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82-2049,相信中国-第7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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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的基础、工作需求和价值体现机会，人们按照社会的需求和自己的能力，并遵守政府的平衡制度来应答各种需求，目的就是实现自己的价值，从而得到回报。
1903年12月17日，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基蒂霍克？奥维尔和威尔伯？莱特兄弟第一次成功地进行了人类动力飞行，尽管这架飞机仅仅飞行了几十秒，但毕竟这一步已经成功地迈出了。刚开始美国的媒体还没有认识到它的价值，甚至拒绝报道，但这丝毫不影响美国信任民间的聪明才智，他们可以自由地将自己的时间、财富和智慧投入到他们的理想或是别的愚蠢的想法去，政府不加干涉；美国也相信科学家的言论，不指导他们该说是或不是，尽管他们并不总是正确的，甚至有时粗鲁地阻止了革命性东西的诞生。这就是美国，你可以自由地支配自己的一切，条件是你的能力要能支持你的成功，否则就得接受失败的惩罚，它给你的忠告只有一句：你的价值自己实现，你的失败自己品尝。
在人类社会中，人们需要两种基本的能力：一个是朴实的劳动，这需要按部就班地完成每天的任务；另一个是创新能力，因为社会的升级需要不断地提高效率，而这显然来源于对资源的高效利用和空间的不断拓展。人类的社会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是一个网络模式和金字塔模式同时存在的系统，各个国家既是独立的也是相互联系的。在人类历史中，各个文明竞相成为金字塔的塔尖部分，这意味着它们掌控了巨大的财富、知识和更优势的发展能力。
在国家统治与管理这个命题中，底层社会拥有丰富的创新能力往往也意味着对统治者权利的考验，因为人的创新能力，需要在相对宽容的环境中施展，不但包含对单纯技术的创新，也包含对思想的思考，因而这对政府的体制而言是一种考验，这是一种矛盾。在世界历史中，像大清帝国、俄罗斯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这样的大帝国几乎统治了当时世界的大部分，然而后来引领世界的确是偏居欧洲一角的欧洲小国，这是因为在大帝国中国家更注重内部的统治稳定，创新能力相对滞后；相反，在这些欧洲小国中，彼此的竞争要相对大于对内部稳定的要求，国家必须保持经常的创新能力才能拥有竞争优势。自1421年开始的航海时代更加剧了这种要求，并且这还带来一个非常有利的后果，就是在向外开拓中既带来了巨额的掠夺财富也占有了辽阔的土地，这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结果就是他们不但赢得了对庞大帝国的优势，也赢得了世界。
当政府将信任留给人们自己时，往往获得的是异常丰富的回报，同时也带来对政府的权利制约。如美国的专利制度就是美国从一个农业大国到一个工业与技术大国的关键因素，同时，欧洲宽松的环境也造就了民主革命的爆发，导致多少皇族王室崩溃。但只要政府在这种矛盾中保持一个有效的平衡，也同样能保持国家的繁荣，如欧洲、美洲在二战后基本保持了几十年的和平，这在欧洲以往的历史中是几乎难以想像的。同时，欧洲也同北美一样成为财富、和平和强大的代名词。
在对个人的环境中，信任的社会也并不意味着周围的人都是伯乐或是天才，更多的人只是默默无闻地在为生活而工作，但最重要的就是无论是谁，只要你有天才的能力，你总能找到机会，而在监控的社会，越格的行为往往很早就被扼杀掉了，无论你是天才还是魔鬼。
所谓的天才，也许首先就是我们邻家那个不值得一提的家伙或者我们班级里学习平庸的人——如果不是他上了报纸，我们早就把他给忘了。如爱因斯坦的童年成绩可是丝毫不能让人认为他是一个天才，他的母亲就经常为他那不怎么好的成绩而感到担忧。确实，这位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天才和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在年轻的时候甚至还是一个反叛青年。
