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第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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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我并不拥有一上午的时间（你们的主任要求我自己限定时间，最多十五分钟———‘最多’是他的原话），我将说出我想说的话，而省却一步步的推理，省却历史的证据；你们作为学生和学者，本来有权利要求我进行推理并给出证据。　　　　
　　　　“如果我有更多的时间，那我想说：文本研究，本来具有人文研究的活生生的气息，而人文研究，我们可以更加准确地称之为历史运动，或者，人文运动。但是，不久之后，文本研究的活生生的气息就被吹灭了。从那以后，在文本研究的历史上，人们作过一次次的努力，想恢复那种活力，但是徒劳。　　　　
　　　　“文本研究赖以创立的文本是《圣经》。文本研究的专家们把自己看成奴仆，努力去恢复《圣经》的真正教义，具体而言，就是耶稣的真正教义。他们用来描述自己工作性质的词语是再现或复活。你第一次读《新约》时，会面对面地见到已经升天而又复活的基督，他不再因为罩着学者的注释和评论的面纱而模糊不清。正是怀着这个目的，学者们自学多种语言，首先是希腊语，然后是希伯来语，然后（晚近）是近东的其他语言。文本研究首先意味着恢复真正的文本，然后意味着对那种文本进行忠实的翻译。忠实的翻译被证明与忠实的解释密不可分，正如忠实的解释被证明与忠实的理解密不可分；我们要理解的是历史文化的基础，文本就来自那样的基础。就这样，语言研究、文献研究（解释方面的研究）、文化研究和历史研究———所有这些研究构成了所谓的人文学科的核心———它们渐渐地相互结合起来了。　　　　
　　　　“你们可能会义正词严地问，这一系列研究都是专门用来恢复救世主的原话的，那么，为什么要把它们叫做人文研究呢？事实证明，问这个问题，正如同问：为什么人文学科的繁荣只在十五世纪，而不在此前的数百年里？　　　　
　　　　“答案跟一个历史事件关系很大：康斯坦丁堡没落并最终被洗劫，有学问的拜占庭人纷纷逃往意大利。（考虑到你们主任提出的十五分钟规则，我将跳过一些内容，如关于加伦的内容，他曾被誉为‘活着的亚里士多德’；如中世纪西方基督教世界中的其他希腊哲学家；如在传播这些哲学家的学说中，属于阿拉伯帝国的西班牙所起的作用。）　　　　
　　　　“‘哪怕希腊人来送礼，我也惧怕他们。’从东方来的人们带来了一些礼物，这些礼物不仅包括希腊语的语法，还包括古希腊作家的作品。这些基督教产生之前的作品很诱人。只有通过潜心研究这些作品，学者们才能完全掌握希腊语，并进而研究希腊语的《新约》。后来，人们把对这些作品的研究称为‘古典研究’；正如人们可以预料到的，这种研究马上就有了自己的目的。　　　　
　　　　“还有：古典研究之所以能成为正当的研究，不仅是因为语言学上的依据，而且是因为哲学上的依据。耶稣被派遣来拯救人类。辩论由此展开。他从何种状态下把人类拯救出来？当然是从无法拯救的状态。可是，对处于无法拯救状态中的人类，我们知道什么？古代作品的记录覆盖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只有这样的记录才是实实在在的。因此，为了掌握拯救的意义———我们必须通过研究古典作品，来从事人文研究。　　　　
　　　　“到此，我做出了一份简短而又粗略的陈述；我们从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圣经》研究和古希腊罗马作品研究渐渐地结合在了一起，两者之间从来没有过对抗。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文本研究，以及那些从属于文本研究的学科，渐渐地被列入了‘人文学科’这个范畴。　　　　
　　　　“关于历史，就讲这么多吧。你们私下里可能会觉得，你们来自各种不同的学科，很难分类；那么，今天上午，作为人文学科即将毕业的学生，你们为什么会发现自己被集合在了同一个屋顶下？对此，我也不再多讲。现在，我要用仅剩的几分钟，告诉你们：尽管你们对我这么慷慨，但我为什么不属于你们中的一员，而且没有什么安慰的话可以带给你们？　　　　
