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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节

1110-白日薄西山-第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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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北军中侯史弼的弹劾。孝桓皇帝出于对胞弟的袒护,没有理睬史弼。但刘悝却受不了,干脆谋起反来。司法部门在控制了局面以后,请求天子废除勃海王。天子作了折中,下诏贬为瘿陶王,地盘小得只有一个县。    
    瘿陶王受不了穷罪,千方百计地交通关节,谋求复国。人托人,关系一直找到王常侍身上。王常侍很爽快,问他愿出多少钱?瘿陶王说五千万够不够?王常侍便拍了胸脯。永康元年,孝桓皇帝驾崩之前,又想起了这个弟弟,诏令复国。于是刘悝不打算付钱了,因为他已从有关线索得知,自己的复国,完全出于哥哥的怜悯,并非王甫之力。王常侍等不到这笔巨款,感到自己被人耍了,怄了一口恶气。经过他的暗中调查,明白了勃海王通过中常侍郑飒、中黄门黄腾打听到复国的原因,并将一笔数目少得多的钱,送给了这二位同事。    
    段校尉照办就是。十月,收捕郑飒等人下北寺狱,由尚书令廉忠上书天子,报告他们的罪行是“谋立刘悝,大逆不道。”这是天子最嫉恨的事,于是诏书下达到刘悝所在的州郡,冀州刺史奉诏并在王常侍的授意下,收拷刘悝,一直逼得他感到惟有一死才能脱离苦海,毅然自杀方才罢休。勃海王妃妾十一人、子女七十人、伎女二十四人及傅、相等属官,皆死于郡狱。王常侍等十二人封为列侯。    
    郑飒第二次进北寺狱了,他感慨万千,因为这一次,居然是被上次将自己从北寺狱中救出来的人关进去的。他知道,这次就别想出来了。    
    文姬,蔡议郎心爱的独生女儿,每天早晨,她都要在父亲的指导下,练习琴曲。她知道,父亲不仅是帝国最负盛名的文学家,也是最负盛名的琴家。父亲的《琴赋》为人广泛传诵,父亲的《琴论》是开辟性的琴学著作。父亲能从别人的琴声中听出人性中最微妙的地方。有一次,父亲应邀去邻居家里吃饭,走至门口,父亲听到屋里传出琴声。父亲听了,掉头便回。过了一会儿,邻居过来,问父亲为何这么久还不过去。父亲说:“我听出,阁下的琴声中透出了杀机。”主人大为叹服地说:“蔡君高明,适才我鼓琴之际,见一螳螂正在捕蝉,我心耸然,故而琴声有异。”她知道,父亲如此高妙的琴学修养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道德的深刻体验,一是与自然的浑然默契。父亲一向很超脱,这可能由于蔡氏家族世传黄老道家的哲学。父亲的琴声,让她听到高山流水、鸟鸣猿啼、风花雪月、渔樵问答,听到君子高洁的情操和对生民的同情与关注。    
    不过,这些天来,她从父亲的琴声里听出了忧患和焦虑。前天夜里,父亲弹了整整一夜的琴,中间,琴弦断了一次。早上她告诉父亲,断的是第二根弦。父亲笑笑,说她只不过是偶然说中罢了。今天,父亲一大早就到庭院中弹琴,她在房里听出是孔子传授的《文王操》,这个曲子中,贯穿着一段沉痛而又坚决的旋律和一个重涩的顿音,表达了周文王的道德境界和政治志向。父亲弹着弹着,有些失态,老是重复这个顿音。终于,琴弦又一次地拨断,随之而来的是父亲的一声长叹。    
    “父亲,这是第四根弦!”文姬走出来,对父亲说。    
    “看来,这一次你不是偶然得之。”蔡邕对这个继承了自己所有灵性和才气的女儿说道。    
    “女儿从父亲的琴里,听出父亲正为国事担忧。”    
    蔡邕苦笑,未作回答。    
    


第三章 风雨如晦风雨如晦(3)

    蔡邕每天都去东观,那是帝国的皇家图书馆。他和一帮学者从事着两个研究项目:校勘五经和诸子百家典籍,编撰《后汉记》。这个《后汉记》是本朝的国史。他的同事有卢植、杨赐、韩说、张训、马日磾等人,这是他们最胜任和最愉快的工作,也是令他们伤感的工作,他们总觉得:这是在为帝国结账。    
