不但字面简括不遗，而且手笔也出自非凡。根据赵翼的考证，在衙门里立戒石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商周时期，当时将官刑刻于石碑上，用来警示那些执掌权柄的人，不得徇私枉法。唐玄宗为规诫各州刺史，为他们题写五言古诗一首，作为座右铭，共20句100字，告诫官员视民如子，廉洁奉公。五代时，后蜀国主孟昶重写了四言体韵文的戒石辞，共24句96字。宋朝建立后，宋太宗以24句文字过多，从里面抽出4句16个字，遂成为历代相沿的《戒石铭》。据说，宋太宗亲自书写这16个字后，令全国各州县勒石立碑。后来，著名书法家黄庭坚又将这16个字重新书写，颁行天下。多少岁月风尘，《戒石铭》也成为衙门文化的重要象征。当然，警示的效果也遭到怀疑，因此有人在四句下各添四个字，变成了对衙门的讥讽：
尔俸尔禄只是不足，民膏民脂转吃转肥。
下民易虐来的便著，上天难欺他又怎知。
据郎瑛《七修类稿》记载，宋高宗命将黄庭坚所书刻铭座右，明朝时大多立于甬道。而浙中各衙署另有四句：
天有昭鉴，国有明法。尔畏尔谨，以中刑罚。
几千年形成的衙门文化，的确承载了上自天子下至普通民众的最高期许。如清代扬州府衙门的暖阁、天花板都漆成朱色，地板上铺着篾席，意思是坐这暖阁的主官办事要凭良心，否则便要“天诛地灭”，这是何等严厉的警惕。在清代各衙署的大堂，多书“清慎勤”三字作为匾额，据说由来颇久。据《三国志·李通传》注引王隐《晋书》记载：李绪之子李秉很有才干，曾任官泰州刺史。他过去陪伴司马懿时，有三位长吏来见，辞行时司马懿对他们说：“为官长应当做到清、慎、勤。具有这三种修养，还用担心治理不好自己管辖的地方吗？”三人同时表示遵照训示去做。司马懿又问：“必不得已要有所取舍的话，这三者哪个最重要？”有人回答：“清为本。”李秉回答说：“清、慎之道，相须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