　　　　“我想说的是：很久以前，你们就已经迷路了，也许是早在五百年前吧。这场运动是由少数几个人发起的；我觉得，你们在这场运动中所代表的，是可悲的尾巴。那些人的目的是要找到‘真言’，至少在开始时，他们曾受到这一目的的激励。那时，他们把这‘真言’理解为‘救言’；现在，我也是这么理解的。　　　　
　　　　“这‘真言’不可能在古典作品中找到，不管你把古典理解成荷马、索福克勒斯，还是理解成荷马、莎士比亚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个比我们现在更加幸福的时代里，人们可能会自欺欺人地认为，古典作品给他们提供了教义和生活方式。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已经相当绝望地认定：研究古典本身可能会提供生活方式；如果不是生活方式，至少是谋生方式；如果事实证明，这种研究不可能有任何正面的好处，那么，至少，不会有人宣称，它有什么坏处。　　　　
　　　　“但是，在第一代文本研究的学者心底，有一个动机；我们不可能轻易地使这个动机偏离他们认准的目标。我属于天主教，而不属于改革派；但是，我拥护马丁·路德。当他从终极标准判定，他的同事戴西德留斯·伊拉斯谟尽管才高八斗，但已经被诱惑去研究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而那些问题是没有意义的时，他就不再理睬伊拉斯谟。很长时间以来，‘人文学科’一直处于垂死状态；而现在，在公元第二个千年的末尾，这些学科真的到了临终之时。我想说，它们死后，我们将面临更大的痛苦；因为，导致它们死亡的是理性、机械理性这个怪物，而正是这些学科自己奉这个怪物为王，把它认作全宇宙中首要的、推动其他的原则。不过，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咱们改天再谈吧。”　　　　
　　　　


第五课第五课　　非洲的人文学科（3）

　　　　3　　　　
　　　　布兰奇的演讲就这样结束了，她听到比较多的不是掌声，而是话音，这声音来自第一排座位，像是由于迷惑不解而发出的低声怨言。当天的活动继续进行。应届毕业生们一个个被叫上去领取他们的名册；毕业典礼以一场正式的游行结束，布兰奇穿着红色的外套，也参加了游行。其时，伊丽莎白得了一阵子的空闲，她在宾客中间乱转，碰到有人唧唧喳喳聊天，她就在旁边听着。　　　　
　　　　整个典礼时间很长，而且乱糟糟的；而现在，唧唧喳喳的聊天成了典礼的主要内容了。只是在休息室里，伊丽莎白才听见有人具体谈到布兰奇的演讲。有一个高个子男人，礼服的袖子上装饰着貂皮，正热情地跟一个穿着黑衣的女人说话。“她以为她是谁啊，”他说，“利用这种场合来教训我们！一个来自祖鲁兰的边远地区的女修道士———她对人文学科知道什么？这帮顽固的天主教———普世教会主义到底怎么了？”　　　　
　　　　她是个客人———这所大学的客人，她姐姐的客人，也是这个国家的客人。如果这些人要生气，就让他们生吧；那是他们的权利。她不想介入。让布兰奇自个儿去跟人斗吧。　　　　
　　　　可是，事实证明，不介入并不比介入轻松。正式午餐已经准备好，她在被邀之列。当她在自己的位子上坐下来时，她发现自己正好挨着那个高个子男人。这时，那男人已经脱掉了他那套中世纪风格的礼服。她没有一点胃口，觉得肚子里有东西在搅动；她宁愿回到宾馆里，躺下来；不过，她还是强忍着。“让我自我介绍吧，”她说，“我叫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布里吉特姐姐是我的姐姐，我是说，亲姐姐。”　　　　
　　　　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她能看得出来，自己的名字对那个男人来说没有任何意义。那个男人面前放着座签，上面写着他自己的名字：彼得·葛德文教授。　　　　
　　　　“我猜想，您是在这儿教书吧，”她继续说道，“您教什么课？”　　　　
　　　　“我教文学，英国文学。”　　　　
　　　　“我姐姐刚才说的话肯定相当于什么都没说。好了，别管她。她有点像把战斧，就这样。她喜欢争斗。”　　　　
　　　　布兰奇，布里吉特姐姐，那把战斧，此时正坐在同一张桌子的另外一头，正专心致志地在跟人聊天，所以听不见他们说话。　　　　