    最近,天子经常召他进宫,原因是,天子喜好辞赋和鼓琴。    
    天子的这两个爱好,几乎与孝桓皇帝如出一辙。当初,孝桓皇帝也曾征召自己从家乡陈留速至京师,请教琴学。他走到半路,就上书称病而回。回去后,他写了一篇《述行赋》。在赋前的序中,他说明了原因:    
    延熹二年,秋,霖雨逾月。是时,梁冀新诛,而徐璜、左五侯,擅贵于其处。又起显明苑于城西,人徒冻饿,不得其命者甚众。白马令李云以直死,鸿胪陈君以救云抵罪。璜以余能琴,自朝廷敕陈留郡守遣余。到偃师,己病,不得前,得归。    
    现在,他已在朝为官,再没有办法称病了。不过,几次进宫,他对天子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天子的智力,绝对在一般人之上。他对修辞和琴韵的领悟,来自于先天的聪慧。不过,天子似乎到此为止了,因为他总是浸淫于技巧的表现,因而天子的辞赋和琴声,总是透出浮华和浅滑。蔡邕知道,这一方面是天子的年龄尚轻,对人生的体察不深;另一方面,天子一直缺乏一位让他敬畏的老师,为他讲授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圣贤之道,因而缺乏人格的修养。进而他又发现,天子在政治上同样如此。天子对政事,往往能够领悟其中曲折,读大臣们的上疏,常常发出感慨之声。可天子缺乏的是决断能力,他把这个权力,交给了中常侍们。原因和前两件事的一样。蔡邕还发现,天子对自己的态度,有别于其他大臣,因为天子向自己学习的,是天子最感兴趣的东西,爱屋及乌,君臣关系中,夹杂了师生的友情。有时,天子在学琴之余,向自己咨询一些朝政。当然,蔡邕每次回答得相当谨慎,他对天子缺乏信心,而且,中常侍们常常不离左右。但是,他意识到:应该利用这个机会,渐渐地对天子加以引导,何况,自己的职务本来就是参议朝政的议郎。    
    蔡邕觉得自己已经深深地卷入了朝政,无法超脱,忧患也悄悄地包围了自己。    
    延熹四年(175),蔡邕和同事们校勘五经的工作告一段落,他们发现,帝国的学术存在着很大的症结。帝国自孝文皇帝诏收天下书籍,抢救秦火余烬;孝武皇帝听从董仲舒更化之策,独尊儒术以来,《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博士渐得确立,帝国的各级教育体系和文官储备体系渐得完善。不过,帝国以五经试用文官,有一件麻烦事一直没有解决,那就是《五经》没有定本。    
    大汉立国之初,先王典籍多从秦代存活下来,从能背诵和传授全文的学者口中抢救出来,因为秦帝国的挟书令至为严厉,简册化为飞灰。可是,记忆力因人而异,加之方言、人老牙缺等等原因,记录下来的文本自然有出入。帝国一心恢复文教,胸怀又至大至厚,因此往往一部经典,因文本的不同,并立数家博士,俱为学官。至孝宣皇帝朝,五经各有三家博士,这些博士所传经典,皆用帝国通行的隶书写成,故称今文经学。出于学术和仕途的考虑,各家博士不仅严格门户,而且相互争论,都说自己的文本出自圣人亲裁。孝宣皇帝没有办法,干脆让大家到石渠阁开会,并且亲自来作决断。除了开会,就是组织学者到皇家图书馆,将收罗到的各种经典文本互相比较,取长补短,搞出一个官方的定本,作为考试的依据。    
    孝成皇帝河平三年,诏光禄大夫刘向等人校订皇家图书。刘向又让小儿子刘歆协助自己的工作。父子俩领着一帮学者一干就是二十年。刘向病死后,孝哀皇帝让刘歆继续主持。这个刘向父子在校书时,发现图书馆里藏有许多秦帝国没有烧毁的简册,当中有五经的文本。这些本子用先秦的文字——六国古文写成,有些经典或传记甚至是学官的文本中所不具备的。刘歆经过调查,得知这些本子有的来自民间的进献,有的来自考古发现,其中的一些,已经由先朝学者与今文典籍作过比较。刘歆来了兴趣,他开始校勘,最后,他相信这些古文的文本要比今文的文本可靠得多,于是他提出将古文也立为学官。在与博士官们辩论之后,刘歆失败了,因为他太幼稚了,仅仅将经学看成了一个学术问题。帝国已经有这么多人靠经学吃饭,不能再容忍别人来抢饭碗了。再则,古文的文本尚未得到全部系统地整理,研究和传授系统没有确立,古文又为秦李斯统一小篆前的六国书体,识者寥寥。更重要的是,帝国确立经学的目的,本不专为学术,而是树立帝国的政教大纲,因此,经典的文本是否与圣人接近是一回事,而对经典的解释、宣传和活学活用则是更重要的事。帝国所立学官,皆有一套能够指导现实政治之术,甚至以《禹贡》治理黄河,以《洪范》察知天变,以《春秋》判决案件,以《诗三百》当作谏书。这种庸俗化的应用,在帝国拨乱反正、创设文教的过程中,却极具生命力。而古文经典,则缺乏这种功能。    