爱迪生的发明几乎缔造了一个爱迪生时代，这在今天尽人皆知，但在他最初发明电灯的时候很多人就认为他那个想法实在“愚蠢极了”。
法国大作家左拉在上中学时法语考试甚至不及格。
美国科学家、1977年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罗歇？古耶曼有关内啡呔的理论曾被《科学》杂志否定，因为专家们认为那是“病态幻想的产物”。
其实任何社会都存在一种“社会网格”，没有什么绝对监控社会或者信任社会，这两者区别只是程度而已。这种社会网格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常识和所谓的优序良俗，而天才往往违反这些，因此具有创造性的人的这种独立和古怪的行为容易引起其他人的异议，甚至被通俗地骂一句“精神病”。
天才的形成并不都是遗传因素或某种生物特性的功劳，更多的是由于社会环境的培养，这就是为什么有的社会产生的天才要远远多于另一个社会的原因。理想的社会就是一个“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社会，但又绝不是无政府主义的社会，因为动荡的社会并不是一个良好的环境。
人性中明显的自我承认就会导致强烈的自尊心，尤其在逆境中他们的表现就更具挑战性，这能激发他们的创造力。如美国黑人演员悉尼？普瓦蒂耶在成功之前几乎尝遍了辛酸、羞辱和讥讽——一名制片人在演员招聘会上就对他说，“你为什么不去找个洗盘子的工作？”，他温文尔雅地回答说：“不行，因为我已经当过洗盘工。”这样的人还有英格丽？褒曼——未成名前好莱坞的“北欧母牛”，甚至连她的名字都被认为是一个障碍，她谢绝了美容和改名的建议，坚持了自己，结果她成功了。
有人需要熬过考试的失败。还是爱因斯坦，他在参加苏黎世工学院第一次考试时成绩竟然不及格。
有人甚至需要克服身高方面的障碍。1979年，詹皮耶罗？博尼佩尔蒂成为意大利尤文图斯足球俱乐部主席，他在看到马拉多纳的时候就直言不讳地说：“不行，他太矮了，根本不适合在意大利踢球。”
有人需要面对偏见。弗雷德？阿斯泰尔在1933年拍摄他的第一部电影前，需要通过好莱坞制片人和导演的测试，他们说：“他不会表演，不会唱歌，头开始变秃，可以跳跳舞。”但他一旦成为银幕形象，几乎很快就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音乐片明星。
相信中国和平与和谐：中国永远的追求（1）
比较历史大国的兴衰史可以知道，决定能否保持现有国家优势的有几个主要因素：一是能否保持科技创新能力；二是能否具有适应全球化经济的国家经济制度；三是国家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如何；四是在全球政治角逐中合纵连横的能力如何；五是国家如何运用力量——即是消耗在内部矛盾中还是团结对外。从这几个大因素来看，日本、美国等现在一些发达国家与中国相比，他们目前具有的优势还将保持若干年。以日本为例，第一，日本的科研能力世界一流；第二，日本经济发达；第三，日本社会效率很高，甚至比美国的社会效率还要高；第四，日本一直维持着日美同盟关系，没有大的环球威胁；第五，日本社会高度统一，没有力量自耗现象；而相比之下改革中的中国目前还是矛盾重重。
在现代经济中，资本的跨国移动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必然要求和结果，也是跨国公司活动的基础。然而，这就带来另一个问题，跨国公司和国家利益永远是一致的吗？国家利益是自威斯特法利亚体系建立以来国家追求的根本目标，但在边界日益淡化的今天，维持这种利益似乎越来越难了。是改变国家利益的概念还是强化跨国公司的游戏规则，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其实，跨国企业的利益并不仅限于归属它自己的国家，有时企业利益同自己国家的国家利益还是相矛盾的，这就是跨国公司对全球化的贡献和对国家利益的挑战。