　　　　“这是一个安全的时代，”葛德文答道，“您不能把时针拨回去，也不能谴责一个机构，说它随着时间而变动。”　　　　
　　　　“您说的机构是指大学吗？”　　　　
　　　　“是的，大学；不过，具体是指人文学科，这些学科依然是所有大学的核心。”　　　　
　　　　人文学科是大学的核心。她可能是身在其外而不知道这一点；但是，假如有人要她说出，今天大学的核心———核心课程———是什么；她会说，是挣钱。从维多利亚省的墨尔本市来看，情况就是这样；假如她知道约翰内斯堡的情况也是如此，她不会感到惊讶。　　　　
　　　　“不过，我姐姐刚才真的说你应该把时针往回拨？难道她没有说到某种更加有趣、更加有挑战意味的东西———在人文研究中，有些东西从一开始就被误解了。把希望和期望放在人文学科上，但它们可能永远得不到实现，所以这种做法有问题？我不是非得跟她保持一致，不过，在我看来，她所争辩的就是这个。”　　　　
　　　　“对人类进行彻底研究的是人类自己，”葛德文教授说，“而人类的本性是堕落。甚至令姐都会同意我的这一看法。不过，这不应该阻碍我们努力提高自己。令姐想让我们放弃人类，回到上帝那儿。当我说把时针往回拨时，我的意思就是这个。她想要倒退到文艺复兴之前的时代，倒退到她所说的人文主义运动之前，甚至回到十二世纪启蒙运动之前。她想要我们重新陷入基督教的宿命论，这种宿命论属于我所说的‘低等的中世纪’。”　　　　
　　　　“我了解我姐姐。当我想说她身上有宿命论倾向时，我总是犹豫不决。不过，您应该亲自跟她聊一聊，把您的观点摆出来。”　　　　
　　　　葛德文教授忙于吃沙拉。一阵沉默。坐在伊丽莎白对面的，是那个黑衣女人，她以为那是葛德文的太太；此时，黑衣女人冲她笑了笑。“刚才我听您说您叫伊丽莎白·科斯特洛？”那女人问道，“难道是作家伊丽莎白·科斯特洛？”　　　　
　　　　“是的，我是写东西的，写作是我谋生的手段。”　　　　
　　　　“您是‘布里吉特姐姐’的妹妹。”　　　　
　　　　“是的。不过，‘布里吉特姐姐’有许多姐妹。我只是她血缘上的妹妹。其他姐妹都是精神上的，所以更真诚。”　　　　
　　　　伊丽莎白本想把话说得轻松些，但这似乎惹恼了葛德文太太。也许正是因此，布兰奇激怒了这儿的人们：她不恰当地用到了诸如“精神”和“上帝”这样的词，用在不属于它们的地方。她虽然不信教，不过，在这件事上，她觉得，自己愿意跟布兰奇站在一起。　　　　
　　　　葛德文太太正在跟她丈夫说话，像是在向她丈夫炫耀着什么。“亲爱的，伊丽莎白·科斯特洛是一位作家，”她说。　　　　
　　　　“哦，是嘛，”葛德文教授说道。不过，伊丽莎白的名字并没有引发他的兴趣。　　　　
　　　　“我丈夫生活在十八世纪，”葛德文太太说道。　　　　
　　　　“啊，是啊，好啊。理性时代。”　　　　
　　　　“我相信，今天，我们用一种相当简单的目光，去看那个历史时期，是看不清楚的，”葛德文教授说。他似乎想要说下去，但没有继续。　　　　
　　　　跟葛德文夫妇的交谈越来越没劲。伊丽莎白转向右边的人，但那人正全神贯注地关注着别处。　　　　
　　　　“当我是个学生时，”她重新转向葛德文夫妇说，“那已经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左右了。我们读了许多D。　H。　劳伦斯的书。当然，我们也读古典作品，不过，我们真正的精力并没有花在古典作品上。D。　H。　劳伦斯和T。　S。　艾略特———我们专心阅读的是这类作家。也许还有十八世纪的布莱克。也许还有莎士比亚，因为我们都知道莎士比亚超越了他的时代。劳伦斯之所以吸引我们，是因为他给我们许诺了一种拯救的方式。他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崇拜黑暗的神明，遵循他们的规章，那么，我们就会得到拯救。我们相信劳伦斯。根据他提供的线索，我们走出去，竭尽全力地崇拜黑暗的神明。嗨，对神明的崇拜并没有拯救我们。现在，当我回顾时，我要把劳伦斯叫做‘伪预言家’。　　　　
　　　　“我想说的是，作为学生，我们曾在那些真实的读物中，寻找指导，困惑中的指导。在劳伦斯身上，或者在艾略特身上，早期的艾略特身上，我们找到了指导。这些指导可能各种各样，但都是关于我们人类如何生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