    可是刘歆还是把一个麻烦给惹下了。    
    世祖光武皇帝光复汉室以来,今文经学的门派分得更细,争斗也愈烈,但作为官学,它的思想渐渐不能适应朝政与社会结构的变化,开始僵化。一些士大夫在民间整理和传授古文经,解释古文经,甚至编出了识别和解释古文经的字典。这个学派呈现出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不太注重从经典中发挥出实用的微言大义,而是注重学术化的考订文献、训诂章句。二是更加复古,特别注重发掘经典中属于周代封建宗法和礼乐文化的内涵。这一点具有特别的价值,因为本朝中央皇室的权力渐趋薄弱,而士大夫往往靠着世世传习经学而充当帝国公卿;同时,他们还靠着宗法制度聚族而居,组织起一种新型的充满活力的庄园经济,形成左右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世族或者豪强。在他们的心目中,现实中的帝国君主和郡县制统一国家的地位,渐渐让给了儒学的理想和宗族门第。征辟和察举的途径,也受他们的影响。因此,门第道德、名节、博学,就成了他们的标榜。从这个意义上讲,党锢事件,尽管是大是大非之争,也未尝不暗含了一点中央皇权和地方士族势力之间争斗的意味。而大汉消亡后至隋唐间三百多年的历史,正是士族统治天下的时代,此间,古文经学却被立为学官。总之,古文经学到这个时候,似乎开始适应起时代的需要了。    
    世祖皇帝本人出身士族,他有喜好古文经的倾向。肃宗孝明皇帝同样如此。因此,自世祖皇帝朝,就有人要求立古文经为学官。不过,他们都遭到了刘歆的下场。孝章皇帝朝曾以扶植微学的名义,诏选天下高材生进京学习古文经。但古文经未能争得学官。学术会议在本朝也开了好几次,最著名的一次是孝章皇帝建初四年(79)的白虎观经学大会。今古文的重要派别都有代表参加,争吵的结果,仍以今文为主流,但古文经的一些内容也被吸收。今古文经学各自内部的相互分歧,使得经典的文本更加复杂。本朝的太学生员大大超过前朝,他们都希望考试的经文符合自己学派的文本。加之他们不太愿意专守一家之说,兼通并学,因而在试卷中杂引诸家的观点。因此,帝国不得不组织人力校订厘正经文。蔡邕他们的校勘,已是第四次大规模的行动了。    
    其实,蔡邕和卢植等同事们都通古文,但作为官方经学的定本,他们仍决定用今文经典作底本。他们一起给天子上书,要求公布定本,天子欣然同意了。这时,中官李巡对天子说:有    
    的博士为了弟子在试场中争高下,竟然贿赂皇家的写经手,改动官本简册上的文字,吻合于他们的私家传本。这引起了大家的重视。最后,想出了一个办法,由蔡议郎亲自用隶书写定经文,刊刻于石碑之上,立于太学。    
    这一年的三月,四十八块高一丈、宽四尺,正反面都刻有文字的石经矗立在太学讲堂前的东侧。计有《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五经及《春秋公羊传》、《论语》。蔡议郎一手好字,端庄浑厚中不乏清逸之气。一时间,京师和从外地赶来观看、摹写的人众,络绎不绝,车马相继,填塞街陌。    
    蔡邕觉得,重新强调帝国的学术和礼乐制度,可能会再次树立帝国的威望,引导天子把握国家的大体,认识国家的大政,或者,会保存帝国最有价值的东西。也许,大汉帝国这朵绚丽的花已经凋谢了,但这朵花结下的种子,却已经成活、生长、壮大,成为一棵根深蒂固的大树,那就是合理的文教制度。今后可能会有无数个帝国相继出现,但只不过是这棵大树上的花开花落罢了。    
    石经的树立,给蔡邕带来了一点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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