跨国公司带来的财富流动是一个具体问题，但却触动了一个根本问题，再强盛的大帝国也受不了财富的长期逆向流动。大清帝国因鸦片贸易带来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失的历史还不很久远，人们还不会忘记。同样，对世界各种思维信息——包括新的统治思想——失去掌握也是一种流失，也许，这更危险。
从中国历史来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似乎已成了一种规律，同样，在民间也有“富不达三代”的说法，那么，这种国家的兴衰或财富的得失是因为人性还是客观规律呢？
打天下的时候，大家都处于这样的气候环境中：即有一个共同的敌人，目标清晰，人力、物力、财务场由这个统一的目标来支配，显然这会形成一种有效的秩序，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个人的私利要服从统一的大目标，个人的得失，甚至财富、生命的完全丧失都被统一认为是必需的贡献。在这种秩序中各部分之间的矛盾不是没有，而是因为共同的需要而被冻结。对职业政治家而言，这是必然，这才是真正的历史必然性；而对许多中下层来说，他们真正关心的是自己的私利何时能得到兑现。假如某位政治家只要求人民为神圣而战，却根本不提及神圣背后的现实利益，那没有人会听从他的召唤。神圣从远古就存在，但利益才是它真正的光环。
所谓的和平，就是大家可以恢复到在法制状态中合法地谋求利益。人什么时候也许都会有一个信仰，但无论什么样的信仰都只是利益的使然——假如上帝不许诺人民的幸福，谁会信仰它？把上帝作为崇拜之神的人就是希望自己幸福，而把撒旦作为崇拜之神的人是希望拥有他那样的魔鬼手段，进而也是利用它来谋取利益，也就是说，本质上，无论崇拜上帝还是撒旦都是一样的。
对某些政治家而言，他是上帝和撒旦的共同崇拜者——不同的是，一个是供奉在他的卧室，一个是高举在他演讲的讲台上。你不信吗？杜鲁门这个基督徒就扔过原子弹。对这点，马基雅维利早在500年前就说得很清楚了，后人也很聪明，说：“读了他的书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这本书藏在枕头下面，然后把他杀了。”
人性如果如此，那么和平是不是就是另一次衰落的开始呢？
观察过历史上各个大帝国的兴衰史，除了前面所提及的，尽管具体的个因不尽相同，但它们似乎还应该谨记——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帝国的衰落都应该节制野心、虚心敛财，似乎如果遵循下面的药方的话，则可以避免帝国的倾覆：
1．合理地支配财富；
2．保持危机存在，但一定要在控制的范围内；
3．有远大的整体目标；
4．不对世界其它国家作过多的干涉。
将帝国财富用于修建庞大、豪华的皇宫，购买奢侈的生活用品等是常见的帝国衰落标志之一。在古罗马帝国，来自遥远的中国的丝绸就是罗马达官显贵们争相购买的东西之一，而这导致罗马帝国财富不断流失；秦帝国的阿房宫则是这个东方帝国危机爆发的原因之一。
当一个帝国足够强大的时候，它往往认为帝国已不存在正面强大的对手了，可以高枕无忧地享受和平。这些大帝国从表面或事实来看，也确实不存在正面的威胁，但这也就意味着帝国不再有一致的敌对目标了。这种状况最终导致的是秩序的瓦解，也就是人们的目标开始分散到各种各样的群体利益中，统治者也就终日开始忙于处理各种矛盾，却忽视了外部新形成的种种危胁。在中国历史上这种情况很常见，如靖康之耻就是其中一例。总结下来，上面那个药方看来是有效的，如要保持危机的存在目的就是要保持秩序的完整性，但这种危机一定要在可控制的范围，否则就是养虎为患。人类还远没有进化到不需要具有强权的统一中央政府，能够自觉地从事社会活动，因而，维持大一统的局面和一个有序的社会组织非常必要。同时，这种危机的存在可以持续地刺激社会各方面的发展，促使财富用于合理的地方。
当社会有了危机的时候，就必须要有一个方向，否则无目标的危机就会演化为来自内部的危机。在法国，拿破仑执掌权力之前，法国是一个危机重重的社会，但自拿破仑将法国的目标清晰地定位在征服欧洲之后，法国则一反被动的地位，一举成为欧洲的新主人。任何一个大帝国都一样，必须要有一个全社会共同前进的方向，否则会导致各利益群体自行其是，造成一种事实上的混乱，这是统治者最为头痛的事。
帝国在达到顶峰后，往往被认为是无与伦比的，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
